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基和科伦坡在乡土酒吧

弗尼科拉兄弟，尼克和弗兰克成长于新泽西废物交易的牛仔亚文化土壤之中。他们的父亲，名字也叫尼古拉斯（为了区分，儿子经常被称为“尼克”），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在纽瓦克东区L大街屠宰场的马路对面做着铁桶翻修的业务。即使在他周围从事重工业劳动的邻居看来，这个营生也是相当粗鄙的。尼古拉斯·弗尼科拉专门负责清洗、重漆、转售五十五加仑的钢桶，桶里装的都是北新泽西的工厂里产生出来的沉渣。在纽瓦克干这一行是最合适不过了。那里是“世界桶都”——多年以后弗兰克·弗尼科拉这样怅然地说起那个地方。

不过赚钱的不是翻新旧桶，而是让它们消失掉。在上世纪60年代化工产业正在北新泽西腾飞，该州腹地的森林和农田就相当于1849年萨特的磨坊。不过冲过去的不是淘金的，而是倒废物的。在纽瓦克，尽管垃圾填埋费用昂贵，排着队等着卸桶的卡车还是多到造成交通拥堵。二十几年前汽巴公司在欧申县的密林深处找到了大量生产染料和塑料的私密空间。现在，在纽瓦克、伊丽莎白和珀斯安博伊，处理化学废料的人们开始有样学样，把他们的矛头指向了南边的9号公路，要找个便宜地倒掉。（花园州大道更快一些，但汤姆斯河以南的路都不让货车通行。）在蒙茅斯、伯灵顿、欧申，他们找到了大量愿意合作的农户。房地产的暴涨还没有抵达这个州的中部农村，作为收入来源，小鸡仔是没法和危险废弃物匹敌的，一桶交二十到五十美元，到处都是让你把废物倒在他们家田里的农家。^[1]

地主中，爱德华·威尔逊更加雄心勃勃，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莫顿国际工作，当时这家制盐公司的业务正向化学制造业扩展。威尔逊将自己在欧申县普勒斯泰德镇的家庭农场给了莫顿用来倾倒废物，包括卤化溶剂、氯化化合物、挥发性有机物和重金属。而他的邻居戴顿·霍普金斯则更有魄力，他有三块地给莫顿公司倒垃圾用，其中一块是他自己家五十七英亩的家宅。而这里面最令人发指的是一个叫古斯的农场，桶都被扔在一个三百英尺长一百英尺宽的坑里。^[2]

大多数乡村小镇也在经营小型市政垃圾填埋厂——当时人们叫它垃圾场——因为收费低路线比北方的同行短，那里是大部分城外工业废弃物的归宿。镇政府迫切希望各个农户敞开大门迎接纽瓦克来的十八轮卡车，垃圾场如果不做填埋就烧掉垃圾，一般周五是焚烧日，翻滚的黑烟绵延几英里。接收城外的工业废弃物符合所有人的短期利益。农民们和乡下小镇都得到了渴求的现金，运输工和化工厂得到了便宜而隔绝的排污场，没人关心往里面倒的是什么东西。是否有人担心过长期的环境后果，没有这方面的迹象。二十几年之后，当调查人员终于开始评价危害时，仅仅在欧申县的七个农场和三个镇垃圾场中，他们就识别出了二十几种主要的危险废弃物。要清理这些物质将花费上亿美元。^[3]

在新泽西腹地合法地倒垃圾如此容易，很多运输工就想多尝点甜头。在松林深处，没人知道，更不需要许可，他们打算不花钱自己倒。这没人阻拦。当时新泽西州最有可能禁止垃圾倾倒行为的法律条文是非法妨碍公众罪，除了一些很典型的案子，这条法律很少被援引。直到1980年，欧申县检察官办公室才开始追究非法倾倒，一位名叫戴恩·韦尔斯的调查员开始追查这些。这件事比想象的难度大。据韦尔回忆，这些“夜间偷排户”（虽然他们有时候也在大白天干）走的是“马蹄形路”，那些路在林子里，又脏又窄只有一个出口一个入口。他解释说：“这样他们开着十八轮的车直接进去，不用掉头，倒完就走。如果是液体，就只用打开龙头任其流净。”那些人和北新泽西颇有影响力的有组织犯罪家族有联系，他们还有更先进的手段，会用步话机设眼线。

弗兰克·弗尼科拉随父入了这行，最初在纽瓦克，后来去汤姆斯河工作，在那里，他的客户包括汤姆斯河化工厂。他也开过废物货车，60年代后期他在老曼彻斯特镇垃圾填埋场非法倾倒化学废物被定罪后运营执照被吊销了。^[4]那个垃圾填埋场在汤姆斯河以西十英里处。弗兰克还曾经尝试过焚烧业：他拉了一车北新泽西化工厂的钠盐废弃物到汤姆斯河南边的比奇伍德，在一个露天井里进行焚烧。这次冒进的结果是一声巨响：爆炸招来了救火车，弗兰克焚烧的执照也就被吊销了。

而他大哥尼克多年来都不曾染指废物处理业——高中一个暑假跟着父亲做这个让他受够了。他着迷于摩托车，他先是做汽车维修，后来在纽瓦克开了一个旧车回收销售厂。1966年他三十一岁时跟着弟弟南下汤姆斯河开了个加油站，几年后搬去爱达荷州住了一阵子。再后来他回到汤姆斯河，换了好几个建筑类的工作，有时开铲车，有时铺管道，有时布炸药。不过他始终在寻找更赚钱的机会，也不排除做家族生意。1971年1月的一个晚上，在“乡土”酒吧，机会终于来了，出现了两个人，分别叫夏基和科伦坡。

