南朝萧齐佛教盛行和“四声八病”之创立

佛教传入中国并获得朝廷承认崇信始自汉明帝，亦即相传“白马驮经”的那个年代。佛教到南朝大为盛行，至隋唐极盛。南朝齐高帝萧道成、齐武帝萧赜都笃信佛教，其宗室及士族文人也纷纷推崇，高帝与武帝为弘扬佛教先后修建了建元寺、齐安寺、禅灵寺、集善寺。

唐代著名诗人杜牧面对南朝遗留下来的众多寺庙，曾作《江南春》一诗，既有历史感慨又对朦胧美进行了令人神往的生动描绘。诗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宗室中，以齐武帝第二子竟陵王萧子良信佛尤笃，事佛最勤。他交往名僧甚多，并延请讲席；手书佛经七十一卷，对佛教义理之研究十分重视；劝导士人事佛弃道。《南齐书·萧子良传》中有如下一段记载：“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世颇以为失宰相体。劝人为善，未尝厌倦，以此终致盛名。”以萧子良的显赫政治地位及天下才学之士游集于他门下的文坛影响，用“济济乎，实旷代之盛事也”来评价，当不为过。

上述“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就是当时辨字审音创立四声之说的开端。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可见当时五言诗影响之大，拿建安文学中成就最高的曹植来说，留下的诗作八十多首，其中乐府诗约占一半。五言诗、乐府诗的音乐美都是从所谱曲调中体现出来，单音节的汉字本身是否具有音乐美很难让人们发现。南朝萧齐时代盛行讲经，而佛经均用有音乐性、多音节的梵文写就，因此把它翻译成汉语，也宜讲究一些音乐性，尤其是梵文字母拼注汉字发音，发明反切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偶然因素。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古诗在《诗经》中就早已出现了双声、叠韵与押韵等和谐婉转的音乐美，同样具备了一些必然因素。

永明七年（489），竟陵王萧子良以政坛的政治地位兼文坛的重要影响，组织了一批僧侣及有影响力的文人包括周颙、王融、沈约等在京城进行译经、辨字、审音工作。结果参与者在依据及模拟借转读佛经之声调时，分别发现高低不同的音调，定为平上去三声，再加上入声，于是创立了四声之说。其间，周颙发现单音节的汉字本身就存在着四声，始撰《四声切韵》一书，这一音韵学的重大发现与突破，同时也带来了诗歌创作上新的诗体的重大突破。伴之而来的是沈约在四声的基础上提倡“八病说”，“八病”指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因此，讲究四声八病、对偶用典的“永明体”应运而生，而周颙对四声的贡献尤显。后人把四声归结为四句话：“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用力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

永明初，萧子良在鸡笼山开西邸，招文士，组成以萧衍（齐武帝萧赜的族弟，后为梁武帝）、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八人为核心的“竟陵八友”，其他文士还有周颙、张融、僧孺、虞义、丘国宾、萧文琰、丘令楷、江洪、刘孝标、柳恽、孔休源等人，成为一个阵营坚固的永明文学团体。永明诗创作崇尚“圆美流转”，倾向轻便，追求清丽委婉。其中谢朓成就最为杰出，他的诗作力求平仄和谐，音韵铿锵，对仗严整，词采清丽。不仅备受时人好评，而且受到后来唐代李白与杜甫两位大诗人的赞誉。

由于“八病说”在声律上讲究太过，束缚太甚，以致连沈约本人与谢朓也无法完全做到。比如：

洛阳道

沈约

洛阳大道中，佳丽实无比。

燕裙旁日开，赵带随风靡。

这首诗中的首句第二字“阳”与第五字“中”，都是平声，犯了蜂腰病；第五字“中”与第十五字“开”，都是平声，犯了鹤膝病。

再如：

玉阶怨

谢朓

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

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

这首诗属乐府相和歌辞，沈德潜曾评：“竟是唐人绝句。”按照“八病说”，此诗第五字“帘”与第十五字“衣”，同是平声，犯了鹤膝病。

据上所述，“四声”的创立是中国音韵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并为发展格律诗奠定基础，功不可没；而“八病”则瑕瑜互见，但毕竟瑕不掩瑜，理应择善而从，客观地分清主次，理性对待。“四声八病”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因审字辨音，讲究韵同调合，“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