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从H.M.的病例中我们已经前所未有地获取了有关记忆机制的大量线索，但是也还留下了某些未解之谜。尽管H.M.的失忆症非常严重，但是他偶尔还能学会一点有关公众人物（这些人可是在他手术之后才成名的）的片段语义性信息，这使研究人员大跌眼镜。下面就是布伦达·米尔纳和H.M.之间有关上述内容的一段对话：
“1963年发生了件什么大事，哪个人被人暗杀了？”
“一位前总统。”
“对！”
“他被暗杀了。”
“那么他的名字是什么呢？”
“正如你所说，他做过总统。”
“他名字的缩写是JFK。”
“肯尼迪。”
“对！那么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约翰。”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谁也不知道。后来科金在一次对H.M.的公开采访会上回忆和评论说：
有一天我在他的养老院里和一位护士讲话，我正在问她一些和他有关的问题。就在我们谈话结束后，她到他房间里去告诉他她刚和来自波士顿的一位他的朋友科金博士说过话。H.M.问道：“是苏珊吗？”
这真是令人吃惊。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他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我和他有什么关系。但是他能把我的名字和我的姓联系起来。这使我们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一位不能形成新记忆的人不知用什么方法居然能学会某些新东西。这真是一个新发现，它颠覆了我们对学习和记忆的传统认识。在研究H.M.以前，科学家认为记忆都存储在一起，所有的记忆都是在那个地方存取和处理的。但是对H.M.的研究告诉我们记忆要复杂得多，脑中有若干记忆系统。当我们说我们记得某件事时，我们用的是陈述性记忆。还有其他种类型的记忆，就是系鞋带、骑自行车的那种非陈述性记忆。科金认为当你记起某件事时“你是在根据储存在你脑中许多不同部位的信息创造出一个记忆来，我们知道在脑中有多个长时记忆系统，它们有不同的地址。我想这一病例鼓舞了全世界的临床医生和科学家去寻找他们自己的H.M.，并作出令人惊奇的发现。因此这是某种对人心智和人脑正在进行的探索”。但是科学家对于脑是怎样从不同的部位把其中存储的信息挑选出来并融为一体依然不清楚。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倒是可以把这次访问最后科金和H.M.之间的一段对话当作一个很好的总结[4]：
“你明天想做些什么？”
“什么好就做什么。”
“回答得好！你幸福吗？”
“是的。嗯，我这么想是因为他们从我身上取得的发现将会对他们帮助别人有所帮助。”
虽然斯科维尔医好了他的癫痫，甚至是救了他的命，但是由于看到他得了这样严重的后遗症，斯科维尔到处宣传不能再做这样的手术，因此H.M.到他死前就成了硕果仅存的一位动过这样手术的病人了。有关不能形成新记忆的人如何学会某些新东西的谜题很可能随着他的死，彻底成为不解之谜。尽管以后由于自然原因造成失忆症的病人还有很多，但是很难再有损伤和他一模一样的病人了。
2008年12月，H.M.终于由于呼吸衰竭而撒手人寰，享年82岁。但是在他看来，他依然只有27岁，真可谓“青春常驻”了，这对他来说真不知道应该说是“幸运”呢，还是天大的不幸！在他手术后的这50多年中，他被科学家研究了成百次；在他死后仅仅几个小时，科学家们立即就对他的脑做了详尽的脑成像，以确定他的脑损伤的确切部位，并把这些部位同他的遗忘症症状联系起来；他的脑现在已经被永久保存起来了，作为神经科学史上最重要的物证之一，供后人继续研究。这一切打开了记忆研究的大门，H.M.成为对科学贡献最大的病人之一。在他去世当天，一位长期照料他的医生公布了他的全名亨利·莫莱逊（Henry Molaison），以感谢他一生为神经科学研究所作的奉献。科金深情地回忆道：“他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家人。您可能会认为不可能和一个不认识您的人建立起如此密切的关系，但是我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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