直到上世纪70年代被拆，“乡土”一直是蓝领工人聚集的地方。它临着37号公路，位于汤姆斯河化工厂和莱克赫斯特海军机场的中间，这俩是欧申县最大的雇主。每天四点换班和每天半夜，酒吧的木头桌子和凳子都会被占满。弗兰克·弗尼科拉一周里有五天都在那里打台球，哥哥尼克有时候和他一起。弗兰克给联合碳化物公司拉废物，公司在邦德布鲁克以北六十英里的拉里坦河那里有个大型化工厂，他有朋友在那里工作。当时那是县上最大的塑料厂之一，废弃的溶剂、树脂、其他有毒废弃物有几十万磅。弗兰克知道联合碳化物公司要找拖车司机处理堆在邦德布鲁克不断腐坏的几千桶垃圾，他哥哥很快也知道了。在尼克看来这是个商机。这简直是像建筑工人要打卡一样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要想赚钱，尼克·弗尼科拉得找个便宜的地方倒那几千桶东西，找个没人问“这些生锈的五十五加仑钢桶里装的是什么”这种不合时宜的问题的地方。夏基和科伦坡走了进来。这俩人（弗尼科拉后来跟调查人员说他始终不知道他们的真名是什么）在多佛填埋场工作，那里是汤姆斯河镇的垃圾填埋场。他们也是“乡土”的常客，一天晚上尼克·弗尼科拉跟他们提到了联合碳化物公司那些需要长眠之地的桶。两人答应把他介绍给镇上公共建设工程的主管杰克·托马斯认识，他运营着垃圾填埋场。不久之后他们做了笔交易：弗尼科拉可以以十美元一车的批发价把东西倒在镇上丘奇街的填埋场——不过只能在夏基当班的午餐时间倒，钱直接给夏基。多年以后，在法庭作证时弗尼科拉承认钱不是付给官方的。当律师问他这算不算行贿时，他回答“可能是”。^[5]

弗尼科拉赶往邦德布鲁克给联合碳化物公司通知好消息：他找到了处理桶的地方。实际上，从1971年2月16日他签字后交给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文件看，他当时号称——后来发现是假的——他联合了三家“有授权的填埋场”。他写道：“我的公司将负责这些桶的清理与处置工作，承担上述工作可能造成的所有风险和问题，收费每桶三点五美元。”弗尼科拉急于开工，一车大概装三十桶，全倒了只用交十美元，他肯定能大赚一笔。他租了三辆车，雇了两个司机帮他运。4月1日，当他拉着第一车货去汤姆斯河的时候，一个联合碳化物公司的低级别经理跟着车，确认他把东西倒在填埋场了。未来的十个月中，这是唯一一次，联合碳化物公司关心了一下他们那上千个盛满废物的桶去向了何方。^[6]

刚开始邦德布鲁克工厂的一个小型罢工耽误了这个工程几天，很快弗尼科拉和他的司机们就一天跑两趟了——有时候只跑一趟，然后把车停在弗里霍尔德的马场边赌一下午马。不过也不全是快乐，据弗尼科拉说，过了有一阵子，夏基和托马斯知道了弗尼科拉赚了多少，开始敲他竹杠，把价钱抬高到二十美元一车并且扬言还要涨价。他则让联合碳化物公司答应每桶再多给他一些钱。弗尼科拉也在找别的挣钱的路子，计划着回纽瓦克重操他父亲的营生。他没有把东西倒在井里，而是直接把桶放倒，让废弃物在没铺防渗膜的填埋场土地上肆意横流。然后就把空桶拿回车上想法再卖掉。弗尼科拉的运气不好——后来证明汤姆斯河的住户们运气也不好——大部分桶都是破的漏的，卖不上价钱。

不论收益如何，弗尼科拉的生意不无风险。9月初的一个雨天，一些刚放到填埋场的桶沾水以后发生了爆炸，其中一个冲上了五十英尺的高空。镇公共建设工程主管杰克·托马斯说这都怪弗尼科拉，后者则说这他没办法。当时他们已经谈崩了。弗尼科拉说夏基和托马斯把价钱涨到了每车五十美元，被他断然拒绝。那时他早已有了新的计划。

1837年，法国医生皮埃尔·路易斯提出他的开创性统计分析两年之后——他的工作为疾病的聚类分析奠定了基础——肺结核夺去了一位女士的生命，历史对她的记录只有兰福德女士。她叫什么没人知道，人们只知道她是西英格兰的什罗普郡一个农夫的女儿，三年之前嫁给了一个勤奋的伦敦大夫——路易斯的“数字医学”的仰慕者——名叫威廉·法尔。这位可怜的鳏夫于是开始研究伦敦城的死亡记录，寻找那些传染性疾病的规律。那些疾病定期席卷熙熙攘攘的城市，它们的余波杀死数千生命，也杀死了他的兰福德女士。或许，他想，那些皮埃尔·路易斯使用的严密的统计分析也可以用来理解甚至征服肺结核或者霍乱这些更大的威胁，毕竟它们对终结放血起了那么大的作用。

他不是第一个做此尝试的人。试图识别并理解疾病爆发模式的调查工作始于希波克拉底，他当时错误地认为沼泽的水导致了疟疾，因为这种疾病在沼泽地区更流行（当时对蚊子传播的寄生虫还一无所知）。希波克拉底被阿维森纳打败了，这位波斯医生1025年的时候完成了十四卷的《医学准则》。接着，五个世纪之后，他的这部巨著又被帕拉塞尔苏斯扔进了巴塞尔的火堆。付之一炬有失公允，尽管阿维森纳固执地信奉体液学说，他对很多疾病还是颇有洞见的，比如他认为肺结核是一种空气传播疾病，提出设立隔离区，并指出传染性疾病不单可以通过“瘴气”传染，还可能通过水和土壤传播。^[7]他的学说在西欧传播后出现了上百家麻风病人的隔离诊所，当1348年鼠疫席卷欧洲的时候——包括巴塞尔——沿袭下来的规定使得卫生系统得以改善，人们还学会了对有传染病感染症状的人进行隔离。隔离病患对抑制鼠疫的贡献有限，它的致病菌是由跳蚤和老鼠携带的，不过清洁街道多少有些帮助。

对传染病的恐惧也催生了另一项重要的创新：收集死亡率统计数据，16世纪30年代伦敦开始发布死亡名单。这个周报一开始是被作为一种预警系统，供提心吊胆的英国贵族们查阅，一旦黑死病疫情重新在又脏又挤的城市中爆发，他们就打算迅速逃往国外。1837年英国国会设立了总登记处负责汇总和发布重要统计资料，包括了旧的死亡名单的改进版。而年轻的鳏夫威廉·法尔此时正忙于发表论文阐释他关于疾病统计的研究，其中包括一本书中的一个章节，后来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他坚称疾病的爆发和消失有一种数学上的对称性，因而是可以预测的。^[8]他的工作引起了一些伦敦名流的注意，1839年法尔被任命为总登记处的摘要汇编人员。

