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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时间:2022-01-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国君以道德教化来治理政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服从和拥护国君。北辰,即北极星;所,处所、位置之意。这段话代表了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思想,意思是说,统治者如果实行德治,群臣百姓就会自动围绕你转。这是强调社会安定,依靠的是以德治国,而非严刑峻法。以“德治”为特征企业文化的建立,保证了企业在各种经济危机面前不退反进。

——《论语·为政》

国君以道德教化来治理政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服从和拥护国君。

北辰,即北极星;所,处所、位置之意。共,同拱,环绕的意思。这段话代表了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思想,意思是说,统治者如果实行德治,群臣百姓就会自动围绕你转。这是强调社会安定,依靠的是以德治国,而非严刑峻法。

孔子学说中“德治”思想十分丰富,并且也很具体。他强调德治于民,德政在于民。《学而》篇明确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道,治理的意思。乘(读shèng),古代用四匹马拉着的兵车。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国,就应当严肃认真、恭恭敬敬地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讲求信用,而不欺愚百姓;节省开支,不奢侈浪费;正确的使用官吏,役使老百姓应该在农闲时间。《八佾》也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孔子说:“居于执政地位的人,不能宽厚待人,行礼的时候不严肃,参加丧礼时也不悲哀,这种情况我怎么能看得下去呢?”倘若为官执政者做不到“礼”所要求的那样,自身的道德修养不够,那这个国家就无法得到治理。在回答仲弓“仁”的具体表现时,孔子把政府官员对百姓应有的态度提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颜渊》)孔子告诫仲弓说:“出门办事如同去接待贵宾,使唤百姓如同去进行重大的祭祀,都要认真严肃。自己不愿意要的,不要强加于别人;做到在诸侯的朝廷上没人怨恨自己;在卿大夫的封地里也没人怨恨自己”。

鲁哀公时期的孔子已经进入了老年,但他对治国道理的思考却达到了智慧的顶峰。其时的政权掌握在季康子手中。季康子,姓季孙名肥,康是他的谥号,鲁哀公时任正卿,是当时政治上最有权势的人。如按礼制要求,季康子不属于良臣,但如从勤于学习、思考,苦心经营政务来说,他也有可称道之处。他在许多事情上,屡次请教孔子,《颜渊》篇记载了很多他们之间的探讨,孔子的“德治”思想也因此得以整理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反对杀人,主张“德政”。这在季康子与孔子的对话中讲得很清楚。

《颜渊》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大意是,草上之风,指风加之于草。偃:仆,倒。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全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的手段?您只要想行善,老百姓也会跟着行善。在位者的品德好比风,在下的人的品德好比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必定跟着倒。”孔子认为,官居上位的人只要善理政事,百姓就不会犯上作乱。《为政》记载: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大意是,季康子问:“要使得民众敬重我、尽忠而努力干活,怎么办?”孔子说:“用庄严的态度来对待他们,那么就会敬重你;你能孝敬,又能慈爱,那么民众就会忠诚;推举善人,而教育那些没有才能的人,那么民众就会努力。”

这个时期哀公也曾问政于孔子的得意门生有若:“遭了饥荒,国家用度困难,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税呢?”哀公说:“现在抽十分之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答了一句千古流传的表达德治理念名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就是说如果百姓的用度够,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怎么又会够呢?只要百姓富足了,国家就不可能贫穷。反之,如果对百姓征收过甚,这种短期行为必将使民不聊生,国家经济也就随之衰退了。这种以“富民”为核心的经济思想一直被后世当权者借鉴。

“德治”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企业经营影响很大,一批富于儒学经营理念的企业家被冠之以“儒商”的雅号。

深受儒学影响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儒学文化圈”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营者,灵活地将儒学中的“贵人”思想与企业管理结合起来,并付诸经济活动实践,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提出了“算盘加《论语》”的管理准则。索尼公司的口号则是:“要让管理工作去适应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管理工作。”在日本享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松下幸之助提出的企业经营是“营造人”,要在“制造松下产品前,先制造松下人。”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思想,调动了日本企业员工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孔子的德治思想越来越被企业家们奉为圭臬,相当多的成功人士纷纷以“半部论语治企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以广东东莞威泰电子有限公司为例。其董事长李文良是在瑞士某大学取得MPA学位的企业家,他曾经是以非常正规的西方企业文化管理公司,在各种细致入微的条规管理下,他公司的效率非但没有上去,自己也累到无法支撑自己的正常工作。后来他以儒家文化治理公司,结果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2007年10名企业经理级以上的管理干部通过中华文化的学习与精益管理的运用,现在只有4名经理管理员工400多人。管理者比以前少了许多,但效率却大大提高,而且李文良也已经完全不用事必躬亲地管理公司。沟通效率的大幅提升,使企业的运营越来越良性,客户对他们的评价也越来越正面。2009年3月通过中华文化的学习,企业管理层认识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毅然取消了所有客户的佣金制度,推行阳光营销工程。当时很多同仁担心企业可能面临倒闭,然而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的销售额仅比2008年微降10%,公司经营利润并没有下降。而且通过中华文化的学习,近三年来公司员工中几乎没有发生偷盗事件,打架、吵架、赌博、抽烟等事件也罕有听闻。员工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风气越来越浓厚。公司员工通过学习中华文化,提倡健康饮食、早起早睡,早读圣贤教诲,每周分享等措施,很多员工的身心健康及家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德治”为特征企业文化的建立,保证了企业在各种经济危机面前不退反进。公司现在以出口家具为主,在欧洲由于信誉卓越,有着极好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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