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上的时代影子与道德情操

以上四人在婚恋上都缺乏“专情”，究其原因，除个人人格上的问题以外，我们还应从时代特征，从知识分子所处时代形成的思想、道德和情操上去分析。

（一）新诗人与旧才子的双重人格，婚恋上倾向于旧才子。郁达夫在郭沫若的《瓶》后记中说道：

我们看过他的《文艺论集》序文的人，大概都知道，沫若近来的思想剧变了。这抒情诗四十二首，还是去年的作品。他本来不愿意发表，是我硬把它们拿来发表的。我想诗人的社会化也不要紧，不一定要诗里有手枪炸弹，连写几百个革命、革命的字样，才能配得上真正的革命诗。把你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露出来，把你的同火山似的热情喷发出来，使读你的诗的人，也一样的可以和你悲啼嬉笑，才是诗人的天职。革命事业的勃发，也贵在有这一点热情。这一点热情的培养，要赖柔美圣洁的女性的爱。推而广之可以烧落专制帝王的宫殿，可以捣毁白斯底儿的囚狱。南欧的丹农雪奥，作纯粹抒情诗时，是象牙塔里的梦者，挺身入世，可以作飞艇上的战士。中古有一位但丁，流放在外，不妨对故国的专制，施以热烈的攻击，然而作抒情诗时，正应该望理想中的皮阿曲利斯而遥拜。我说沫若，你可以不必自羞你思想的矛盾，诗人本来是有两重人格的。况且这过去的感情的痕迹，把它们再现出来，也未始不可以做一个纪念。

三月十日达夫记

（见1926年4月16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

这一段话代表了五四时期一些新式诗人在婚恋上的一般的、共同的特征：“恋爱加革命”——革命“热情的培养，要赖柔美圣洁的女性的爱”。而郁达夫又认为，“诗人本来是有两重人格的”，这“两重人格”，在五四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笔者以为即是新诗人与旧式才子的交织和组合。

按照新型知识分子的要求，新诗人均竭力倡导思想解放，婚恋自由，一夫一妻，忠于爱情，等等。可是在专制与共和交替的时期，几乎所有的新型知识分子都带有旧式才子的思想、作风、道德和情操。他们以“自由恋爱”为借口，在妻子之外，又“任性”所为、“到处留情”。

他们认为“任性”所为，任自己性爱的泛滥，是“纯真”、“圣洁”，是一种“自由的天性”，无须责备，更无可厚非。他们甚至羡慕旧式才子的生活方式，将故作多情、寻找刺激、放纵性事、追求异性，看作是“和吃饭一样”的需要。革命“热情的培养，要赖柔美圣洁的女性的爱”，就反映了当时一般新型知识分子，尤其是新文学家、新诗人的较为普遍的心理。

（二）新思想与旧道德的冲突，在婚恋上倾向于旧道德。

五四前后的新思想主要包括：

（1）反对帝制与专制王朝的统治，主张实行共和及人民民主；

（2）实行国家独立，各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干涉中国内政；

（3）提倡科学技术，振兴实业，反对孔学，反对封建迷信；

（4）提倡新道德和新型的人际关系，反对包办婚姻，男女实行自由恋爱和结婚，等等。

其中第（4）条与一般知识分子关系最为直接，也最为他们所接受。

但是处在新旧交替的时期，这种新思想与旧道德并存的时期，各阶层、各色人等，对“自由恋爱”都有自己的解释，甚而“各取所需”地加以曲解，就如男子与女性对“自由恋爱”的解读就未必都一样。在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点上，男女一般没有分歧。但就男性社会来说，几千年对妇女的禁锢，对妇女的贞洁要求，在许多人心中仍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他们要求自己所爱的恋人、女子必须绝对地忠诚，而自己却可以多角恋爱，朝三暮四；如果已经成为妻子了，则片面要求从一而终，一有“红杏出墙”就立即离婚，甚至不允许妻子与别的男性有友谊的存在。而自己则可以在妻子以外，寻求婚外的“刺激与补充”，甚至与封建士大夫一样，寻花问柳，嫖娼买笑。在婚恋问题上，所谓新文学家、新诗人的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其“世纪末”的士大夫的禀性：心口不一，言则迎合新潮，哗众取宠，行则偷偷摸摸，装腔作势。

