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迪纳尔大道上

从街面一侧看，卡迪纳尔大道和其他地方没什么不同。房子多是修建于上世纪60年代人潮涌来的时期，错层式或牧场式的平房，有特大的花园，修剪过的树篱，漂亮的大落地窗嵌在漆过的砖墙或亮白色的壁板中。要看到这个街区的独特之处，你需要走到后面去。它后面不再有房子和街区，卡迪纳尔大道的西侧临着汤姆斯河镇最后一大片未开发的土地。坐在后院的草地椅上，或是躺在游泳池的浮板上，你可以想象自己就在郊区文化的最边缘，放眼西望便是原始丛林。当然，这只是想象。你看到的是汽巴嘉基的树林。完全掩蔽在密林之后的是各种废料井和污水池，它们向西南方延伸，最近的地方离你只有七百英尺远。自卡迪纳尔大道出现以来——至少有五十年了——那些渗漏的废料井就在将有毒的化合物沿着卡迪纳尔大道下面的土层送往橡树岭周边。

迁往卡迪纳尔大道的家庭看重的是那里私密性特别好。定居橡树岭的麦克维一家于1977年又搬去了卡迪纳尔大道，有一片森林做自家后院的想法让威廉·麦克维痴迷。他妻子希拉回忆说：“那里是那么平静，你回到那里觉得像到了乡间，除了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她最初是从邻居那儿听说本地地下水的问题的，这位邻居告诉她县卫生部门不准她用井水给自家的游泳池灌水。这事听上去让人不安，不过自己家房子下几英尺的土壤里有化合物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希拉·麦克维并不清楚，但她庆幸的是，搬进来的时候，为了给两个女儿更大的活动空间，她和丈夫把后院的菜园改成了草坪。之前的房主热衷园艺，死于癌症。

雷·林恩沃斯和谢莉·林恩沃斯住在卡迪纳尔大道的时间更久——他们刚搬到这栋错层式砖房的时候是1968年，那时后院还没有篱笆。院子逐渐延伸入树林，让这四分之一英亩的土地颇有田园气息。即使到上世纪70年代有了篱笆之后，林恩沃斯家的孩子们——1967年出生的吉尔和1969年出生的兰迪——也没有将篱笆视为不可逾越的边界。“兰迪是否曾爬过篱笆进入汽巴嘉基的树林？肯定干过的。谁家小孩没干过。”雷·林恩沃斯回忆道。孩子们还在周围的河里游泳。林恩沃斯一家知道那片土地属于汤姆斯河化工厂，但他们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相反，他们很喜欢这私密性。有时候会有难闻的气味——通常是晚上，因为那时是工厂的烟囱——看不到但闻得到——最繁忙的时段。他们家西边的窗户面向树林掩蔽下的烟囱，摸起来跟别的窗户不一样，有点沙沙的感觉，就好像被尘粒细细打磨过。但这些小小的不便很容易被忽略。

关于那些没法解释的疾病，卡迪纳尔大道上流传着一些闲言碎语，这和一英里之外的快乐平原一样——那里笼罩在另一个有毒废弃物排放点赖克农场的阴影之下。不过，与快乐平原的居民们不同的是，住在卡迪纳尔大道和橡树岭其他地方的家庭的用水来自汤姆斯河水务公司，而不是自家后院的水井。自60年代起，周边地区就已经连接到了公共用水网络，大部分时候水尝起来没问题。一些房主还在用后院的老井，或是打新井来节约用水开支。他们用自家水井打的水浇草坪花园或是灌游泳池，却很少饮用或拿它淋浴，因为井水稍有点难闻，有点油漆稀料的味道。

