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他们

俯首甘为孺子牛

编者按：今年四五月间，杨叔子同志作为湖北省“奉献者之歌”报告团的成员在许多高校作报告，受到普遍欢迎。他在报告中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和工作中的体会，许多听众都认为他的报告很有教育意义。从本期起，本报分两期将他的讲稿全文发表，供大家阅读，以便从中吸取教益。

从杨叔子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是有深厚的感情的。他从跨出“第一步”开始，就认为“共产党总比国民党好得多”。后来，他又提高了政治觉悟，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并在各方面努力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可以说，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愿意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是他不断进步，在教学、科研中不断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杨叔子在报告中还谈到了要有正确的事业心，如何正确处理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当前社会上出现的某些现象等问题，这些也是师生员工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现在心情十分激动。如果说今天我是作报告的话，倒不如说我是在汇报；如果说我是作为“奉献者之歌”报告团的一个成员在作汇报的话，不如说我是代表了我所在的集体、支持我的同志们、帮助我的同志们，来汇报我们的工作情况的。

一、荣誉属于集体

我这么讲，绝对不是什么客气，因为事情确实如此。我先后受聘为11所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担任了10多个学会的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得到了国家级、省部级许多科研成果奖励，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4本以上的著作，有的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全国优秀教师，又是国家人事部批准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如此等等。这一切是大家一起做出的。我能有多大能耐呢？我那个教研室有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20多个，还承担本科生两门课与研究生三门课的教学任务，以及其他任务，我脑袋再大，能一个个地指导他们吗？能一个人去完成这些任务吗？根本不可能！正是这些研究生，正是我们教研室的同志，正是与之有关的同志，正是这集体的力量，我才能做到这些，才能获得这些荣誉与奖励。这一切荣誉与奖励是属于这个集体的。唐朝有位伟大的诗人，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豪韩愈，他写过一首七绝，后面两句话是：“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韩愈说，杨花榆荚没有什么才华，哪比得上万紫千红的鲜花，只会随风飘扬，漫天飞舞。我想，杨花柳絮随风飘扬，弄得不好，还会呛鼻子，刺眼睛，惹人讨厌呢！然而，在春天，没有杨花柳絮，没有这似花还似非花的飞絮，也不像万物欣欣向荣的春天。我们国家，有大量的先进人物，他们是洛阳的牡丹，菏泽的芍药，昆明的茶花……万紫千红，争奇斗艳；我呢？就像杨花榆荚，没有什么才华，但却能随风飞舞，增加我们祖国大好春天的一丝气息。今天，我在这里作汇报，也正是为了增加这丝气息。我的确是这种心情。

很多人问过我：“你认为世界上谁最伟大？”我答复他们：“我认为最伟大的是天安门前那块丰碑所纪念的人民英雄，正如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一样，他们是‘永垂不朽’的。”如果没有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的斗争，就没有今天社会的进步；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近70年浴血奋斗，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我永远忘记不了，在念高中的时候读过的魏巍同志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中间的一段，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有的年轻的同志们，特别是有些年轻的少女们，他们甚至连爱情也没谈过，就牺牲了，就倒在朝鲜战场上了。可谁知道他们的名字呢？如果没有这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没有千千万万这些被“聪明人”视之为“傻瓜”的人们，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胜利，我们的社会就不能进步。4月23日《光明日报》第2版有篇报道说：《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一位“烈士”仍然活着，在魏巍文章中点过这位“烈士”的名，说他牺牲了。然而，实际上，他被朝鲜人民救活了，回到了老家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他没向人表功，在最平凡的岗位上工作快四十年了，生活也很艰苦。最近，他送儿子参军，才被发现了。同志们，没有这样的“傻瓜”，哪里会有革命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我们的革命事业是集体的事业，这是真理。

二、“第一步”