因此，这个时期，在婚恋上就呈现出男女取向的不一致和不平等的情况。我们可以找同一时期几位知识女性对婚恋的态度，作为参照系，比较一下：

石评梅（1902—1928），1923年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女作家，著有《涛语》与《偶然草》（散文小说集）。1923年，高君宇爱上石评梅，石评梅没有立即应允；恋爱未成，高却于1925年病逝。石评梅忠于感情，非常负疚，恋念，常在孤寂凄苦中到高君宇墓前悲泣，于1928年哀哀病逝，遗嘱葬于北京陶然亭，与高君宇墓相邻。

黄庐隐（1899—1934），与谢冰心、林徽因，并称为“福州三大才女”。1922年北京女高师毕业。五四后期著名作家，著有《海滨故人》（散文小说集）、《象牙戒指》（长篇小说）及《云鸥情书集》等。庐隐在当时号称思想解放，是浪漫不羁、性格桀骜的女作家。她虽然敢爱敢恨，曾与林鸿俊解除婚约，与郭梦良结婚；郭梦良死后，李唯建狂追，她开始一直没敢接受，对婚恋态度十分严肃。后来将两人的通讯，集结成《云鸥情书集》。

与黄庐隐同在女高师，同年毕业的同学，后来成为著名作家与学者的冯沅君、苏雪林，同样对于婚姻、恋爱不含糊，不随便，保持女性的独立与圣洁。

冯沅君（1900—1974），女高师毕业后进入北大研究院，又同丈夫陆侃如一起到法国留学。五四后期著名作家、学者、教授。著有小说集《卷葹》《春痕》，与陆侃如合著《中国诗史》等。陆侃如，比她小四岁，一生比翼，从1949年起任教山东大学，为山大一级教授。1974年冯沅君逝世，四年后，陆侃如也于1978年去世。夫妻俩被学界喻为“珠联璧合”。

苏雪林（1897—1999），20世纪著名的作家、学者、教授。一生著作等身，以65部、两千多万言著作，成为20世纪极为多产的中国作家和教授之一。她一生沉浸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之中。

苏雪林迫于父母之命，嫁给了性格、志趣不合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张宝龄，终生维持着一段“死亡”的婚姻。苏雪林在台湾；张宝龄在大陆，1960年逝于北京。自1925年结婚至1960年丈夫去世，35年的婚姻，夫妻在一起不足四年。苏雪林身边不乏追求的人，但她对婚恋始终抱着严肃的态度。

这就说明了，五四前后，虽然青年男女都追求打破封建婚姻枷锁，争取婚姻自由，但是男性由于旧道德中男权思想的根深蒂固，往往是“自己自由，却不让女子自由”；甚至以自由为借口，欺骗、玩弄女性。

以上列举的四位诗人，他们的婚外情，几乎无一例外，都选择年轻女子（中学生、大学生，或者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单纯女性）作为追逐的对象。胡适之婚外女子，小表妹曹诚英，杭州女师三年级学生，18岁；徐志摩狂追陆小曼时，小曼虽已是有夫之妇，也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22岁；郁达夫将王映霞追到手时，王映霞刚从杭州女师毕业一个学期，19岁；至于戴望舒所追求的三个女性，其中两位都是18岁，第三个杨丽萍才16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大多是男子婚后对妻子产生了“性厌倦”，而另觅新欢，尤其喜欢少女的纯洁与娇羞；而年轻女性缺乏社会经验，没有恋爱的经历，容易上当受骗。刘心皇评论徐志摩同张幼仪离婚的一段话，很深刻，很有见地。他说：