对于井水污染的风险，汤姆斯河化工厂对邻里们只字未提，尽管就在篱笆的另一侧，工厂土地的含水层已经被污染了很长时间，他们不停地寻找未污染的水源供自己使用，最后只能打了一口深两千多英尺的井。公司里不乏地下水检测专家，事实上，1980年，两位总经理——豪尔赫·温克勒和大卫·埃利斯——收购了一家当地的水质测试公司，带着自己的妻子搞起了私人检测业务，两位妻子也都受过科学训练。这家公司的客户包括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和一些橡树岭的业主。温克勒和埃利斯不认为这样做会有利益冲突，因为没人能确定橡树岭的污染是汤姆斯河化工厂造成的，而且是两人的妻子——不是他俩本人——在公司做分析工作，公司名叫J·R·亨德森实验室（J．R．Henderson Labs）。温克勒回忆说：“很显然，总有一天亨德森实验室可能会发现一些汽巴嘉基需要负责的东西。在那之前我认为没必要转变业务方向。”对温克勒来说这种安排非常明智：除了他们，这个镇上还有谁有这么多地下水污染方面的专家呢？

起初，卡迪纳尔大道灌溉用井的测试结果令人欣慰：亨德森实验室采用县卫生部门的标准方法进行了细菌污染测试，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但到1982年年初，实验室开始建议客户购买另一套更贵的测试服务，除了细菌学检测，还包括了化学毒性测试。新的测试发现了几十种危险化合物。突然之间，那些多年来邻里们用来浇灌草坪花园——偶尔还打水喝——的井成了被严重污染的井，以至于县卫生部门要求大家立即停止使用并封井。^[1]当然，没人能说清楚这些化合物是怎么进入后院的水井的，或者它们是不是已经致病。

兰迪·林恩沃斯十二岁的时候五英里跑的成绩已经能超过和他一同运动的父亲了，有时候，为了缩小差距，他会转过头往回跑一点让父亲跟上来。兰迪活泼有趣，成绩优秀，以后应该会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几乎从不生病，所以1982年年底他在一次接力跑中头痛欲裂差点晕倒的时候，父母非常担心。三周之后，通过脑部扫描他们知道了结果：十三岁的兰迪·林恩沃斯患上了髓母细胞瘤，一种高度恶化的癌症，已经是晚期。和迈克尔·吉利克的肿瘤一样，兰迪的也是胚细胞瘤，就是说恶变发生在前体干细胞——兰迪的病灶位置在小脑旁的大脑底部。变异细胞形成的肿瘤个头和危害都很大，摘除手术很可能让兰迪丧命。手术后的几天他陷入了昏迷。煎熬了几周之后——这期间兰迪始终没有反应——医生建议家属停止喂食，让他在自己的床上离开人世。他们这样做了，但坚持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又改变了主意，重新开始给他喂食。令人惊讶的是，昏迷十周之后，兰迪突然醒了，和从前一样多嘴多舌反应机敏，虽然伴有口吃、失忆和一系列的身体残疾。

卡迪纳尔大道和周边的社区都沸腾了。兰迪·林恩沃斯都能醒过来，那么一切皆有可能。他的病突然爆发又来势汹汹，这消息被广为传播，现在，全镇仿佛都参与到了他的恢复之中。从前的长跑运动员现在路都不能走了，于是他父母在起居室装了一套双杠，兰迪开始练习增强上身力量，以便准确控制轮椅。到了秋天，他成功地回到了学校（开始读高中），他回归时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放任态度操纵着轮椅穿过大厅。夏令营是没得去了，于是1984年夏天，兰迪的父母在卡迪纳尔大道给所有邻居的孩子组织了一次夏令营，包括兰迪在内。生活早已脱离常态，但兰迪写着诗，讲着笑话，这足矣。

几个月之后，林恩沃斯一家开始大胆揣测，医生们会不会犯了错，兰迪也许战胜了癌症。此时，他们才放任自己开始推测，究竟是什么让他患上了这个病。住在卡迪纳尔大道，家里有个患了癌症的孩子，不联想到汤姆斯河化工厂是不可能的。最初，雷和谢莉不愿相信两者之间的联系。雷回忆道：“可能会有癌症病例的集群，这个想法是慢慢形成的。”不过他确实记得纽约医院的肿瘤外科医生第一次听说兰迪的情况时的反应：“又一个从汤姆斯河过来的，”大夫这样说。的确，看起来当地受儿童肿瘤困扰的家庭的数量异乎寻常地多。到底是不是有病例集群呢？会不会是因为接触到了人造化合物——像汤姆斯河化工厂排放到空气中或土壤中的那些物质——造成的？这事有没有可能搞得清楚？林恩沃斯一家不禁想要知道。