传染性疾病成了法尔信奉的“数字医学”的理想试验场。显然它们比癌症更适合研究。如同约翰·艾尔顿·帕里斯的推测，炼铜可能会导致阴囊癌，但除非可以识别、实验，进而排除其他因素——包括偶然性——这个猜想只能限于猜想。反过来，当霍乱肺结核这些传染性疾病席卷城市，折磨着上千人的时候，研究就容易多了。感染一天甚至几小时之内这些疾病就可以确诊，传播路径通常很明显——或者很快就能明确。

实际上，它们爆发的原因在威廉·法尔看来如此明显，他还没有等到结论性证据就开始采取预防措施。和他的同行一样，他认为肺结核和霍乱的病因是“瘴气”，或者说是被垃圾和粪便中的蒸气毒化了的空气，所以他呼吁立法改善卫生。1847年他写道：“这致病的烟雾从两百多万人的呼吸中产生，始于阴沟与粪坑，坟墓和屠场，持续地积累，不断地变换。一时它充斥着霍乱，一时又变成流感，一时它在你的孩子中散播天花、猩红热和百日咳，一时它又带来热病。它在伦敦城上空盘旋了几个世纪，如同一个死亡天使。但它可以被法律驱散。”^[9]

确实是这样。霍乱成了转折点。维多利亚时代人们不知道霍乱的病因（“瘴气”是错的），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但法尔和同事们设计了一个健全的反应体系，多少抑制住了霍乱爆发。这个过程中他们为一种新的医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关注疾病在人群中的传播模式。他们创造了现代流行病学。实际上，几乎所有后来被用于分析污染所致癌症——如汤姆斯河这种情况——的关键理论，都不是通过调查癌症这样迟缓的病症得来的，而是通过调查传染性疾病这样迅速变化的疾病总结的。

对法尔的理论的第一次重要验证是在1848年和1849年，当时霍乱两次席卷伦敦。法尔的假说是瘴气，或者说恶臭气体会更多地聚集在肮脏的泰晤士河附近，于是他查阅了总登记处的记录，看病例是否聚集在河边。和他的后继者们一百五十年后在汤姆斯河做的一样，法尔也查了感染区域的人们是在哪里采水。这两次中的病例都牵涉了泰晤士河：饮用污染河水的人群中发病率似乎更高。当1853年霍乱再次袭来，法尔再次统计了城区不同位置的病例数，发现近期供水有所改善的区域发病率有轻微下降。尽管法尔敦促了城市供水公司寻找更清洁的饮用水水源，他推测第二年还会出现更大的疫情。他和这几个公司的进展不大，而约翰·斯诺，一个四十岁的怪异医生开始密切注意法尔的报告，也开始搜集自己的数据了。

法尔的预测对了，1854年夏天霍乱再次回来，更加严重，杀死了上万人。约翰·斯诺将其视为一场本可预防的灾难。斯诺是一个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的光棍，是使用麻醉术的先锋（当年早些时候维多利亚女王产下王子利奥波德时斯诺给她用了哥罗芳麻醉^[10]）。他以不受正统观念——包括当时正盛行的疾病的瘴气理论——的束缚为傲。斯诺推测霍乱的传播是通过变质的水，而非空气，因为霍乱的症状集中于消化系统。他亲身实践自己的理论，非开水不喝。

和法尔一样，斯诺认为通过分析伦敦城不同区域病例的分布可以解开霍乱的秘密——不过怎么去调查，他有个更老到的方法。斯诺知道，1849年的霍乱席卷南伦敦城之后，该区两大供水公司之一的朗伯斯公司就听从法尔的请求把采水位置移到了泰晤士河上游更清洁的地方。而它在南伦敦的竞争对手索斯沃克＆沃克斯豪尔公司则仍旧在市中心高污染的河段采水。这构成了后来被斯诺称为“大型实验”的状况，邻近居民的供水分别来自不同的水源，这恰好可以验证他的理论——霍乱是由水传播的。当1954年传染病正式来袭的时候，斯诺用法尔的数据表验证他的理论。他发现在相邻的住户中，由索斯沃克＆沃克斯豪尔公司提供污浊饮水的住户死亡率比由朗伯斯公司提供相对清洁的饮水的住户高九倍，比伦敦其他城区的也要高五倍。

这个观测很有洞察力，不过斯诺在公共健康史中的偶像级地位是由他随后的行为奠定的。1854年夏末，当那场他后来说是“帝国有史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霍乱”扫过他家附近的索霍区的时候，斯诺决定试着做一次更直接的探查——这种方法后来也被汤姆斯河沿用了。^[11]在法尔的帮助下，斯诺得到了索霍的三个最重的灾区里死者的姓名和地址，决定去探查1854年8月31日至9月2日之间去世的八十三位死者所处的环境。在当地牧师亨利·怀特黑德的协助下，斯诺在未来四天中询问了每个死者的家属或朋友，为避免偏差，每次问的都是一样的问题。他很快发现，除了少数几个人，其他所有死者都是从布罗德街的一口水井取的水。为精确地显示出受害者是什么时候在哪里感染的疾病，斯诺绘制了地图，标出了他们生活的地点，以及疾病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扩展和消退的。两种图——空间的和时间的——后来都成为汤姆斯河和其他地方使用的标准技术。^[12]

仍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布罗德街的水井是索霍区霍乱的病源——对水的显微检验没有得出结论——但斯诺对此深信不疑。当他9月7日遇到教区的理事时，斯诺向他展示了细致的证据，因为证据非常有力，这位理事答应做个试验，把那口井的手摇泵拆掉，它就没法用了。这场本已因为居民都逃走了而开始消散的瘟疫很快就终止了。尽管后来斯诺发现，一个距井三英尺的旧污水坑很可能就是疫病的源头，当权者们仍旧不愿接受霍乱是经水传播的理论。^[13]令斯诺惊诧的是，疫病结束之后不久，因为居民们希望能就近用上水井，手摇泵又被装回去了。和汤姆斯河一样，舒适性胜过了安全性，记忆总是短暂的。霍乱还将在1866年袭击伦敦，不过这次，法尔因为确定了一个水务公司是污染源，阻止了一次集中爆发。那时斯诺已经去世，尽管他生活节制，却在四十五岁时被中风击倒了。此后直到1885年，罗伯特·科赫从被下水道污染的水体中分离出了一种大量滋生的杆状细菌——霍乱弧菌，霍乱的致病菌——斯诺的理论才为人接受。^[14]

