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威先生》引出的“暴露与讽刺”的论争

抗战爆发后，作家、艺术家们都纷纷站到自己的岗位，依据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艺术风格，不同的表现手法，创作抗战文艺作品，宣传抗战，宣传群众，形成了抗战初期的文艺创作的高潮。但是，因为作家们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熟悉生活了解生活的程度等存在差距，作品在反映抗战现实的问题时，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和倾向。

第一，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

抗战初期，抗战文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抗战救亡的事实为题材的作品几乎取得了主体的地位，作品差不多全部集中于反日的主题。作者往往注重作品宣传鼓动的需要，而在艺术上缺少更多的斟酌，因此，作品表现出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荃麟在《内地戏剧工作的诸问题》一文中，如此描述戏剧上这一现象：“敌人压迫民众—汉奸乘机活动—游击队出现把敌人和汉奸消灭，戏剧就在观众满意中闭幕了”。作者指出：这样的戏在民众中会产生，敌人只不过是“一批饭桶”的轻敌思想。茅盾也在《八月的感想—抗战文艺一年的回顾》中，指出抗战初期文艺作品中“差不多”的问题和原因。

第二，把“抗战文学”缩小为“战争文学”。

抗战初期，一些作家把“抗战文学”的理解狭隘化了，以为非写前线的战争，战场的炮火，便算不得抗战文学，认为这是抗战文学的唯一主题。

祝秀侠是较早对抗战文学的主题问题发表意见的，他于1938年6月1日《文艺阵地》1卷4期上，发表了《现实主义的抗战文学论》，指出：“要反映整个战时中国的现实，必须从各方面去表现它。前方和后方不过是战时整体的两面，都有同样的重要”，抗战文学，“要表现抗战，要反映困难，便不能忽视了抗战社会的背景，历史发展的诸要素。而社会背景，历史发展的诸因素，是复杂的，主题的广泛性，多样性，正是现实主义抗战文学的主要条件之一”。

茅盾在1938年8月的《文艺阵地》1卷9期上，也发文指出：“过去一年的前半期，文坛上的主要倾向是着眼于一个个的壮烈的场面的描写，大多数作品把抗战中的壮烈的故事作为题材。”因为作家深入生活尚少，其结果，“除了壮烈事件之写来亦未成功而外，又造成了题材的单调与贫乏。”（《八月的感想—抗战文艺一年的回顾》）

第三，不能把客观认识和主观感情统一起来，多以感情左右着作品。

因此，作品中的人物描写“全是理想概念化的描写方法”，没有表现出客观事实的复杂性，没有具体反映出真实，这种“粉饰现实，以虚伪的感情注入作品之中，不是现实主义的抗战文学”。“抗战现实的复杂的现象及其发展的必然性，不是感情的直观能够反映出它的本质的，而一切抗战文学的作家，更需要藉正确的世界观来坚定抗战的意识”，“才可以正确的尽至大限度的表现现实，而且负起向上的倾向底指导作用”。（祝秀侠语，出处同上）

第四，注意了抗战现实中“曙光的典型人物”，而对“抉摘丑恶的工作”重要性缺乏认识。

第一个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李南桌。他于1938年4月16日《文艺阵地》创刊号上，发表了《广现实主义》。他说：暴露黑暗面，“有时比正面的建设还要有力，还要重要，就譬如说‘失败主义’吧，本是极有害的倾向”，如果作家把它表现出来，“就用功来讲，这是做了打倒它消灭它的第一步”。

茅盾就这个问题，有过一个完整的表述：“我们要写代表新时代的曙光的典型人物，我们也要写正在那里作最后挣扎的旧时代的渣滓，有人以为写了丑恶，徒然给读者以沮丧，但这样的过虑是多余的。一个作家用对于丑恶的无比憎恨与忿怒写出来的暴露作品，其反应一定是积极的”。（《八月的感想—抗战文艺一年的回顾》，载1938年8月15日《文艺阵地》1卷9期）

茅盾以《华威先生》为例，还做了进一步的论述。

现实主义抗战文学的主题是作家们所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他们在文章中所谈到的中心，是希望作家们要扩大抗战文学的主题，不要把这一主题仅仅局限在战争文学上，要写前方，也要写后方；要写战事，也要写人；要写光明，也要暴露黑暗等。因此，李南桌则更用过激的言词说：“我们无须乎抱着一种主义”或“公式”，放开笔写，“条条路通到罗马”。

抗战初期，关于文学创作方面的这些意见，对于解决作品主题的单调与贫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这些意见，同时也引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对“现实主义”的诸多的认识和理解问题（留待下面专题论述）；一是围绕《华威先生》，关于作品暴露与讽刺问题的争论。