我自学德语的时候，看过一本德文小说，叫做《第一步》，是民主德国一个女作家写的，介绍一批革命者是从怎样的第一步走向革命的。我想过，我的“第一步”是怎么样的？我的“第一步”是在什么地方跨出的？我想应当是在南昌跨出的。江西是我的故乡，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在南昌念高中，那时，我对共产党没有什么认识，那时国民党报刊上大肆宣传的是，共产党六亲不认，共产共妻，好像是一个青面獠牙的大魔鬼。实际上，国民党贪污腐败，社会物价飞涨，老百姓背着钞票袋去抢购大米，当时的纸币金圆券就像手纸一样不值钱。南昌解放前一天的晚上，听说国民党军队要抢南昌城，我家也很紧张，据说：要不抢城，得交多少万块银元。在我记忆中，好像南昌商业界凑了一大批银元，送给了国民党军队，南昌才幸免于难。南昌解放那天晚上，爆炸声不断，一方面是国民党炸弹药库，另一方面是打仗。第二天早上，细雨蒙蒙，我去上学，路过现在的“八一桥”（那时叫“中正桥”）头，桥头附近有家茶馆，一批解放军站在茶馆的屋檐下，我记得很清楚，不少人还流着血，裹着绷带，但连茶馆都不进。同志们，一个要抢城，另一个连茶馆都不进，对于我这么一个当时不满16岁的小青年，思想会起什么样的变化呀？180度的大转弯！我感到解放军是仁义之师，共产党就是好。我想，这或许就是我的“第一步”。尽管当时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很肤浅，但是，随着这第一步的跨出，我毕竟认为共产党总比国民党好得多。那年秋天，南昌一中招生，我就去报考一中，离开我念的教会学校。在教会学校班上，我是第一名，总平均成绩可能比第二名多10分。教会学校告诉我：“别考一中了，我们给你奖学金！”我讲：“我不念帝国主义的学校，我要念共产党的学校！”解放后一派崭新的气息，激励我不断进步，在中学入团，在大学入党。在南昌一中念书，成绩也很好，在全年级也是领先的。高中毕业后，因工作需要，我二话没讲，就参加了工作。工作第二年，就是1952年，夏天，我正害肺炎，病不轻，组织告诉我：“因为国家经济大建设的需要，调你去学习，高兴不高兴？”我当然高兴啦！我立即去报到，参加补习，参加考试，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

在大学，我学习与工作都很不错，年年优秀。四年级上学期念完，去毕业实习，那时毕业实习时间恰好跨春节，在工厂过春节。实习回来那天，我中午正在午睡，系秘书叫醒了我，告诉我：“杨叔子，你留校了，马上到哈工大去做机床毕业设计！最好今天就走！”这弄得我莫名其妙，因为我根本没有留校的思想准备，我讲话急，表达能力也不算好，不适合留校。但我又是个二话没讲，只讲我的衣服还没洗，东西还得收拾，后天走。系秘书要我去找教研室主任李教授，接受任务。我找到李教授，他告诉我：“由于学习苏联，要办专业，我们专业以后要做机床毕业设计，教研室指导机床毕业设计的力量不够，你去哈工大，做机床毕业设计，接着指导下一届的机床毕业设计。”他了解我，后来我才知道我留校是他提名的。他在鼓励我一番后，殷切希望我做好设计。第三天，我打起背包，提着旅行袋，就奔向哈尔滨了。我当时下决心当好老师，献身人民教育事业，为此自己在日记上还写了一首诗呢！但是，我的口才的确不太好，后来第一次上课就砸了，学生纷纷跑到另外一个班听同样的课去了。当然，我并不气馁，继续奋进，终于在讲台上站住了脚，还大受学生的欢迎呢！

这当中，我的老师给了我不少帮助，花了不少心血，从怎么组织教学内容到如何掌握学生思维规律，从如何写黑板到如何讲深浅难易不同的问题，这是后话了。他们的真挚帮助，更使我感到，第一步以后，第二步、第三步……更要坚定地走下去。

三、能抓一分钟就是一分钟

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华中工学院，来到了哈工大，碰到的第一件难事是俄文不过关，被动得很！我大学俄文成绩虽不错，但因整个年级的水平低，我水平也不高。在哈工大，我横下了心，一定得自学好俄文，走路、吃饭、睡觉，只要有时间，我就突击学俄文；那时，我以每天记一两百、两三百俄文单词的速度前进，迷到俄文里去了。有一次到邮局去寄信，边走边念念有词，念到邮局后寄了“信”又念回来，别人问我：“信呢？”我讲：“寄了！”其实，信在口袋中，没寄，但我记得确确实实向邮局寄了“信”。到底寄了个什么东西，至今我还搞不清楚。俄文进展的速度极快，两三个月后不但能较顺利阅读俄文专业书籍，连工厂的俄文翻译都向我请教专业单词的翻译问题呢！