约翰·斯诺在布罗德街霍乱调查中所展现出的创造力、顽强精神，以及经历的莫大的挫败感，这些预示了追随他的一代代公共健康研究人员将会经历什么，那些一个半世纪后试图在汤姆斯河破译疾病和污染的神秘关系的研究者们也在其列。认真分析人口动态统计、标准化调查、细致的病例与潜在病因的空间时间图，这些由法尔和斯诺创造的技术都将被用到。在包括汤姆斯河在内的一些集群分析中，法尔和斯诺发明的用于霍乱的疾病跟踪工具也将应用在癌症和其他需要多年发展的慢性疾病的调查中。与癌症相比，你会发现，追踪霍乱这样快速变化的传染性疾病易如反掌。

对传染性疾病真正的征服始于1837年，威廉·法尔对死亡名单的调查不单催生了现代流行病学，同时证明了任何形式的废弃物，包括污水，都是重要的问题，不应该完全依赖私有企业去解决。同时，对废弃物管理的迫切性意外地给尼克·弗尼科拉这样狡猾的商人带来了机会，他们的行为带来的健康风险是法尔和约翰·斯诺无法想象的。

人类与废物的关系基本可以用一种简单的顺序来描述：有钱人扔掉不想要的，穷人从中淘换能用的，剩下的任其腐坏。少数古代文明善于利用粪便、灰烬和其他废物制作肥料。然而，更常见的废物处理技术则是，直接扔掉。所以，贝壳、粪便、骨骼、碎陶片，还有其他废物，这些垃圾堆是考古选址时的明显指征。

但是，当城市开始出现在游牧和农耕社会中，露天堆放垃圾滋生出的有害生物和恶臭就成了问题。统治者随之首次出台了废物管理法令，废物要焚烧或填埋——最好是在城外。已知最早的垃圾填埋场是克里特岛上克诺索斯的一些覆着土的坑，已经有大约五千年的历史。古代耶路撒冷的垃圾场在旧城围墙外的欣嫩谷。圣经记载，犹大王朝时期的祭祀是到山谷中为异教徒的神摩洛献祭儿童。到了耶稣的时代，欣嫩谷已经成为肮脏的垃圾场，堆满了腐臭的垃圾、动物的尸体，四处是刺鼻的烟雾。用一个词形容就是“地狱般的”，所以山谷又名Gehenna，焦热地狱——罪人被无尽的罪孽之火折磨的地方。

后来的几个世纪中，焦热地狱的后继者们出现在很多大城市的周边，政府很少监督或干预。那里是不法之地，只有罪犯和最穷的人才去。拾荒文化从那里兴起，也滋生于大型城市的阴暗小巷和臭污水沟中，它既复杂又危险，它那些绝望的从业者所面临的职业风险堪比珀西瓦尔·波特的那些扫烟囱工。其典型就是19世纪早期的伦敦，而现代的变种则在开罗、孟买、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些满是贫民窟的特大城市中。在那里，潦倒的拾荒大军数以万计，男人、女人、孩子，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分工，在大都会的沉渣中搜检。下水道里有小筏，河岸上有清淤工，垃圾堆上有拾破布的，厨房外有拾骨头的。有人专门给制革厂捡狗屎，有清洁工收集垃圾，有掏粪工清理化粪池。即便是大颗粒粉尘都在垃圾堆里被筛过一遍回收制砖。伦敦和巴黎这样拥挤的都市不设专门的污染清理系统就得瘫痪，但这样的成本很高。拾荒者们在污秽中工作，而这污秽——如同威廉·法尔和约翰·斯诺已经证明的——是传染病传播的关键。

大多数城市的选择是将废物收集工作置于政府监管之下，而不是将其交给无法监管的私人公司，让他们驱使大批贫病缠身的人去工作。^[15]城市建立自己的废物收集系统，财务由税收和收费支撑。废物处理变成机械操作，而不是由那些处于经济金字塔最底层的人们用手完成。但随之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旧的清理系统中，废物遍布整个城市，而公共所有的新系统则将全城的污水和废弃物集中于少数几个地方，那些地方的环境变得非常差。兴建巨大的填埋场、焚烧炉、污水处理厂，以此代替散布于每个城市的上千个垃圾堆和污水管，这使得政府成了自己所管辖的区域中最大的污染源。这些废物堆成的巨兽的基建和运行费用高昂，由不得人心的税费支撑，随着城市人口的膨胀，它们实际的处理总量将远超本身的设计容量。^[16]

尽管有上述这些困难，工业的爆炸式增长依旧伴随着大量的固体液体废弃物来到了。大萧条和一战、二战之后的物资短缺刺激了废旧物品的再利用，暂时掩盖了这些问题，又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而终结。辛辛那提化工厂在辛辛那提市所经历的情况——严厉的市政府最终对往市政污水系统倾倒大量危险废弃物的公司课以重罚——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的工业世界中一次次地重复上演。一些城市更甚，对工厂废弃物完全关上了大门。突然之间，制造商们需要寻找新的地方、新的人去排污。他们需要尼克·弗尼科拉。

汤姆斯河化工公司当然不用发愁找不到倒垃圾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末期，工厂产生的危险废弃物每年能装好几千桶，不过公司不需要找人拉走。承载了二十几年的废物，公司的土地上布满了坑、沟和污水池，但额外的地方还是足够的。和瑞士人早在1949年选择这块广阔而隐秘的土地时的设想一样，这里海绵般的砂质土壤似乎对置于其上的任何东西都有无尽的吸收力。1966年工厂在用的露天污水井有六个，还有一个简陋的焚烧炉每天接收二十五车废物。同时还有一片开阔地存放着几千桶溶剂。而液体废弃物呢，和罗伯特·史博拿格尔等经理们期望的一样，排海管道获益匪浅。公司用不完的排放容量多得可以卖给其他工厂，汤姆斯河化工厂收那些厂子的钱，接收它们的废物将其倒入大西洋中。公司甚至开始接收汽巴在美国的其他工厂送来的一桶桶固体废弃物，将它们埋在自己的土地上。前所未有的，汤姆斯河化工厂不单做着化工合成生意，还大笔做着危险废弃物处置生意。

