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出师表《三国志》

诸葛亮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巨论此事，末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赏析］

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准备北驻汉中，出师北伐，临出发时，写下了这篇表文。诸葛亮在文中以循循善诱的态度劝诫后主刘禅要严于律己，秉公办事，希望蜀国君臣能够团结一致，励精图治，发奋图强，早日实现统一天下，匡复汉室的宏伟目标。诸葛亮在文中流露出对蜀国前途的忧虑之情，全文情辞恳切，音调抑扬顿挫，历来为人们所赞誉，已成为千古传诵的一篇表文。

北伐曹魏、统一宇内，是蜀汉建国以来的既定方略，它的成功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对外军事斗争的充分准备，二是蜀国后方的内政稳定。诸葛亮北伐出师以前，在第一方面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唯一不能放心的就是后方的内政稳定问题，后主刘禅昏聩孱弱，在内政方面能否做到用人得当、赏罚分明，这是诸葛亮异常担忧的。故此，在他的《出师表》里，无一字涉及军事方略问题，而于内政颇多谏言：

他首先从“先帝创业未半”讲起，以蜀汉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和蜀国上下群臣的忠信，来劝谏后主继承先帝遗志，修明内政以图蜀国的振兴。

至于修明内政的具体措施，作者也说得很具体：一是宫中（内廷）与府中（外廷）要一视同仁，赏罚宜公平合理，不能内外异法；二是推荐了郭攸之、费祎等一批贤臣主持朝廷政事，提名将军向庞掌管卫戍部队，如此，后方的军政稳定就有了可靠的保证；三是以史为鉴，劝谏后主“亲贤臣，远小人”，作者以先汉的兴隆与后汉的国运不昌，指出唯有任用一批贤德的股肱之臣，才有可能实现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方略。

本文除去说理切近实际、条分缕析和周全透彻的特点外，深情感人也是其重要一面。清代的浦起龙说：“伊尹频称先王，武乡频引先帝，其圣贤气象兼骨肉恩情，似老家人出外，丁宁幼主人，言言声泪兼并。”（《古文眉诠》）在《出师表》中，共十三处提到“先帝”，处处尊称遗业、遗德、遗诏、遗言，对幼主反复叮咛，不厌其烦，足见其对蜀汉政权的情深意重。本文文风质朴无华，无任何炫耀文笔之心，纯任一股情感和忠诚在文字间流淌，宋代苏轼说：“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开物成务之姿，综练名实之意，自见于言语。至《出师表》，简而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非秦汉以来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也。”（《乐全先生文集序》）确能说到文章的要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