马克·吐温讲得好：“人的思维是了不起的，只要专注于某一项事业，那就一定会做出使自己感到吃惊的成绩来。”事实就是如此！三年困难时期，困难到藕圆子5分钱1个，吃饭，怎么吃，每餐还得“斗争”一下：到底是吃3两还是吃4两？是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朝三暮四，晚餐吃4两，晚上就舒服些。那时候，组织很关心我们，要大家好好休息，注意保重身体。我想，现在工作比较松，是个学习的好机会，抓一分钟是一分钟，抓一小时是一小时，时间总是挤出来、钻出来、累积起来的；我晚上12点睡，早上4点起，晚睡早起，学习德语，一年多后，德文能阅读了，前面讲的《第一步》也是这时读的。学外语，学以致用，为了掌握国外最新资料。有一次，教研室有份德文资料要译，我讲我能译，别人讲你怎么能译，你又没学过德语。我讲这是秘密，我能译。很快我译好了，别人惊奇。要学习好，更得工作好，学习是为了工作。1962年年底，学校节余了一笔钱，要用于买书。我接受了买书的任务，放下听课机会，到北京去买书。书买得差不多了，12月24日，我接到学校一个电报，要我到北京、天津、沈阳、济南安排我们专业的毕业实习，有一二十个工厂得联系、得安排。那时还是困难时期，吃住不好解决。我接到电话，二话没讲，也不管衣服够不够，立即动身，晚上坐火车，白天干工作，只在沈阳、天津睡过两三个晚上。那时，火车不挤，硬座很松，我舍不得花钱买硬卧票，给学校省些钱。晚上坐火车，还站在洗脸间念两小时的书。就这样，抢时间，拼命干，12月31日就回到了学校。我用这么快的速度办好了这么一件困难的事，大家有些惊奇，我感到幸福。

在时间上，我有强烈的紧迫感。我深深感到，今天主动地“被动”，自己给自己压担子，找麻烦，比明天被动地被动，自己在工作上效率低，质量差，不知好多少倍！我自己在工作与学习上立了个规矩，叫做“大忙小干，小忙大干，无事全力干”。忙指工作，干指学习，再忙也得学习，而学习是为了工作。关键是得抓紧时间。莎士比亚讲过：“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是的，就是病在床上，在大年初一，我也得学习一下。

四、心要迷在事业上

在时间上的紧迫感来源于事业心。一个人总得有个志向，有个精神，有个追求。这几年，有股厌学风，“读书无用”，“读书无钱”，这不好。我有个硕士生，1987年作为优秀本科生被推荐入学，1988年春节后，他从江浙老家回校找我讲：“教授，我不读研究生了！”我说：“怎么？不干了？”他说：“我回家，家里排了个队，文化程度越高，收入就越低，我的文化程度最高，我的收入最少。家里已给我找了个工作，蛮不错，工资高，我不想读研究生了。”我告诉他：“这不稀奇，我刚从泉州开专业教学评估总结会回来。福建同志给我讲，沿海农村渔村的女孩如果不好好劳动，她的爸爸妈妈就会狠狠地对她讲：‘再不好好干，就把你嫁给大学生！’你看，大学生成了贬义词，分配多么不公！”我讲，我们确实要面对现实，但重要的是，我们要事业呢？还是要金钱？分配不公，应该改变，但是，我们的追求不能动摇。自古以来，追求事业的人，心迷在事业上的人，不会去追求钱，有钱也不会花。你看，杜甫这位伟大的诗人，忧国忧民、一生贫困，“老病有孤舟”，“凭轩涕泗流”，病死在洞庭湖一带的旅船上。朱自清这位毛主席赞扬的爱国学者，不吃美国救济粮，饿死了。伽利略、哥白尼，他们坚持科学真理，不向邪恶低头，受到教会迫害。如果他们向统治阶级屈服、投降，他们会有钱，会生活优裕。爱因斯坦这位伟大的科学家，钱多得很，可是他将钱去垫桌子脚，有钱不会花，这是必然的事，他们心不在钱上。两千多年前，孟子以鱼与熊掌来作比喻，要鱼呢？还是要熊掌呢？接着孟子点出了主题：“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夫子知道应该舍生取义，当然那个义是封建社会的义，但毕竟是孟夫子心中的事业。爱因斯坦也讲过：“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我还记得另一位西方文学家讲过：“如果金钱成为你的崇拜物，那么，它就会同魔鬼一样折磨你。”事实就是这样。这里，我还没谈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涌现出的雷锋、王杰、焦裕禄呢！他们把人生的价值讲得那么清楚，“为人民服务”就是他们执著的追求，就是他们的最大的乐趣。现在，十分清楚，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我们国家而言，高层次科技人才的质量与数量具有决定意义，这是确定无疑的现实。高层次科技人才不上去，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被开除地球“球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难道我们不应该把自己造就成高质量、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吗？道理就是如此简单！我决不是说，去搞乡镇企业工作不对，也不是说去搞流通领域工作不对，我也深深知道，流通领域不搞活，生产也难以发展，流通环节是生产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现在是情况不正常，都挤到流通领域，都挤到沿海一些乡镇企业去，去搞钱，这就不对了。我告诉我那位推荐生，建议他继续攻读研究生，但何去何从，我决不勉强。他想了段时间，还征求了其他教师的意见，决定继续读书。我高兴，他也高兴。