上世纪60年代初的河流污染之争后，公司管理者们一直讳言他们从城外接收的那些废物，就像他们从未公开1965年染料废水对城市饮用水的污染一样。即使在1966年排海管道开通以后，工厂仍旧面临着“数量惊人的问题，这些都与我们的污水和/或供水有关”，公司的一个经理在备忘录中这样写道。^[17]工厂下面的地下水污染得太严重了，要找到足够清洁可用于生产的淡水从来没这么难过。河水的味道淡多了，污水直排也终止了，但有毒的化合物仍旧从砂质土壤中渗入汤姆斯河，工厂的近邻们仍旧时不时地抱怨那些从储存池飘来的“恶臭”——那个十英亩的池子是用来存放排海前的废水的。^[18]因为担心公众反应，公司管理层规定他们的圆顶焚烧炉只在晚上烧烟最大的东西，同时告诉那些在外面的合作者们，对于他们使用公司废物处理系统的事不要走漏任何风声。^[19]

汤姆斯河化工厂对于他们污染河流导致名声受损的事情非常担心，1967年对镇上的居民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令他们释怀。百分之八十六的人说工厂是地区的财富，只有百分之六的人觉得它是负担（另有百分之八说它既是财富也是负担）。百分之三十四的人认为工厂是当地水污染的主因，但如果工厂想扩张，只有百分之四的人反对。^[20]民意调查员给公司的总结里说：“看来你们闻着不像化工厂，倒像玫瑰。”^[21]

只有一点需要小心：镇里现在都是外来人口，他们并不把汤姆斯河化工厂当做全镇的心脏一般不可替代。60%参与调查的居民在当地生活的时间不足十年，也就是说，几乎没人知道1952年瑞士人到来之前这里的经济何等萧条。更令公司担心的潜在问题是，调查对象中只有10%在工厂工作或有近亲在工厂工作，这与50年代相比有明显不同，在当时的记录中，三分之一的家庭与工厂有着直接的联系。汤姆斯河镇不再是50年代时那个公司的小镇了。汤姆斯河化工厂还一如既往，但它不再被崇拜，大部分时候，它是被忽视的。如果它的环境行为再度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公司能指望得上的朋友就不多了。

当然，有的是分散居民注意力的方法，让他们不再关注厚厚的橡树和松树林遮掩下的工厂里究竟在发生什么。让汤姆斯河镇和周边欧申县的社区比50年代末、60年代初增长更快看似不大可能，但他们做到了。1967年夏天，以黑人贫民为主的纽瓦克发生的暴动迅速发酵、来势汹汹。从州东南部都市化区域迁徙而来的白人越来越多，1970年发生阿斯伯里帕克骚乱之后迁徙继续南下。阿斯伯里帕克在汤姆斯河以北二十英里处，有明显的少数族裔聚居。律师约翰·保罗·多伊尔，他自1974年以来为州议会服务了十八年，回忆道：“骚乱之后人们成群结队南下到这里，都这么说，‘种族和骚乱告诉他们理由，大道给他们指明方向’。”1960年到1977年间欧申县人口涨了两倍，达到三十二万，1970年的人口普查将其列为全美人口增速第六县。欧申县几十年来都是共和党的天下，但这次移民潮使得它更“白”了，也更保守了。（到1980年欧申县97%的人口是白人。）

随着人潮涌来的有一对年轻夫妇：拉斯提·吉利克和琳达·吉利克。他们住进了一座舒适的房子，邻近即将建成镇第三中学。拉斯提在当地银行工作，琳达是学校老师，1971年他们的长子凯文出生后她就不再全职工作了。

就像快速成长的儿童脚上的鞋子看着总是小一号，汤姆斯河镇的公共设施也永远是不足的。它的路面和教室过度拥挤，供水和污水系统在以最大容量运行——还经常超容量。起初，城市污水处理厂把它的废水倒入汤姆斯河——和汤姆斯河化工厂一样。后来，在化工厂工程师的协助下，它们也向工厂学习，建了自己的管道，转而排海了。而校董事会总是被要求建更多的学校。1964年董事会抓住一次机会，在橡树岭建了一座小学，尽管学校操场背后就是汤姆斯河化工厂的地界。唐·贝内特长期在本地媒体做记者，他听父亲约翰·贝内特——当时汤姆斯河镇学校的校长——说过，其中一位校董是个医生，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警告说，“我们不知道那后边是什么”——但投票仍旧通过了。到20世纪70年代末，汤姆斯河镇将会成为全州最大的城市外学区。

暴涨的人口削弱了汤姆斯河化工厂对当地经济的重要性，但公司与地方权力机构的关系依旧牢固。瑞士的经理们仍旧主要在自己的小圈子出没，但也会投身于社区工作以应对当地的急速增长。公司的会计甚至还协助开发了一套方法帮本地学校吸引州政府的资助。工会在县政治事务中很活跃，几个雇员的配偶或兄弟是公务员，还有镇长。

汤姆斯河化工厂的工程师和化学家们也继续着他们长久以来对汤姆斯河水务公司的帮助，这个总是超负荷运转的公司在各方面都需要帮助。基本上，每个夏天水务公司都在奋力满足需水高峰，1970年，这个峰值从1960年的每天一百万加仑飙升到了五百万加仑。（1977年每日需水最大值达到了顶峰一千万加仑。）霍利街的水井仍旧是水务公司一半以上的饮用水的水源——尽管已经证明工厂排什么东西到河里都能渗到井里去。公司还需要更多水井——实际上是需要足够的空地打更多井。1970年他们找到了一块看起来不错的地方，靠着花园州大道的东面。1971年夏天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就在他们新买到的花园路的土地上打了四口井。第二年夏天又打了两口。1975年，花园路井已经有八口了（其中六口是浅水井），在夏季高峰时段提供着镇上将近一半的用水。

镇子从依赖河边的一组井变成了依赖公路边的另一组井，这种变化看起来是好的。新井所在的地方是镇里最田园的，在汤姆斯河化工厂的上坡，远离汤姆斯河。除了大路，这块地附近只有几间房子和教堂——还有几个衰败的蛋鸡养殖场。

塞缪尔·赖克和贝莎·赖克是当年大屠杀的幸存者，二战后他们和其他幸存者一起定居到欧申县，从事蛋鸡养殖业。贝莎·赖克回忆：“这一行不好做，不过你不懂英语的话这是最容易上手的活了。”他们在1952年买下了当年9号公路边那一溜小农场中的一个，邻居叫它“快乐平原”。禽蛋养殖从来不是高利润行业，从60年代开始流行的冷藏卡车使中西部的大型肉类加工企业有可能将肉蛋长途运送到纽约和费城，从而摧毁了本地养殖业。9号公路边的很多农场都关闭了，赖克的在1965年关闭。不再做禽蛋养殖，萨姆·赖克在北新泽西做了工程经理，但收入不是很好，上缴的地产税还随着镇子的扩张而一直上涨。赖克家最大的资产就是土地了，他们开始试着用它来增加收入。贝莎·赖克回忆说：“我们想租出去。”