《华威先生》是张天翼的讽刺文学的代表作，发表在1938年4月16日《文艺阵地》创刊号上。这份由茅盾主编的大型的文学期刊，创刊号上就选用这样的讽刺文学作品，当是茅盾慧眼识佳品了。作品的主人翁是华威，他是一个混迹于抗日文化阵营而专门闹摩擦，抢夺文化界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国民党党老爷的形象。他的特点就是“忙”，他以积极抗战的姿态，能不断地召集十几个有关抗战的会议，重复着“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的谰言。他为抢夺权力，还到处插手，干涉他人事务。对于不顺从他的人，则诬以“汉奸”、“不良分子”等。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高超的艺术概括力和讽刺才能，塑造了国难声中泛起的这块沉渣形象，具有特别不一样的意义。

在这部讽刺作品发表一个月后，李育中首先提出不同看法，他在1938年5月10日《救亡日报》上发表《幽默、严肃和爱—读张天翼的〈华威先生〉》。首先肯定这篇小说“确是写得好”，“主题这样‘切中时弊’，是极罕见的”等，但是，“在革命的行进和生死决斗的时期，严肃与信心是异常需要的，接受幽默的余暇是太少了，何况幽默有时出了轨，会闹乱子、伤害着严肃的。像《华威先生》，明眼人是知道所谴责的是什么，但不能不说，有些人看过这篇小说之后，却会把一些真正苦干的救亡工作者也错认作‘华威先生’，取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出言不逊，一口抹杀了组织的一切事宜。仿佛也学会了：你们是华威先生，你们只会开会，你们只会说漂亮话”。

这篇文章提出的对作品的否定意见具有代表性，即作品的社会效果是不好的，它对真正从事抗日的那些辛苦工作的人，具有伤害性。

另有人认为：光明和黑暗是事物的两面，抗战文艺，应该以全力来发扬来歌颂那有前途的光明的一面，“这一面天平高升，自然那一面就降低了，更何况现实中光明的势力大过丑恶？所以今天来抉摘丑恶，实非必要”。

还有人认为：“丑恶是不容易写的，因为一不小心，便成了只有消极作用的东西，所以还是不写为妥。”

对于这样一篇作品有不同意见，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问题是：抗战文艺作品，要不要表现黑暗？能不能描写黑暗？这是现实主义抗战文学必须要回答的。所以茅盾针对关于《华威先生》的不同看法，简要而明确地表示：“《华威先生》就是旧时代的渣滓而尚不甘渣滓自安的脚色”。这种典型的出现，“正表示了作家对于现实能够更深入去观察”，从而“认出那些隐藏在抗战旗影下的大小丑恶”，“抉摘那些隐伏在红润的皮层下的毒痈”。这种“抉摘丑恶的工作”应尽量写出来，“让民众逐一认识清楚”。所以“华威先生”“这个典型还应当发展”，否则，半途夭折了这倒是抗战文艺的一种损失。（以上三段文字，见茅盾的《八月的感想—抗战文艺一年的回顾》，载1938年8月16日《文艺阵地》1卷9期）

同年10月1日，茅盾又在《文艺阵地》1卷12期上，发表《暴露与讽刺》，再次强调，暴露与讽刺在抗日文艺作品创作中的重要性。

《华威先生》发表后引出的讨论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实主义的抗战文学能不能有表现黑暗、描写黑暗、抉摘丑恶的主题？茅盾作了肯定的回答。但是，问题并非那样简单，因为这篇作品的“出国”，又引起了一场讨论，其实质还是现实主义的抗战文学能不能有表现黑暗的内容？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原无产阶级的一份杂志《改造》，后堕落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喉舌，1938年11月，该杂志译载了《华威先生》，并加有按语，恶毒攻击、诬蔑中国抗日工作者和中国人民，以此来鼓动日本侵略者的“士气”。这样一篇暴露自身黑暗的作品，居然为敌人所利用，因而，在国内就召来了不同的声音和议论。

林林于1939年2月22日在桂林《救亡日报》上发表了《谈〈华威先生〉到日本》。他说华威先生这样的人物，“出现在日本读者的面前，会使他们更把中国人瞧不起，符合着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而增强他们侵略的信念。一句话：我们是‘减自己的威风，展他人的志气’了”。作者认为：“有些可资敌作反宣传的资料，像《华威先生》这样，不但不该出洋，并且最好也不要在香港这地带露面”，“无论如何，颂扬光明方面，比之暴露黑暗方面，是来得占主要的地位的”。

冷枫不同意林林的说法，他说：“‘出国’的华威先生毕竟是一具僵尸，华威先生已经在我们的抗战中给枪毙了，我们用不着担心敌人的嘲笑。这次抗战，在求民族的上进，所以我们不怕承认自己的弱点，不讳疾忌医，只有帝国主义者才处处掩饰自己没落的真相，抹杀正义与真理借以欺骗民众”。（《枪毙了的〈华威先生〉》，载1939年2月26日《救亡日报》）