约翰·斯诺和威廉·法尔在19世纪中期取得了关于霍乱流行病学的杰出成就，这最终证明了自希波克拉底以来研究人员们一直在怀疑的：传染性疾病在人群中的爆发与衰退模式不是随机的，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绘制成图。换言之，它们有聚集性。但像癌症这种发病需要多年时间，并且通常不具传染性的疾病，又怎样呢？珀西瓦尔·波特（和他可怜的扫烟囱工）和约翰·艾尔顿·帕里斯（带着他康沃尔郡的炼铜工人）描述了他们的猜想：职业与阴囊癌之间存在联系。其他医生注意到了从煤焦油中生产固体石蜡的工厂里工人阴囊癌的明显聚集现象。^[2]但他们的观察只包括少数病例，缺乏法尔的统计分类和斯诺的地图的那种视野和精准。心存疑虑的同行们多不能接受他们的结论，而这些质疑更被西莫恩·泊松和其他统计学先驱的工作强化了，因为统计学显示，即便是随机的偶然性也可能轻易地显示出聚集性，尤其是当调查的病例数较少的时候。

但凭什么癌症就不应该出现聚集性？如果鲁道夫·魏尔肖的理论——所有癌症都始于外在事件造成的对健康细胞的干扰，进而触发了细胞的疯狂分化——是正确的，那么显而易见，外在的触发事件——不论它是什么——都会和霍乱杆菌一样，对暴露于其中的其他个体造成相似的致死效果。就像斯诺的地图指出了霍乱通过水体传播一样，经严密设计的流行病学调查，推导出癌症发病率的模式，这甚至应该可以为识别那些触发事件提供关键线索。

但癌症的流行病学调查远比霍乱艰难得多。利用对癌症细胞的显微分析，魏尔肖协助证明了癌症不是一种普通的疾病，而是很多种更罕有的疾病，每种在体内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发部位和病理。大多数癌症的唯一一个共同特征是，随着无法控制的细胞分化，肿瘤通常需要生长多年才能大到引起人的注意。所以，如果用约翰·斯诺似的研究方法——包括图表、地图、问卷、医学检验和环境评估等的组合——来研究致癌的潜在环境因素，要想获得好的研究结果，除非研究人员偶入了一个悲惨的孤岛，其上的人群有某些特定的性质。这个人群必须是明确的、稳定的，能保持多年没有大量进入或流出。人群需要暴露在一种强烈而易于定量的污染中，这种污染还要是致癌性的。罹患某种特定癌症的病案数还得足够多，这样它们才不会被视为一种不幸的偶然现象，进而可以合理地将其判定为病案集群。

哪里有这种不幸的流行病学沃土？19世纪末时有一个合适的地方，三百五十年前帕拉塞尔苏斯曾经去过那里：厄尔士山，德国萨克森州和捷克波希米亚地区之间的界山。^[3]厄尔士（德语意指金属矿山）自1410年以来始终在大量开采。16世纪时波希米亚小镇约阿希姆斯塔尔（意思是圣约阿希姆的山谷）附近发现了银矿，储量之丰富使当时德国的银币泰勒成了货币的代名词，在英语国家，它被翻译为dollar（元），因为dale意指山谷。

在帕拉塞尔苏斯的时代，厄尔士的矿工就因早死而闻名，通常始于一系列虚弱的症状，被称为“高山病”或是“矿工痨”，也有其他说法。实际上，这个高山病是肺癌，帕拉塞尔苏斯没有完全确认。^[4]

