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与顾炎武的《日知录》等

一、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万里寻兄记》等

黄宗羲(1610—1695),明清之际思想家、文学家。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父尊素为“东林”名士,被魏忠贤及其党徒许显纯陷害,死于酷刑之下。他受遗命从学于刘宗周,学问益进。崇祯即位(1628),他19岁入都讼冤。其时魏忠贤势败,他又具疏请诛阉党曹钦程和李实。在廷审许显纯、崔应元时,他被传对质。他以暗藏的铁锥猛刺许显纯,痛殴并拔了崔的胡须,在其父的神主牌位前设祭。他还杀死谋杀其父的狱卒二人。案结后,他又集结被阉党所害诸人的子弟设祭于狱门,哭声达至禁中。崇祯帝听到哭声,不禁叹道:“忠臣孤子,甚恻朕怀!”他后来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阉党权贵的斗争,几遭残杀。清兵南下,他招募义兵,成立“世忠营”,进行武装抵抗,被鲁王任为左副都御史。明亡后,辗转流亡,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他学问极博,对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以及释佛之书,无不研究。著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

(一)文论

黄宗羲对诗文提出许多理论主张,其中提出了充沛的情感与创作的重要关系。他认为有真挚的充沛的情感就可以写出好的诗文。他说:“故古今来,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随地涌出,便是至文。”(《南雷文定·论文管见》)由此观点出发,他也极力反对明代以来诗文的模拟之风。他说:“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顾其中无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谓刳然无物者也。”这是对明代复古派模拟剿袭的有力批判。

(二)《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启蒙主义思想家,在我国文化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夷待访录》是他著名的论政之作,是一部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的启蒙著作。此书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胥吏》、《奄宦》等21篇,全祖望在其《跋》中说:“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不尽出。”可见他提出了不少激进的政见和法治思想。之所以取“明夷”,是《周易》中有一卦名,该卦六五爻有“箕子之明夷”。《周易正义》解释说:“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于人,暗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显其明智,示明夷之义也。”可见作者有自况殷末箕子向周武王陈《洪范》之意。

《原君》是《明夷待访录》中的开篇之章。作者继承韩愈论文“五原”的“原”体,探究古代君主职分,与当今君主的作为相对比,猛烈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揭露了君主的罪恶在于视天下为一己之私产。指出:“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因此,他认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还坚决反对“以君为主,以天下为客”的主张,而要“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因此,“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这是具有民主倾向的国家学说,是对当时封建君主的公开挑战,议论的大胆、言辞的尖锐激烈,是空前未有的。

《明夷待访录》中还提出了一整套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的社会改革主张。他认为君臣的关系不是主仆盲目服从的关系,应是平等的关系。所以,“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臣》)。在经济方面,他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一反过去流传一千多年的重农轻商的观点,提出农工商“皆本也”的思想,可谓得社会发展之先声。在法律方面,他主张实行“未尝为一己而立”的“天下之法”,以保护人民“各得其私,各得其利”,这种“天下之法”,“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原法》)。他的反君权思想和主张是向封建最高统治者的挑战,向一切封建制度、道德、伦理观念的挑战,极具民主主义的因素,是对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沉重打击,是对儒家文化中“唯君独尊”的“君臣”伦理观和等级制度的否定!故此书在后来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产生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明夷待访录》)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故《明夷待访录》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部启蒙思想著作。

(三)《万里寻兄记》

黄宗羲的散文除论政之外,还有大量的记叙文,为在东南地区抗清牺牲的大臣、将领张煌言、刘宗周、熊汝霖、徐石麒、钱肃乐、谈迁以及陆周明等撰写了传状碑志,宣扬民族气节,具有“忠孝磅礡之气”。而《万里寻兄记》则是传诵一世之作。此文是写他六世祖小雷府君黄玺的故事。黄玺字廷玺,兄弟六人,长伯震,商于外,“逾十年不归”。他决心寻兄,乡党阻之,说:“汝不知兄之所在,将何之?”他说:“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尽历通都大邑,必得兄矣。”于是,他将兄之里、系、年、貌写成数千张招贴,所过之处,“辄榜之宫观、街市间,冀兄或见之;即兄不见,知兄者或见之也”。后经行万里,卒无所遇。不料一天,他入厕置伞路旁。其兄伯震路过,见伞而心动,说:“此吾乡之伞也。”循其柄而视,有一行字:“姚江黄廷玺记。”伯震惊骇未决之时,黄玺出厕而相视,“若梦寐,哭失声。道路观者,亦叹息泣下。”这时其兄已有田园妻子于道州。最后,黄玺还是挽其兄而归。作者叙述完六世祖黄玺越险阻、犯霜雪,涉山川,冻馁不恤,万里寻兄的感人事迹后,联系皇家兄弟不相容之事议论道:

而其时当景泰、天顺之际,英宗、景皇独非兄弟耶?景皇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富贵利害,伐性伤恩,以视府君,爱恶顿殊。可不谓天地纲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这是对皇家为争权位而灭绝人性之批判,对草野庶民重天伦情义之赞颂。

(四)杂文

黄宗羲还写了一些杂文,《怪说》是其中有影响力的一篇。此文说明清兵南下,曾对他进行多次迫害,在如此艰危的境遇下,这位民族志士在隐居之后,却潜心著述,为了爱惜时间、精力,谢绝了一切庆贺、丧吊往来的世俗人事应酬礼节,甚至不问儿女婚嫁之事,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和奋斗精神。有的人不理解,“莫不怪老人之不情也”。然而黄宗羲却在文章中说:“以李斯、陆机所不能得之日,吾得之,亦已幸矣,不自爱惜,而费之于庆吊吉凶之间,九原可作,李斯、陆机其不以吾为怪乎!”文章最后满含激愤之情说:“吾方傲李斯、陆机以所不如,而又何怪哉!又何怪哉!”

黄宗羲劫后余生,自知来日无多,应把该做的事抓紧去做,这样也许到临终之时,不复有李斯、陆机之叹!李斯将腰斩,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陆机被谗遇害,临死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

黄宗羲的散文尖锐泼辣,阐幽索微,穷理尽性,力学深思,深沉有力,富于感情。这同他主张“情至文至”的观点是一致的。

二、顾炎武的《日知录》、《吴同初行状》等

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文学家。初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晚年因避人陷害,曾化名蒋山佣,居亭林镇,故世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早年参加复社,反对阉党权贵的斗争。1645年,清兵渡长江南下,他奉嗣母避兵常熟,并参加昆山义师抗清,鲁王授为兵部司务。抗清事败,其母不食而卒,临终诫炎武勿事二主。于是,他广泛结交各地的抗清志士,观察中原一带的地理形势,以谋求恢复明朝的根据地。并往来于山东、河北等地,进行抗清活动。最后定居陕西华阴,终身不仕。著有《日知录》、《亭林诗文集》、《天下郡国利病书》等。

顾炎武是杰出的爱国活动家,其诗文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坚持民族气节的崇高品格。康熙十八年(1679)开设明史馆编修《明史》,朝臣力荐,顾炎武即写信给他的同乡翰林院学士叶讱庵,表明拒不参加的态度。他在《与叶讱庵书》中说:“顷闻史局中复有物色及之者。无论昏耄之资,不能黾勉从事。”说得斩钉截铁。又以母亲“临终遗命,有‘无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义正词严,表现出凛然不屈的民族气节。《广宋遗民录序》作于康熙十八年(1679),是他为友人朱明德所编《广宋遗民录》所写的一篇序言,序文中对那些不能坚持民族气节的士大夫表示深恶痛绝。“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古之人学焉而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而况当沧海横流、风雨如晦之日乎?于此之时,其随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岂无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于中道,而失身于暮年,于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难。”语虽含蓄,然愤激之情溢于言外。