赖克农场离镇上的垃圾场不远，尼克·弗尼科拉多年来常常经过那里，那些去乡土酒吧打台球的夜晚也不例外。萨姆·赖克是他朋友的朋友，当他听说赖克想听点业务建议的时候，就去接近赖克，那是在1971年8月。弗尼科拉建议赖克把原来养家禽的农场租给他两英亩，位置靠后——这样在主干道上看不到——他用来堆放在垃圾填埋场倒完的空桶。^[22]两人很快商量好租价，极为低廉：从8月15日开始，每个月四十美元。萨姆和贝莎后来坚称他们从未允许把自己的土地当做毒物垃圾场，只是让弗尼科拉在找到永久存放地之前把桶临时放在那里。而弗尼科拉则坚称最终进入赖克农场土地中的化合物都是偶尔漏出来的，不是蓄意倾倒——尽管反面的证据俯拾皆是。不管怎么说，弗尼科拉的三辆卡车整个9月每天都在邦德布鲁克的联合碳化物工厂和赖克农场之间跑两到三趟。

弗尼科拉和萨姆·赖克商定租一个农场的房子存放他55加仑的桶，但很快就装不下了。桶开始堆在外面——最开始是十几个，后来就是上百个。起初弗尼科拉想找个别的地方把桶倒净再运去农场。多佛填埋场不再对他敞开大门，他暂时把东西倒在附近的怀廷和曼彻斯特填埋场。11月初这样也不行了，因为曼彻斯特填埋场的一个开推土机的工人用推土机斗敲击了一个桶，结果又引起了爆炸，司机受了伤。这时弗尼科拉有了个新奇但不一定合法的想法：他想在萨姆·赖克家农场的后面弄个自己的小型填埋场。他用一个正铲铲斗车挖了一些浅沟，和其他司机把损坏得太严重不能回收的桶都扔在里面。^[23]虽然有坡道，弗尼科拉还是经常把桶从卡车后面推下去让它们自己滚进沟里，桶经常在沟里碰烂了。上千加仑的有毒化合物直接泼溅在农场的砂质土壤上，没有屏障阻碍它们渗入土壤然后进入下面的地下水中。

11月末，弗尼科拉已经在赖克农场扔了五千只桶——另外，整个夏天他已经在镇填埋场扔了五万多只。生意兴隆，弗尼科拉抛弃了那对愤怒的填埋场搭档。终于，11月的一个晚上，在乡土酒吧，好戏登场。后来发生了什么，据弗尼科拉说，是一个混合了《教父》和《三个臭皮匠》元素的场景。多年后的庭审记录中，弗尼科拉说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他们说我从他们嘴里抢食吃……他们威胁我说：‘一根火柴就给你解决了。我们知道你倒在哪了。’于是我把他俩打晕了……我抓着他俩的后脖梗把两个脑袋往一块一撞，俩就晕了，然后我就走了。”^[24]

不知道弗尼科拉对撞头事件的描述中有多少是添油加醋，可以肯定的是打架之后的几天里，当局开始对弗尼科拉在赖克农场做着什么有了一点模糊的兴趣。镇政府的某个人给新泽西州固体废弃物管理局打了电话，这是个隶属州检察官办公室的分支机构。但这个办公室——其一部分职员负责对全州的垃圾倾倒进行调查——宣称对此没有管辖权，因为弗尼科拉保证他只是在私有土地上储存废桶，并没有倒东西。^[25]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州上任何人考虑过去当地看看弗尼科拉说的是不是实话。

终于，12月初，萨姆·赖克意识到了农场后面那两英亩土地上究竟在发生什么。他跟弗尼科拉就倾倒的事吵了起来，那里现在已经开始散发很大的臭气了。几分钟后，赖克报了警，警察把弗尼科拉逮捕了，起诉他未经允许私自倾倒，且违反城市区划法。赖克同时起诉了联合碳化物公司，公司于12月15日第一次造访农场。第二天，公司终于不再允许弗尼科拉从厂里运桶了。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有毒废弃物怎么办？五千多个桶散布于农场后面，弗尼科拉没地方放这些东西。赖克给新成立的州环保部打电话求助的时候，被告知州政府对私有土地没有管辖权，他的律师应该去跟联合碳化物公司和弗尼科拉商量这事。对他们来说，镇政府并不急于搞清楚他们手头这个是多大的乱子，他们一直等到了下个月，1972年1月的月末，才派了一队人去赖克农场仔细看看。政府的人到那的时候，看到的是积雪覆盖着的、弥漫着恶臭的不毛之地。几千个桶露天堆放着，泥泞的沟渠旁停着几辆废弃的卡车。镇上的执法人员杰克·法雷尔在一份法律档案中说，一次短暂的检查后他的衣服散了好几天的臭味，在泥里走了一圈以后他的橡胶套鞋散了架。他们发现有的桶上标着“高分子溶液”、“甲苯”、“苯乙烯”，还用大号字体警告说内有易燃易爆物。很多桶的标签上写着：“小心：包装如有泄漏请立即转移至安全位置。轻放。化学废弃物。”

报社记者唐·贝内特记得当他接到杰克·法雷尔的电话时，那边说：“你绝对不会相信我在这个旧鸡舍里看到了什么。”贝内特急忙赶过去，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视线所及，到处都是桶，”他回忆说。法雷尔和镇上的其他健康官员对有毒废弃物一无所知，他们所能想到的唯一的评估风险的方法是：拉四个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桶去镇上的垃圾填埋场，做一个最简单原始的化合物分析——用子弹分析。在法雷尔的指导下，一名镇上的警员，迈克尔·卡利诺，从他的福特雷鸟的后备厢里拿出一把步枪，瞄准了一百码以外放在土台阶上的桶。他的M14打了两发不中之后，终于命中了一枪。亲眼目睹了奇景的贝内特说，法雷尔转过头来跟他说：“哦，看来这东西没那么糟，它没爆炸。”