19世纪晚期，最大的矿山群在施内山，原山脉的德国一侧。贫瘠的村庄散布在这个区域，除了采矿没什么可做的，当时主要出产铋、镍和钴。后两种物质采自一种称为砷钴矿的灰色结晶矿石，其中含钴、砷、铁和镍。几个世纪里，施内山的砷钴矿都是用鹤嘴锄开采的，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矿工们开始用炸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于1867年将其商业化了——把矿石炸出来。这对矿工健康的影响不大，因为不论用锄子或是炸药，两种方法都会在通风不良的矿井中产生浓厚的有毒尘雾。工作条件十分恶劣，能活到中年的矿工多丧失了劳动能力，不能再下井工作，只能靠制作木制玩具或是柴可夫斯基舞剧里那样的胡桃夹子来勉强维生。

1877年，一位名叫沃尔瑟·赫西的年轻医生走上了这个悲剧舞台。作为施内山地区新任命的教区医生，他负责着八十三个村庄。骑着马，坐着轻便马车，或偶尔步行，他翻山越岭开始探访。三十岁时他已经融入了那个世界，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受训后他在撒克逊军队里做过战地医生，抗击法国人。^[5]村庄和厄尔士矿场的景象让他很诧异。后来他写道：“通常，矿工们都早婚，留下一大堆孩子，境况凄惨，他们自然要尽快找条生计……和他们的父亲一样，他们迅速长大，很可能又面临着之前说过的他们父辈的命运。”^[6]

当地还有一位医生弗雷德里克·哈廷。这位施内山最大的矿井的医务官一直留意着矿上的死亡数据，并暗中力劝雇主改善工作环境。为了更有说服力，两位医生决定联手进行一项研究，来评估“高山病”的流行程度，也许甚至还能找到它的病因。就像约翰·斯诺和其他早期流行病学的先驱一样，赫西和哈廷多线作战。他们计算病例，解剖去世矿工（从而第一次确认了，其实高山病正是肺癌），寻找疾病间的相似之处，评估矿井中的环境状况。

1878年赫西写了一篇短文，次年他与哈廷又合著了一篇稍长的文章，在这两份手稿中两位医生披露了他们的发现。他们指出，1869年至1877年间施内山的大约六百五十名矿工中有一百四十五人死于肺癌，大多年龄不足五十岁。除去事故致死，肺癌占了死因的百分之七十五。即使与其他地区的矿工相比较，这个百分比也高得吓人。显然，施内山矿井拥有造成肺部疾病和早逝的特殊环境，但为什么呢？两位医生对二十位死亡矿工进行了尸检，认为他们吸入了一些高毒物质：他们的肺萎缩到只有两个拳头大小，布满支气管肿瘤，几乎不含空气。什么东西能造成这样的损伤？

赫西和哈廷竭尽全力，却找不到答案。他们想知道，什么东西是除了施内山矿井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因为在给其他矿井的管理人员的信中，他们已经确定别的地方没有肺癌流行。砷钴矿，这个含砷的矿石，是他们的头号嫌犯。在施内山中这种矿石比其他地方都常见，且已知它对肺有刺激。另一条线索是，施内山的矿工们告诉两位医生，相比于开掘矿道或做其他工作的人，高山病似乎更常见于采掘矿石的劳工身上。既然采镍钴的矿工大多直接与砷钴矿石接触，而采铋的矿工不接触，两位医生就想比较这两组之间癌症的发病率，但没有成功，因为矿工们经常换工作，而且砷钴矿矿尘到处都是，铋矿矿区都有。赫西和哈廷也试过用其他方法来进行比较，包括用蜡纸集尘器检测是否某些矿道比其他的粉尘更多，用带过滤的面罩试着检测矿工吸入了多少矿尘。

但在1879年的报告中，他们承认，所有试图确定癌症明确病因的尝试均告失败。经过两年的调查，他们进了死胡同。他们将未获得明确结论的研究结果整理成文，呼吁改善矿井环境（仍旧收效甚微），之后再未就此发表过任何文字。哈廷回到了默默无闻的矿井医生岗位，而不安分的赫西迁居柏林，开始投身他认为显然比癌症的流行病学更有成效的医学领域：传染性疾病。^[7]