讲老实话，凭我们教研室的力量去搞钱并非难事。有人曾给我介绍过，同沿海某个城市的私人工厂合作，现金交易，赚的钱可以千元、万元计，我不干。力量花在搞钱上，在教学与科研上又会有什么气力呢？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又怎么能培养出来呢？前年，我给我校《研究生学报》抄赠过秋瑾这位巾帼英雄的一首咏梅诗：“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琼楼傍古岑；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富贵负初心？”我们的初心，我们原来的抱负是什么呢？同志们都会有一个美好的答案的。我们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

五、政治方向要正确

要有正确的事业心，要有为集体、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心，要热爱社会主义，要相信我们的党，要又红又专。我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陈毅同志有个讲话，谈到驾飞机，他说，不会驾飞机，怎么能为人民服务？但思想不对头，驾着飞机飞到外国去，不回来了，那更不对。我们要的是又红又专。政治方向一定要正确坚定。

去年“六四”期间，有的学生去游行，我就对我的研究生讲：“别去游行！第一，这种游行不会有好结果，你越游行，天安门前绝食的越坚决，这是把他们推向死亡的深渊。第二，学生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会被利用，会造成社会失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够深刻了。第三，要相信我们的党。前几年，我们原来的总支书记从广州来武汉看我们，她沉痛地讲，解放前，她在武汉大学搞学生运动，用自己的拳头打倒国民党的贪官污吏，现在，在广州市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用自己的拳头打倒自己党内的贪官污吏，十分痛心。党内确有极少数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这些人该不该打倒？当然该打倒！但这是局部的，不是整体的、本质的；否则，我们那位原来的总支书记怎么能在广州纪委打倒党内的贪官污吏呢？”我说这点必须搞清楚。

我还说，不讲远，讲近吧，看看我们华中理工大学的历史就明白了！1954年秋天，我们学校将各分部师生集中到喻家山下时，一千多学生，三四百教师吧，房子也没几幢，校园光秃秃的，学校在国内有什么影响呢？现在呢？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生数量几乎增加了一个数量级，教师和房子的数量翻了几番，教学、科研水平大大提高，校园绿树成荫。现在，我告诉大家一件事，台湾一本权威刊物《环境绿化通讯》1989年第11期登了一篇报道《一个成功的校园绿化——华中理工大学》，作者是一位国际知名学者，这篇报道是他访问我们学校后写的。他对我们校园怎么评价呢？他将我们校园绿化同中、外校园绿化作了对比后说，全校区“确实达到了以环境为导向的绿化高境界”，“令我不禁为之叹为观止”！我想，华工校园自然环境很好，学术环境也很好，教学与科研水平在国内外也有相当的影响。华工只是我们国家很小很小的一个点，还有许许多多兄弟院校，许许多多工厂、矿山、科研设计单位，比华工取得的成绩大。试想，如果是腐败的政府领导一个衰败的国家，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吗？