(一)《日知录》

顾炎武一生为学,学问丰赡,经世致用,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政治性。《日知录》是他关心人民疾苦,切实求学,日有所得的记录。全书共三十二卷,一百数十万言,一千多篇文章,按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编入。他在《日知录》“自记”中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篇。”即这是他三十余年心血的结晶,是他力主“明道”、“救世”的全部学术政治思想的体现,“意在拨乱涤污”,“规切时弊”。首先,他极力赞成和称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体现出来的反君权的启蒙主义思想。他给黄宗羲写信说:“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其次,他提出鲜明的爱国观。他在《正始》一文中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经典箴言,成为百年来全民族爱国主义的行动口号。为此,他又在《廉耻》一文中,更是公开地对当时那些变节仕清的无耻官僚进行讽刺。他认为“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他强调:“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表明自己要坚持气节,做“独醒之人”。再次,在治学上讲求实学,反对空谈身心性命的理学,反对空洞的无稽之谈,主张经世致用的实学,认为“六经之旨与当时之务”应该结合。他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因此应“舍经学无理学”。这些主张都是大胆而尖锐的,具有反传统的启蒙思想色彩。又次,提出“文益天下”的文学观。他重视文章的社会作用,强调唐宋韩柳文以明道的主张,反对明代复古派的模仿剿袭之风。在《文须有益于天下》中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他又在《文人摹仿之病》一文中说:“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通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而得其皮毛者乎?”很明显,这些都是针对明代复古派模拟之风的批判,对此后的学风和文风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吴同初行状》

《吴同初行状》是顾炎武悼念亡友、表彰抗清志士的好文章。文章先从与吴生交往写起,说他是爱好古文、砥行立节、志同道合的朋友。接着记叙四个朋友在顾家饮酒畅谈的情景,“至夜半,抵掌而谈,乐甚,旦日别去”。记友情的融洽欢愉,为下文生离死别的惨痛做铺垫。“北兵渡江”,“而吴生死矣。余母亦不食卒”,“余既痛吴生之交”,“而吾今以衰绖见吴生之母于悲哀其子之时”,这是人世间怎样的悲惨与不幸,怎不使人涕泪纵横!作者对造成这场灾难的祸首没有多写,却把笔墨重点投放在吴生死后的许多事件的记叙上:吴同初为吴门五世单传,他唯一的姐姐又在兵荒马乱中被清兵掳掠而去,两岁的儿子也可怜死去,老母孤苦无依,痛不欲生。作者亦遭家难,母亲为气节绝食而亡,强忍着母亲去世的悲痛,曾屡次去吴母前承问,为故友尽道义,如亲生儿子一般。作者极尽笔墨渲染朋友生前的欢乐、死后家人的伤痛,曲折含蓄地控诉了清兵的暴行,表现了深沉的爱国思想。

接下来为吴生立传,着重记叙了吴同初的学业造诣与诚笃的性格,重点写了吴生在国难当头时的民族气节。说他“风流自喜,其天性也。每言及君父之际及交友然诺,则断然不渝”。其诗“激烈悲切,有古人之遗风”。作者选取吴生的才情,重然诺、讲信义的品行,着重表现他的精神面貌,表彰他的坚贞气节,这与顾炎武作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文学观一致。

最后写吴生在昆山抗清死难的情形:

生居昆山,当抗敌时,守城不出以死,死者四万人,莫知尸处。以生平日忧国不忘君,义形于文若此,其死岂顾问哉?生事母孝,每夜归,必为母言所与往来者为谁,某某最厚。

一句“死者四万人,莫知尸处”触目惊心!清兵南下的残暴可见一斑。吴生“守城不出以死”,足见其重义轻生的无畏品格。写吴生事母至孝和娓娓夜谈的天伦之情,简要几笔既突出了吴生爱国死节的崇高形象,又表现了吴生对其母的笃爱之情,吴生正是历代传颂的忠孝两全的仁人志士!

这篇文章不长,但容量大。国恨家仇,伤时感事,怀友怜母,悲己悯人,充满了民族气节,饱含着对清统治者血腥屠杀的愤恨和揭露。

(三)《与友人论学书》

这也是一篇为世传诵的文章。此文写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有感于清初一些士大夫文人学者的立身行事,“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而作,文章批判“百余年以来”的“言心言性”之学,反对空虚的学风,提倡关心国家大事,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他说: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

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这里,顾炎武强调两点:一是“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即他提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反对空谈身心性命之经学、理学,故曰“博学于文”;二是人应该有耻,“行己有耻”,自己的每个行为应有耻辱感,士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这同他在《廉耻》一文中批判那些变节仕清的文人士大夫为“国耻”一样,是再一次对这些空谈圣人之道的“无本之人”的批判与谴责!

顾炎武的散文爱憎鲜明,理直气昂,充满民族正气,语言质朴自然,不加藻饰,要言不烦,独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