总是充满革新冲动的沃尔瑟·赫西于1911年逝世，最终也没能充分理解1878年他和弗雷德里克·哈廷在施内山完成的工作的重要性。这是第一次有人将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病学工具——病例统计、时间空间分布、会谈、环境评估、医学检验——严格地应用于癌症研究。他们第一次做出了经得起怀疑者拷问的结果，确认了癌症的聚集性。其后，其他一些德国科学家——特别是路德维希·雷恩，1895年在法兰克福明确了膀胱癌与苯胺染料生产的关系——受到了施内山研究的启发。的确，赫西与哈廷没有识别出施内山癌症流行的致病因素，但未来的流行病学研究人员在汤姆斯河和其他地方都证明了，要确认癌症病例的确出现了集群现象而非随机事件是极为困难的，而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找出这种病例集群的可能原因，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在施内山，最终还是实现了。

赫西和哈廷不知道，施内山的矿道是名副其实的射击场，射出的都是高能伽马射线和高速运动的粒子，它们由放射性元素氡、铋、钴、镍和铀的不稳定原子核释放，而这些元素存在于当地的砷钴矿和其他矿石中。19世纪80年代，亨利·贝克勒尔、玛丽·居里和其他人测试了厄尔士的矿石，确定了放射的基本过程。不久之后，研究人员们拿着感光板、盖革计数器，还有其他工具返回了矿井，测试了那里的放射性。结果显示，除了氡，大部分的放射性来自金属元素，氡是一种气体，由铀和镭衰变而成，很容易被吸入。1938年纳粹占领波希米亚，不久他们就发现约阿希姆斯塔尔地区的矿工中和施内山一样流行肺癌。德国人在这两个矿产中心进行了雄心勃勃的研究，对死去的矿工做尸检，进行动物实验，在矿道内大范围地进行随机检测。^[8]到1939年他们已经确认，在施内山和约阿希姆斯塔尔，氡正是肺癌流行的原因，他们说对了。但这个结果并没有终结这两个地方的惨况，尤其是在原子武器受到重视之后，铀成了全世界最珍惜的自然资源。战后，约瑟夫·斯大林用约阿希姆斯塔尔的苦役为苏联建起了核能储备。而当美国政府急于保障核武器所使用的可裂变铀资源时，他们对类似的证据没有重视，当时科罗拉多高原的矿工中肺癌很普遍。即便是现在，氡仍是少数几种很少受人质疑的环境致癌因子之一——它是仅次于吸烟的全美第二肺癌病因，因为它在多种土壤中存在，据估计，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是两万一千人左右。^[9]

穷尽他所能获得的一切技术和工具，沃尔瑟·赫西总算在全世界最有可能找到癌症集群的地方找到了癌症集群。他的后继者甚至成功识别出了病因。对于刚起步的癌症流行病学研究来说，这是一个有误导性的美好开局。

卡迪纳尔大道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缓慢觉醒并非凭空而来。整个世界都在变，有些地方变得比汤姆斯河镇快得多。1977年，《尼亚加拉公报》的记者迈克尔·布朗开始调查自己家乡纽约州尼亚加拉瀑布城一个工人阶层社区中疾病和污染的传闻。这个社区被称为拉夫运河，得名于此处同名的地貌。拉夫运河是一条不曾完工的运河，下层有黏土衬底，1942年至1953年间被用于排放桶装的或未经包装的化学废弃物，包括苯胺衍生物和苯。1953年，虎克化工公司用泥土覆盖拉夫运河之后，将其出售给了当地学校董事会，总价一美元，当然这里面还包括责任转移。尼亚加拉瀑布城教育委员会的董事们知道拉夫运河下面有什么，还曾经跟随虎克的官员去看过那个位置，虎克的人向土层中打了个洞，学校的人看到了下面的化学废料。但是学校的董事们——和他们在汤姆斯河的同行十年后会做的一样——意在找到一片便宜的土地新建一个校舍以应对社区的快速增长，他们在那里建了所小学，就临着排污点。上百座新房子随之而来，建房的地点大多是当年虎克公司排污时的开阔地。买房子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将住在一个旧的危险废弃物排放地周围（对个别人来说是在它的上面）。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地下室水泵里颜色奇怪的水、后院活不了的植物、恶臭，还有流产、出生缺陷、癌症等疾病，种种传闻充斥着拉夫运河社区。在某些区域，原来覆盖在填埋场上方的土层塌陷了，五十五加仑的废料桶探出头来，大雨之后尤甚。迈克尔·布朗在《尼亚加拉公报》上的文章触动了这个社区，洛伊斯·吉布斯，一位有号召力的年轻主妇因此而组织了街头抗议，她试图自发进行包括标注有健康问题家庭的位置等的流行病学调查。她的儿子迈克尔在进入那所建在废弃物排放点旁边的小学上学前班之后不久患上了癫痫，而且白血细胞偏低。1978年夏天，有研究确认周围的很多住户家中存在大量气态化合物，纽约州史无前例地宣称拉夫运河进入健康紧急状态，关闭了学校，疏散了周围的两百三十九个家庭。五天后，总统吉米·卡特随即宣布其为联邦灾害——这是第一起被总统公告的非自然原因灾害。