当时，我还讲，对目前存在的贪污腐败、物价猛涨、治安不好、分配不公等现象，当然要反对，但是，应该如何认识，应该如何处理，这也是十分重要的。我劝他们，把过去两句老话“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改一改，改为“两耳必闻窗外事，一心要读圣贤书”，不关心国家大事不行；不读好书，不学好本领，也不行。“五四”运动提倡民主科学，但乱民主不行，无科学知识也不行。我们教研室的博士生没一个去游行，大部分研究生一直坚持科研工作，我们教研室的同志也都在坚持工作。我跟许多同志讲过，我1982年在美国期间，就有一些爱国华人与侨胞提出建议，对青年学生要加强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后来，我又多次听到回国的同志反映这个意见。在一些青年学生头脑中，只有abcd，只有经济杠杆，没有文天祥、史可法，没有长城、黄河，缺乏民族凝聚力，缺乏民族自豪感，这怎么行？

我这个教授，在美国作访问学者期间，外国人看到我一个月只有四五十美元工资，而美国教授年工资少则3万多美元，多则20多万美元，他们问我想不想留在美国。我说，一点也不想，我只想快点回国。我们这些访问学者不少在“文化大革命”中挨过批，受过斗，我也不例外，然而，我们绝大部分都回国了，用学到的先进科学技术，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这点很多外国人很不理解。其实，这也好理解，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人民派出来学习的，我们是在华夏大地上长大的，个人生活历程的曲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回国建设我们的国家。我赞成青年人出国，走一走，看一看，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洋为中用”，报效祖国。如果一去就不回，弄成“中为洋用”，那怎么行？中国人民花血汗钱为外国培养人才，这公正吗？

六、要敢于攀登科技高峰

还有一点也十分重要。我们要建设好我们的国家，就得迎头赶上世界水平。华中理工大学是重点院校，我们机械制造专业是重点学科，我们教研室又是老专业中的新教研室，也受到校系重视。我们搞科研，有三条方针。第一条，要有水平。没有水平，就没有竞争力。今天的水平是明天的财富。没有今天的水平明天就会落后。第二条，要解决生产问题。我们是工科，工科就是搞工程，工程就是应用理论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不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要你工科有什么用？基础理论应该搞，不搞不行，不搞就愚昧，就无突破，但那是数理化天地生的事。第三条是要钱，没钱活不下去，科研寸步难行。不过，顺序决不能颠倒，一是水平，二是解决生产问题，三是要钱，正因为如此，决定了我们每年能出一批有水平的成果，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我也代表我们教研室接受了那么多荣誉与奖励。举个例子来讲吧：1985年我们接了一个课题，难度相当大，要用仪器检测出钢丝绳在哪一个捻距内断了多少根丝。丝断到一定数量，钢丝绳就断裂，轻则物损，重则人亡。钢丝绳用得极广，从矿山到码头，从旅游到航天，从军事到民用。然而，这个检测技术世界上也没过关。用外国权威的话讲，断丝定量的检测，“如果不是不可能的，那也是十分困难的”。我国煤炭部门在1985年前，向它的一个研究所先后投资了三四十万元，还列为“六五”、“七五”国家攻关项目。这个研究所解决了传感器的研制问题，但是没解决传感器取出的信号处理问题，找了五六个单位合作，也没成功。1985年找到我们，只剩下1．9万元，问我们干不干？我同师汉民教授研究了一下，下决心干，然而，我们的心吊在嗓子里。我们把任务交给了陈日曜教授的一个博士生和我们的一个硕士生，组织他们干。他们两个都能干，用武汉话讲都是“叫鸡公”。我们告诉他们，要合作好，不能互相拆台。他们讲：“杨老师、师老师，你们放心，我们一定干好！”他们日日夜夜，除了农历除夕、初一、初二这三天外，天天干，基本上每天干到半夜。一年过去了，我们干成功了。钢丝绳一通过传感器，计算机屏幕上立即显示出：距离测量起点多远处，断了多少根丝，共计断了多少根丝，最危险区在什么地方。外国人没做到的，我们中国人做到了。原煤炭部科技发展司来人组织鉴定时，负责人一看，就赞叹：“成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接着，我们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南昌公司合作，研制了第二代检测装置，又获得了成功。所有的鉴定都认为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中国科学》这本主要刊登自然科学学术成就的我国最权威的学术刊物，去年也刊登了我们的论文，这很不容易。英国的《无损检测国际杂志》、美国的《材料评估》这两本国际权威刊物也迅速刊登了我们寄去的论文。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发展得更深入了。第三代检测装置在武钢程潮铁矿试验初步成功，第四代检测装置不久也将问世。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能够做到，外国人做不到的事有些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到。