卡利诺和法雷尔在那玩打靶游戏的时候，尼克·弗尼科拉则正忙于和镇政府、联合碳化物公司争论究竟应该怎样处置他堆在农场的那些桶。公司最初坚称对此不负责任，指出一年前弗尼科拉就保证过对桶的处置承担全部责任。弗尼科拉则玩起了花活，跟镇上和联合碳化物公司说他正在跟另一个堆放点谈合作，已经进行到最后的协议阶段了，这次这个是在伯克利镇，叫“双重麻烦路”的地方——名字起得挺合适。到了2月份，当地报纸登载了快乐平原农场后面的非法倾倒事件。而弗尼科拉与伯克利的“谈判”也无疾而终。赖克一纸诉状把联合碳化物公司、弗尼科拉告上了法庭，镇政府也参与了诉讼，因为那个地方妨害公众，有健康风险。州环境保护部也打算提起诉讼。

很明显，弗尼科拉和联合碳化物公司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做笔交易。他们发现政府部门中有人愿意促成此事，急于了结这个尴尬的事故，因为这件事中政府部门或者是疏忽大意了，或者是内外勾结了，或者兼而有之。联合碳化物公司转变策略，转而同意回收桶，赔偿赖克一万美元用于损失和挖口新的水井，旧井已经有毒了。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员工和新签订合同的废物承包商把那些残漏的桶又沿着9号公路拉回了邦德布鲁克——它们最初待的地方，最后在周边把它们填埋或是焚烧了。最初公司只拉走了三千五百只桶。在赖克威胁要重启诉讼之后，公司才回来把剩下的一千五百只桶也运走了。而州和镇政府一样，都想尽快尽量低调地把事情解决掉。没人起诉填埋场受贿，九年之后那里关闭了，但夏基、托马斯和科伦坡被调到了政府部门工作。

1972年7月，弗尼科拉停止他肆无忌惮的倾倒刚七个月，整件事就真正“尘埃落定”了。联合碳化物公司移走了一眼能看到的桶，填平了弗尼科拉挖的沟，把浸满溶剂还露出零星铁桶的地面盖好了。几千加仑溅出来或者被倒出来的危险化合物进入了赖克农场未铺防渗膜的砂质土壤，现在对它们可以眼不见心不烦了，一如其他那些联合碳化物公司埋在镇填埋场的废物。对于这些被埋的有毒废弃物可能会去哪里——尤其是它会不会顺着沙子渗到土壤的水饱和层，也就是全镇饮用水所依赖的含水层——没人对此有一丝担忧。虽然政府已经得知赖克自己的水井有毒，却没人去测赖克邻居家后院的水井看有没有被污染。被污染的地下水的羽流会不会继续扩散？到1972年夏天，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开始使用花园路新打的六口水井，那里在赖克农场以南一英里的地方。这些井会不会被弗尼科拉做的蠢事影响？没人试着去查这个问题，虽然水务公司每年都从地下抽更多的水来满足激增的用水需求，尽管地下水的天然流向——向南——会使污染物从赖克农场直冲六口新井而去。

赖克一家在那里又待了四年，最后搬走了，他们想卖掉旧农场的各种努力都扑了空。没人会冒险买一个渗着毒物的垃圾场。反过来，赖克沮丧地看着邻居们把地卖给开发商发了大财。弗尼科拉1971年造成的灾难过去四十年后，这块土地依旧被搁置着，贝莎和萨姆两人——一个八十四岁，一个九十岁——还在痛苦之中。他们谴责联合碳化物公司，谴责政府管理人员，更谴责弗尼科拉，为自己辩护，为当初以四十元一个月的价格——弗尼科拉想都没想就直接给了钱——将后面的两英亩土地出租，换来四个月疯狂倾倒的决定辩护。“我们不过是把土地租给了一个要在那存放空桶、以后再卖桶的人，谁知道他是个骗子。”贝莎·赖克说。

而弗尼科拉则不再做废物运输生意，他没得选择，政府没收了他的卡车。（四年后，一纸协议限定他永久离开运输业，同时支付一百美元“赔款”。）他转而从事另一项投机生意，旧车修理与销售，这也适合他善于推诿的天赋。他后来一直待在欧申县，直到2006年去世，不过除非被法庭传唤，他很少提及当年的废物承运业务。当他说起这些的时候，会以一种可怜兮兮而不是懊悔的口气，带着他特有的虚伪。单把他拿出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会这样抱怨，别的承运人也都在贿赂镇上的填埋场来扔桶，持续的时间还更长，而他才做了不到一年。^[26]“倒桶这事我整个只做了大概五个月，”在1993年的证词中他这么跟律师说。“就我所听说的，除了我，人人都挣了钱。就我一个赔了钱，还是我开始做起来的。卡车也没了，我赔了全部身家。”^[27]

其他人赔上的更多。

【注释】

[1]弗兰克·弗尼科拉的这段话，以及后面弗尼科拉兄弟的话均出自Abbatemarco诉Nicol的案件的宣誓证词中，这是一个地下水污染案件，牵涉曼彻斯特小镇一个叫派恩莱克花园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弗尼科拉兄弟出庭是因为最初被告中包括联合碳化物公司，后来公司被免于起诉，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尼克·弗尼科拉处理的该公司的废物污染到了派恩莱克花园的饮用水供水。案子最终以当地沥青工厂缴纳四百万美元结案。尽管此案中弗尼科拉兄弟并未受控，但案中他们的证词是少数现存的文件中他们宣誓并详细描述了的自己在新泽西州废物处理产业中的经历。

[2]普勒斯泰德镇前委员唐纳德·J·克瑙斯多年后解释道：“古斯农场的大小和足球场一样，桶可以被分层填埋。能赚大钱。”克瑙斯也曾是新泽西州环保部的调查员，卡伦·切斯勒在《普勒斯泰德的污染物到了监测点》（阿斯伯里帕克出版社，1997年10月11日）中引用了他的话。

[3]Don Bennett，“Much Work Left to Do at County Waste Sites”，Ocean County Observer，February 15，1991．

[4]曼彻斯特镇是一个恶名远扬的废物排放点，特别是废液。据Abbatemarco案庭审时警察布鲁斯·伊杰兰说，70号公路边有一个归药物公司所有的排放点，当地人称“盘尼西林垃圾场”。他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曼彻斯特警察局做侦探。

[5]Abbatemarco deposition of Nichoas Fernicola，24．

[6]1971年7月7日，联合碳化物公司邦德布鲁克工厂的两位员工乔·诺瓦克和艾德·莫哈力克的手写记录中提到：“开始由尼克·弗尼科拉处理泄漏和损坏的废物桶。找人检查一下他丢弃的位置。……”除了第一次去看了垃圾填埋场，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工厂有任何人再去检查过弗尼科拉的工作。