似乎一夜之间，以拉夫运河为缩影，沉睡已久的危险废弃物问题成了全国性的危机。在尼亚加拉瀑布城，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公众示威和可怕的医学研究——一度，恐慌的居民在当地业委会总部扣留了两名环保局的官员作为人质——这些动荡最终使得州和联邦政府在1980年的时候扩大了疏散区域，包括了另外九百户家庭。

拉夫运河事件暴露了美国环保局在处理危险废弃物问题方面的局限性，国会决定对此采取措施。四年前，国会通过了资源保护与回收法案，授权环保局在紧急情况下对废物排放点进行调查和清理。但法案范围有限，环保局人手也有限，它只在排污点情况最极端的时候使用这一权力。大多数情况下，旧的排污点都留给州政府处理，或是忽略不管，只要他们觉得合适。但拉夫运河事件之后国会迅速通过了一个专门为处理危险废弃物设计的新法案：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超级基金法”，卡特总统1980年12月签署了该法案。该法案授权美国环保局将全国最危险的有毒废弃物排放点进行编制并排序，然后监督其清理工作，这些行动的资金由废弃物排放者或——如果已经找不到排放人——由一支特别的“超级基金”来承担，这支基金的钱则来自化学与石油工业缴费和一般税。在责任追溯制的约束下，公司应负担清理产生的费用，即便在当时他们的排污行为是合法的。一旦某个排污者拒不完成清理要求，美国环保局可启动超级基金进行修复，并将该公司告上法庭，可获赔三倍的修复费用。

美国环保局开始编制最差废弃物排放点清单。于1983年完成的第一版“全国优先处理名单”中包括了四百零六个排放点（后来进行的增补使名单上的数量翻了两番）。最初超级基金清单上的六十五个废弃点自然也是全美危险废弃物排放点中的重点：新泽西州，比它最强劲的对手密歇根州还多二十四个排放点。欧申县在超级基金的名单上有九个垃圾场，一个县就比三十六个州都多。其中有两个在汤姆斯河镇：赖克农场和汤姆斯河化工厂，在全国名单中分别排名第一百零五位和第一百三十四位。（拉夫运河排名第一百一十六。）^[10]

就当时汤姆斯河镇的人所了解的情况来看，赖克农场和化工厂不过是潜在的威胁，但很多当地人已经开始因其他原因而了解了住在一个超级基金认定的废弃点附近有哪些切实的危险。1978 年11月，拉夫运河事件成为全国性新闻之后没几个月，州政府通知住在杰克逊镇填埋场附近的一百五十户居民，他们的井水不适合饮用，大部分人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不得不使用瓶装水。这个填埋场就在距汤姆斯河化工厂十英里远的西北方，是一个旧的露天矿井，当1972年杰克逊镇老的垃圾填埋场因为污染问题被迫关闭后，这里开始被当做市政垃圾填埋场使用。州政府的健康调查发现居民们因水源污染而患有皮疹后，居民起诉了镇政府，1983年时陪审团判决赔偿一千六百万美元，上诉后赔偿减少了。这个案件是首次开创此类判例的案件之一，污染者被迫预留一部分资金以作未来的赔偿，如果受害者后来患上癌症或其他有潜伏期的疾病——这一判例后来在汤姆斯河有着重要作用。