七、鼓励学生超过老师

我们教研室的教师同学生的关系是好的。我们坚决支持学生超过老师。从整体上讲，如果学生不超过老师，儿女不超过父母，我们这个世界怎么进步？我们千万不能做九斤老太。“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这是自然规律。如果学生能指出老师的学术上的错误，提出更深入的见解，这是老师的光荣。因为你教得有水平，教出了好学生；尤其对于教高年级本科生的课与教研究生的课的教师而言，应该敢于教些前沿的东西。前沿的东西就是不十分成熟的东西，是教师了解得也不见得完全准确的东西，否则，就不叫前沿了。讲错了，只要不是不负责任，那又要什么紧？“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真理在谁手中，谁就是老师。1985年，机制专业有个班在二汽实习，有个学生写封信给我，密密麻麻写了8页。因为他们学的一门课是用我与另一位教师主编的教材，他没有去上武当山，留在二汽，给这本书提意见，信最后还讲，不知提得对不对，请杨教授批评指正。这个学生太好了。我到课堂上表扬了他，委托讲课老师，一个一个问题同他讨论，把提得好的建议都记下来，再版时好修改。同时，还给这个学生成绩加了分。还有个研究生叫吴波，在我讲课时指出我一个原则错误，这个错误，虽不影响结论，但错误是概念性的。我当场表扬了他，后来又多次公开表扬他，课程成绩加了分。我们应该激励青年学生昂扬向上的斗志与旺盛的学习精神，敢“师师之所未师，书书之所未书”。

当然，学生超过老师，学生一点也不应骄傲，把尾巴翘到半天高。学生超过老师，是在老师教的基础上超过的。老师把自己几个月、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所学到的东西，在几小时、十几小时、几十小时内教给了学生，学生不应该感谢老师吗？尊师重道，就是尊重历史，尊重客观，尊重别人的劳动，也是尊重自己的成长。我很佩服牛顿。别人给牛顿讲：“你比笛卡儿更伟大。”牛顿的回答是：“如果讲我比笛卡儿更伟大，那是因为我站在笛卡儿这位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我比他看得更远更多。”这是多么实事求是的精神！那些自己有了点成就，就向老师翘尾巴的人，是太幼稚，太无知了，不懂得自己是如何成长的。我是在1980年提升为教授的，那时我才47岁，是当时华工最年轻的教授了，在湖北省也算很年轻的一个吧。那时不同于现在，现在是自己提申请，那时是领导提名与基层推荐相结合。我被提名与推荐了，这事我都不知道。我们教研室一位老教授，就是要我留校的那位李教授，加上教研室主任、副主任与支部书记，他们联名签署意见推荐。我们教研室主任是1950年大学毕业的，是我的老师；副主任是1951年大学毕业的，也是我的老师；支部书记是1956年与我同届毕业的，他们当时都还是副教授。主任、副主任推荐自己的学生当教授，超过自己，他们是为了什么呢？如果他们不是从学校的发展着眼，不是从国家的利益着眼，而是计较个人什么，那么，他们能有这么崇高的风格吗？虽然，我提了教授，他们当时还是副教授，我仍然打内心尊重他们，无论人前人后，都是一样。李教授现在八十多岁了，每逢元旦、春节，我第一个去的就是李教授家，以表达学生对老师的真挚心情。虽然，在1983年，我调到了另外一个教研室，但我永远尊重他们。我们现在取得的成果也有他们劳动的一部分。

八、团结就是力量

在我们教研室，我们提倡三条原则：第一条，要公开承认别人的劳动；第二条，要公开尊重别人的劳动；第三条，要真诚地为别人着想。这三条归结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承认客观事实，尊重客观事实。我们教研室内，确实很难找到争钱争名的事。如果讲有，那就是“负”的——让钱让名。我们有位年轻教师，1985年硕士生毕业的。有一次，外单位给了他一笔劳务费，数字在我们看来不算小。他找到我讲：“教授，这笔钱我们应该拿，但我个人坚决不要，交给教研室。”我不同意，就“扯皮”，最后他只拿了一点点，其他的就发给研究生作为额外补贴了。这种退钱让钱的事，每个学期都会有。不争名，不管是报奖署名、鉴定成果署名、论文作者署名、专利申请署名，如此等等，从没人争过向前排；如果讲有，也是“负”的——争向后排，或者干脆争个“不要”排。正因为有这么好的一个集体，大家干得很欢，一方面感到工作紧张，另一方面感到心情舒畅。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集体容易出成果，又能吸引研究生报考的一个原因吧。当然，研究方向对头也很重要。去年学校评硕士优秀学位论文，全校甲等奖4名，我们占了2名；乙等奖9名，我们占了3名。从学校设立硕士优秀学位论文奖以来，我们几乎每一个硕士生都评上了奖。这是十分不易的，评奖指标都是硬指标，得奖很难。