他对他的夫人张幼仪女士虽然感觉到美，但是，时间久了，看惯了，便不感觉到美，而另外追求新的美去了。（刘心皇《徐志摩与陆小曼》）

“时间久了，看惯了，便不感觉到美”，正道出了男子“性疲劳”、“性厌倦”的真谛。根据今天性科学和性心理学的观点，也就是男子脑垂体内的荷尔蒙衰退了，于是就要寻找新的“刺激”，这就产生了“移情别恋”。所以，婚姻，如果没有新道德的维护，一些男子就会冲破一夫一妻制的规范，去寻找新的“刺激”。而“情窦初开”的年轻女子是最容易受到“情场老手”的伤害的，或受其“甜言蜜语”的蛊惑，或因其“要死要活”，从同情而失去警觉，堕入感情的陷阱而不能自拔。等到男人新一轮的“性疲劳”来临时，他们便又照旧轮回，再演出一场婚外情。

婚外恋，不是“小德逾闲”，是男子潜藏于心中的旧道德在作祟。五四前后出现的新诗人与旧才子交织的双重人格，正是新思想冲不破旧道德的反映。

（三）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交织，理智倾向未来，感情更倾向过去。

恩格斯说：“人由动物进化而来，单就这一点便可以证明，人永远无法摆脱动物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情感是人的自然属性，所谓“情由心生”，是人的内在产物。而理智，或理性，更多的是社会性，是社会一定阶段的属性，是社会为了形成规范而从外面灌输的结果；道德就是特定社会的产物，是社会根据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形成的契约，制定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但是外在的灌输，总不如内心的需求，因此，社会契约、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法律法规、主义思想等，与人性的自然需求，永远处在矛盾之中。道德、情操高尚的人，能够自觉抑制自己的欲望（不是他们没有欲望），不会让私欲膨胀。任性、自私、不负责任的人，往往以人性作为幌子，替自己或为同类人辩解。他们不是不懂得理智、理性对社会所起的杠杆作用，却抬出人性的所谓“纯真”，而将道德、理性说成是“假道学”。五四前后某些新诗人、新作家，就往往是理性倾向未来，而感情倾向过去。郁达夫就曾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恋大加赞颂：

忠厚柔艳如小曼，热情诚挚若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发放火花，烧成一片了，哪里还顾得到纲常伦教？更哪里还顾得到宗法家风？当这事情正在北京的交际社会里成为话柄的时候，我就佩服志摩的纯真与小曼的勇敢，到了无以复加……

其实，那不是“诚挚”，而是“鼠窃狗偷”。且读一读磊庵对徐志摩追求陆小曼的一段叙述：

志摩更利用王赓不善逢迎的罅隙，举凡王赓之短，他必续以所长。可恨侯门似海，两人不易见面，屡次干谒，均为门者挡驾。好在钱能通神，每次竟有行贿门公五百元，而谋一晤。丫环们又复环侍不去，甚至把进奉的巴黎香水名贵饰物，中途都为彼辈所匿……（转引自刘心皇《徐志摩与陆小曼》）

“窃窥”小曼丈夫之所短，而自己则有意“续以所长”，是对小曼的行骗；而且连“行贿门公、丫环”的事都干出来了，此非处心积虑、鼠窃狗偷的行为吗？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如郁达夫所言，徐、陆可以不顾一切地“发放火花”，但是，如果全社会都如此“发放火花”，那不就乱套了吗？“你失去爱情，不是我的事，我有恋爱的自由，追求的权利呀”，结果是“我的妻子是我的，你的妻子也是我的”。五四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宣扬新的思想，建构科学的、民主的新社会。尊重公认的道德规范和社会契约，正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新诗人、新文学家们共同赞赏的。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感情上，还是留恋过去；我行我素，一心追求自己的所谓“婚姻自由”，却不曾想到他人的痛苦，正如梁任公在徐志摩、陆小曼婚礼上所说的：

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