超级基金的出现，以及随其而来的诉讼，对汤姆斯河化工厂来说是坏消息——对联合碳化物公司也是一样，因为它和赖克农场的污染有牵连。（是尼古拉斯·弗尼科拉把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桶装废物倒在了那里，他显然承担不起清理这团乱子的费用。）在此之前两家公司跟新泽西州卫生部、州环境保护部打交道时应付得都不错。除了对赖克农场进行部分清理，这两个州政府机构极少要求联合碳化物公司或汤姆斯河化工厂从土壤里去除废弃物，或是从地下水中泵出污染物。反之，州政府的精力集中在（尽管收效甚微）其他没那么宏大的事情上，防止新的泄漏，或是将已有的污染控制于饮用水水井之外。但联邦的环境保护局可不像他们州政府的同行那样容易受政治压力影响，而且超级基金法案给了环保局相当宽泛的裁定权，可以坚持进行全面清理，即使某排污点当时并未显示出健康风险。超级基金法案通过之前，一家公司污染泄漏后面临的赔偿大概是几十万美元，最严重的泄露可能是几百万美元。法案通过之后这类费用将乘上十倍，最严重最复杂的情况下可能翻上百倍，汤姆斯河镇的两例就在此列。多亏有责任追溯制，1968年收购了虎克化工公司的西方石油公司最终支付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两亿两千七百万美元，用于清理排污点和重新安置一千多户居民。同时，包括洛伊斯·吉布斯在内的附近一千三百多名居民起诉了西方石油公司，公司为此支付了将近两千万美元的和解费用。

多亏有超级基金法案，即使在最大的公司里，现在对有毒物质的责任也是收支平衡表中的一项重要支出。一个多世纪以来，危险废弃物倒在哪儿就留在哪儿，不论是巴塞尔、汤姆斯河，或是成千上万的其他地方。超级基金法案，以及其他国家的类似法规提供的途径至少提高了进行真正清理的可能性。但潜在成本如此巨大，超级基金认定的废弃点成了法律的战场，吸引着大批好战的律师、工程师、毒理学家、生物统计学家、流行病学家，还有其他“拿钱说话”的人，这些人彼此之间互相冲突的主张使得清理工作踟蹰难进，也极大地使健康研究更加复杂，饱受争议。环境流行病学本就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充满了不确定性。现在，每个结果都关系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资金，这就变得更加棘手。

对林恩沃斯一家来说，在卡迪纳尔大道没有童话般的结局。1986年他们卖掉了居住了十八年的房子，搬去了镇上另一个地方。新家建在一大片土地上，后院草木丛生，不再需要别人家的树林来为他们提供渴望的私密与空间。这个家庭需要换个环境，因为兰迪·林恩沃斯死了。几个月前的一天，他醒来发现本已麻木的双腿失去了知觉。病情缓解两年之后，他的髓母细胞瘤又回来了。这次肿瘤从大脑底部扩散到了脊柱。随后的一年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噩梦，痛不欲生的化疗、无法阻挡的衰退，但兰迪有力气的时候就坚持写诗。其中一首1987年春天在他的葬礼上被选读了，那年他本该庆祝自己高中毕业（死后他被授予了毕业文凭）。那个曾热爱奔跑的男孩再没能多走上几步——虽然他为双杠和物理治疗下了那么多苦工夫。不过，六百多位汤姆斯河镇的居民为他而走了出来，跟随在他的灵柩之后。

兰迪·林恩沃斯去世的时候，汤姆斯河化工厂和它的后继汽巴嘉基公司在汤姆斯河镇已经不再是受人尊敬的名字。一个多年来被人敬仰的公司失势如此之快而彻底，这有赖于1984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对这一切，林恩沃斯一家是关注者，而非参与人。他们不愿意像琳达·吉利克那样暴露于公众的视线之中。兰迪的癌症复发后不久他们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遇到了吉利克一家，心怀感激地加入了琳达·吉利克建立的家庭网络。兰迪去世之前几周林恩沃斯家对汽巴嘉基公司提起了诉讼，最终以有限的赔偿庭外和解，公司不承认有任何责任。