[7]阿维森纳认定的可以通过人际传播的疾病包括麻风病、天花、鼠疫、肺结核、皮肤感染的疥疮和脓疱病。到了14世纪，这个名单增加了眼部感染疾病沙眼、皮疹中的疖肿、炭疽，还有癫痫。后两种不应包括，惊厥是某些传染病的一种症状但癫痫本身不传染。同样，尽管人可能因衣物或畜产品接触过感染的动物体并携带了其孢子而被感染，但炭疽不会在人际传染。

[8]威廉·法尔所撰写的“关键统计学”被收录在1837年出版的《大英帝国统计报告》中，著者约翰·拉姆齐·麦克卡洛克等。

[9]“T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William Farr，cited in Elaine Freedgood，Victorian Writing About Risk Imagining a Safe England in a Dangerous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2000），42．

[10]哥罗芳即氯仿，又称三氯甲烷，早期用于手术中的麻醉，后被更安全的麻醉剂取代。——译者

[11]“The Cholera Near Golden Square”，John Snow，excerpted in Carol Buck et al．，eds．，The Challenge of Epidemiology：Issuesand Seleced Readings（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1988），415—418．

[12]斯诺也是第一批意识到没有出现病例和有病例出现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调查人员之一。例如，啤酒厂没有出现死亡，邻近波兰街的一个拥挤的厂房只有五例死亡。斯诺和怀特黑德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啤酒厂里每个人都以酒代水，而另一个厂房则是有自己的水井，不依赖布罗德街的水井。斯诺也认真检查了那些看上去与众不同的死者，例如，一位几个月前从索霍区搬到了汉普斯特德的老妇人，在那里没有其他的霍乱死亡病例。走访了死者亲属后，斯诺发现她喜欢布罗德街的水味，每天要给她送去一大罐水。

[13]约翰·斯诺是从一位母亲那里知道了这个地下室里的污水池的，这位女士的婴儿在霍乱中死了，她曾在那个水池边给孩子洗过尿布。

[14]意大利人菲利浦·帕西尼第一个在显微镜下发现，霍乱菌可能是霍乱的病因。但人们普遍忽略了他在1855年的发现，而且细菌学假说是直到三十年后罗伯特·科赫又独立得出相同结论后才被普遍认可的。

[15]集中处理废弃物的第一个大力拥护者是热心的律师和改革家，英国人埃德温·查德威克。甚至在威廉·法尔和约翰·斯诺确认污水和霍乱的关系之前，查德威克就高调宣称卫生条件差是贫穷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穷人总是生活在不健康的环境中。他推动英国议会于1848年通过了《公共健康法》，该法案设置了“卫生稽查员”这一职务（即现在公共健康官员的前身），旨在改善水资源分配、污水和废物处置的安全性。

[16]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极大地增加了其人均废物的总量，两个统计数据揭示出其中的原因。第一，与1960年相比，现在美国人平均的废物产生量翻了一番。第二，富裕国家的城市居民产生的废弃物与贫困国家城市人口相比多了两倍。富兰克林等，美国市政固体废弃物特征，（美国环保局，1998），141，表B 1，桑德拉·君度，固体废弃物管理的职业与环境健康问题，（世界银行，2006），4，表1。

[17]Philip Wehner，“Waste Disposal/Effluent Problems”，August 15，1966，memo to Robert Sponagel，1．

[18]据1966年7月21日《新泽西信使报》头版的文章所述，排海管道开通九天之后，住在工厂附近的罗纳德·克莱顿在欧申县委员会的会议上投诉说，因为那种“恶臭”，他和邻居们晚上都无法入睡，他相信那来自汤姆斯河化工厂那个十英亩的储存池。其竞争对手《欧申县太阳报》同一天的封面故事则指出，克莱顿投诉完之后，梅厄·约翰·G·伍兹公开为公司辩护，镇上的污水专家罗伯特·康迪也为公司辩护。

[19]见于莫里斯·史密斯，“固体和溶剂废物处理”，1966年10月11日，备忘录，2：“每6—8周就要处理大约五十AQ蒽醌过滤母液。这东西焚烧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大量黑烟，通常在晚上烧掉。”同样，1967年9月7日阿特拉斯化工公司的W·A·海比格给汤姆斯河化工厂的詹姆斯·克兰的信中说：“我们理解汤姆斯河化工厂希望我们防止公众知晓在你们公司进行的废液处理的心情。”

[20]雷蒙德·西蒙，“汤姆斯河化工厂公众态度调查”，1968年2月1日，给汤姆斯河化工厂。西蒙是尤蒂卡大学的公共关系教授，他的十名学生设计了问卷并参与了调查。

[21]“Public Opinion Sruvey Reveals RTC’s Standing in the Community”，TRC Color（Spring 1968）．

[22]除了Abbatemarco案的证词外，本章对赖克农场1971年和1972年的事件的解释，基于一份119页的报告，由天合公司的环境工程师马苏德·哈塞米于1976年整理，此人当时是美国环保局的顾问。律师及其他研究汤姆斯河镇儿童肿瘤聚集现象原因的人们将其简称为“哈塞米报告”，报告全称是“新泽西州多佛镇与危险废弃物相关的土地处理破坏事件分析”。

[23]尼克·弗尼科拉“在那块地上不停地挖坑，这里挖一个，那里挖一个，我们一直都在把化学品倒到土里”。里奇·温顿回忆道，他是弗尼科拉雇用的卡车司机之一。Abbatemarco案温顿材料73页。

[24]Abbatemarco deposition of Nicholas Fernicola，pages 37—38．

[25]州政府决定不进一步调查尼克·弗尼科拉在赖克农场的行为，这个“不幸”的决定于1977年4月27日作出。此事记录于新泽西州副检察长劳伦斯·E·斯坦利的备忘录中。

[26]弗尼科拉1971年在垃圾填埋场和赖克农场做的倾倒事件发生二十二年之后，他在一次法庭证词中说，1971年那些从汽巴嘉基公司和莱克赫斯特海军机场拉东西的司机为了倒东西“肯定”给垃圾填埋场行了贿。但他没有提供名单和其他证据。见于Abbatemarco案尼克·弗尼科拉部分83—84页。

[27]Abbatemarco deposition of Nicholas Fernicola，Pages 43 and 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