团结就是力量。正因为我们教研室是一个团结得好的集体，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能战斗。我们教研室与党支部所有负责的同志，都可说是“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我一开始就讲了，成绩就是这个团结的集体做出的，我自己呢？只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只不过做了一份自己该做的工作。

九、要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

当然，我还得强调一下，我是共产党员，我应该按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毛主席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这篇文章中指出，抗日战争在解放区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的政策与共产党员保持共产主义纯洁性这两者不能混淆。因此，我不能只按照党根据目前情况制定的政策来要求自己，把对一个党员的要求降低到对一个普通群众的要求，我应该用毛主席引用鲁迅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来要求自己，做革命的“傻瓜”。没有千百万革命的“傻瓜”，我们的事业就不能胜利。从本质上讲，革命的“傻瓜”一点也不傻，而是真正的聪明人。写《三国志》的陈寿讲过：“智者不以小利移目。”在共产党人看来，个人的私利是小利，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就是大利，共产党人决不能因为个人私利而转移对于全局大利的视线。我们知识分子中，有大批像我这样年龄的共产党员，我们愿意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可以在六月炎天，坐着硬座，赶到西安去开会，我可以拒付高价，不买黑票，艰辛地在路上来往。普陀山、峨眉山、五台山、黄山、泰山、敦煌、“芙蓉镇”……一大批名胜风景地区我有多次机会去而没去，而是为了赶着完成某项工作，为了“大利”。我们很多同志也是如此。那些自以为聪明、投机取巧、发了横财的人，那些自以为得计、违法乱纪、中饱私囊的人，那些凭借关系、花天酒地、纵情“享受”的人，在我们的眼中，在我们革命人民的眼中，只不过是一堆粪土而已。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我所在的党支部。我们党支部的每一个党员，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教研室中大量棘手的工作是他们去做的，有名有利的事情他们默默地谦让，几乎每项重要的教学与科研成果都凝聚着党员们的心血。党支部的领导不仅努力做好党支部工作，而且也尽力同大家一道，做好教研室行政工作。我从没听任何一个党员讲过：“我做了这么多事，工作量该怎么算？”是的，我们党支部的党员、教研室大批同志与研究生都是在紧张工作着，在做革命的“傻瓜”。可以讲，没有我们这么一个好的党支部，就没有我们这么团结战斗的教研室，也就没有那么多荣誉与成绩。

十、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

我们年轻一代是朝气蓬勃的一代，应该相信我们年轻一代，不应该用九斤老太的观点来看问题。当然，我们应该加强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年轻一代也应该加强学习，时刻准备好接革命的班。毛主席在五十年代讲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大学一年级时，我看过一部苏联电影《宣誓》，描写苏联一个联合钢厂在卫国战争前后的情况。影片一开始的镜头是，在卫国战争前，工厂在开动员大会，总工程师在作动员报告，在厂门口，一个中专毕业的女学生，羞羞答答，走进工厂；影片的结尾镜头是，在卫国战争后，工厂又在开大会，总工程师也在作动员报告，可是作报告的总工程师不是原来的了，而是那位羞羞答答进厂的中专毕业的女学生。这时，在厂门口，也走进一位新的女学生。一个时代过去了，年轻一代接班了。今天，我们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正在祖国各条战线上挑重担，当铺路石，做孺子牛，做顶梁柱，希望在我们身上了；但放眼未来，二三十年后，年轻一代不就同我们一样，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吗？希望寄托在更年轻一代身上！

现在，我们祖国是大好的春天，春天也会有寒潮的入侵，但那毕竟是暂时的，让我们共同挥毫，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谱写新的篇章，在党的领导下，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社会主义事业是不可战胜的！

（根据杨叔子教授的报告录音与记录稿整理，并经本人删改，原载《华中理工大学周报》，1990年6月23日（第535期）、6月30日（第5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