林恩沃斯夫妇，雷和谢莉不像汤姆斯河镇上很多因癌症失去孩子的父母，他俩从不断言这一定是污染造成的。事实上，雷·林恩沃斯了解到的关于健康研究复杂性和争议性的内容越多，他越发相信，不会有人能弄清楚为什么兰迪会患病。他解释说：“我不能把这样的东西建立在直觉或是内心深处的想法之上，对这个你必须要科学。我不是个政治上的活跃分子，我的心和灵魂不在那儿。对我来说，那不是为正义和复仇而进行一场战斗。有些人的想法不同，这没什么。这是非常个人的选择。”林恩沃斯一家最想做的，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安静地纪念他们的孩子。他们为此将当时“自制”的夏令营保留了下来，成为正式组织，称为“兰迪班”。二十五年之后兰迪班仍在为汤姆斯河镇的青少年们组织夏季旅行活动，特别照顾身体残疾或经济困难的孩子。

林恩沃斯一家再没回过卡迪纳尔大道。以后如果有一场正义或复仇的战斗，其他人一定会参与的。

【注释】

[1]Don Bennett，“Lab Found Mor Problems”，Daily Observer，September 16，1984．

[2]注意到阴囊癌在某些职业中的聚集现象的，包括苏格兰外科医生约瑟夫·贝尔（1876年发布）。贝尔是阿瑟·柯南·道尔的老师，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主要灵感都来自他，他坚持细致的观察。见《阴囊癌简史》第395页。

[3]本章中对施内山矿、沃尔瑟·赫西和弗雷德里希·哈廷的“矿山病”的研究来自下列文献：沃尔瑟·赫西的“Das Vorkommen von Prim－rem Lungenkrebs bei den Bergleuten der Consortschaftlichen Gruben in Schneeberg”，即《施内山矿群矿工早期肺癌的出现》，Archivder Heikunde 19（1878）：160—162 ［NIH Library Translation NIH 90 394］；Dieter H．MN．Gr9schel译，《沃尔瑟和安吉丽娜·赫西——细菌学的早期贡献》，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News 58：8（1992）：425—428；Margarethe Uhlig，《施内山肺癌》，Virchow’s Archive for Pat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Anatomy 230 （1921）：76—98［NIH Library Translation NIH 90 58］；M Greenberg and I．J．Selikoff，《施内山矿群肺癌：哈廷与赫西1879年报告数据的再评估》，Annals of Occupational Hygiene 37：1（1993）：5—14。

[4]现在“高山病”一词专指暴露在高海拔低气压下的急性症状。赫西与哈廷用这个词描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症状。

[5]在为德国政府工作之前，沃尔瑟·赫西两次作为随船医生去往美国。回家后他娶了一位在纽约认识的富裕而有教养的女孩为妻，并在医学文献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关于晕船的论文。

[6]“Das Vorkommen von Prim－rem Lungenkrebs”，160．

[7]离开施内山之后，沃尔瑟·赫西师从著名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当时科赫即将分离出致肺结核和霍乱的细菌。赫西此后一生致力于对细菌性疾病的控制，最著名的成就是与妻子一同发现，琼脂是进行细菌培养的理想表面。安吉丽娜·赫西用琼脂——从海藻中分离出的凝胶状材料——制作固体的果冻和布丁。

[8]Werner Schüttmann，“Schneeberg Lung Disease and Uranium Mining in the Saxon Ore Mountains”，American Jounal of Industrial Medicine 23（1993）：355—368，361—362．

[9]U．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 Assessment of Risks from Radon in Homes（June 2003），64，table 20．

[10]“Amendment to National Oil and Hazardous Substance Contingency Plan；National Priorities List”，Federal Register 48：175，pages 40658—40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