作者张天翼对林林的意见表示不能接受，他认为：暴露华威先生这种人的病痛是“说明我们民族之健康，说明了我们的进步，唯其一天天健康，一天天进步，‘华威先生’这种人才被我们指得出，拿来‘示众’”，“日本人的发现‘华威先生’，想要拿这一人物来证明我们全民族都是这样泄气的家伙，而向他们本国人宣传，那是白费力，因为效果适得其反”，“假如日本有人被他们的法西斯叫昏了头，而看不见他们这家帝国的死症，只欢天喜地的来发现对方的小毛病，则其愚尤不可及”。（《关于〈华威先生〉赴日—作者的意见》，载1939年3月15日《救亡日报》）

李育中再度作文，指出：华威先生已被枪毙的说法是“乐观得彻底”，“现实上的‘华威先生’，忙于开会，忙于讲空话，专做救亡团体和救亡青年的绊脚石，那却惹起我无限的憎厌，这些人才是可怕”，“才该值得我们注意”。（《〈华威先生〉的余音》，载1939年3月17日《救亡日报》）

林林接受了讨论中的正确意见，写了回应文章《作家要深知祖国》。认为一个作家要写黑暗面人物，也要写光明面人物，我们“研究老中国，并不单是去发现什么美丽的人物的，描写黑暗面，就是要在自己身上挖掘一些污渣的，把它明显地表露出来，使同胞看出这污渣是什么，而非洗掉不可，这种文学的力量是巨大的”。（载1939年3月26日《救亡日报》）

论争并未到此结束，1939年2月18日，黄药眠在《抗战文艺》3卷9、10期合刊发表了小说《陈国瑞的一群》，同时还有巴金一篇批评“公式主义”的短论。这篇小说是继《华威先生》后又一篇“暴露”性的作品，描写的是陈国瑞之流的汉奸型的丑相，很快被汉奸报纸转载，因此，张天翼和黄药眠的小说又被人斥之为“汉奸文学”，风波再起。

沙介宁作文《论文艺上的消毒与肃奸工作》，予以批驳：这两篇小说，决非什么“汉奸文学”，恰恰相反，“都是第一期抗战暴露自己后方弱点，而作为打击汉奸或准汉奸以及腐化分子的相当重要的文艺作品”。《华威先生》是“一篇好的作品”，具有崇高的“政治的价值和艺术的价值”，敌人利用这篇作品不仅不会得逞，相反，会使“我们每一抗战分子都把华威先生咒死，揍死，换以积极的正确方面的意识影响”。而黄药眠先生在作品中是“既感情又理智地将陈国瑞一群‘汉奸型’的丑相，赤裸裸地暴露无遗了”。因此，这篇作品在“意义和价值上，也是有着不可抹煞的历史性的”。这两篇作品和其他的暴露讽刺作品，“不只是文艺上的一种卫生‘消毒’工作，而且是国防上的一种‘清奸运动’”。这类作品，是值得提倡的，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对于社会上那些“不好的现象”，应加以“揭发、暴露、讽刺、攻击”。（载1939年8月22日《救亡日报》）

有关文章还有：周扬的《作家到前线去》（载1939年3月4日《救亡日报》副刊《文化岗位》），卢鸿基的《我谈暴露黑暗》（载1939年10月23日《新蜀报》），野黎的《暴露·讽刺·铲奸》（载1939年11月10日《抗战文艺》5卷1期），华林的《暴露黑暗与指示光明》（载1939年12月16日《新蜀报》），周行的《关于〈华威先生〉出国及创作方法问题》（载1939年12月《七月》半月刊4卷4期），吴组缃的《一味颂扬是不够的》（载1940年1月22日《新蜀报》），司马文森的《朝低潮走吗》（载1940年9月3日《救亡日报》）。

以上大体上就是国统区文艺界因《华威先生》引出的讨论文章，这样的讨论对于现实主义的抗战文学主题的拓展是必要的，有意义的。但是，这次讨论，似乎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一部分论者坚持认为：在民族抗战的生死关头，作家们不去写前方，却在写后方，不去写战士在前方如何英勇杀敌，却要暴露自己的黑暗面，这不能让人接受。最具代表性的是周扬的意见，他指出，在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上，我们是存在毛病的，抗战以来文艺对现实中许多民族英雄的典型和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壮烈的事迹的反映是不够的。“抉摘抗战的前进运动中存在着的丑恶与缺点，虽然有它的重要意义，但是发扬民族的积极精神的作品，却更能表现出现实的主导的方面，更能尽读者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教育作用。”（《作家到前线去》）

另一部分论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在彻底执行文艺服务于抗战这一方针下，作家们不但要写光明，也要写黑暗面，对于那些有害抗战的不良现象，那些腐败无能的现实，应该给予揭露，这是现实主义抗战文学所必需的。司马文森的意见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说，《华威先生》“替我们画了一条新的写作路线”，但这还不够，我们还得努力，还得从更多方面“去发掘，去表现，须知只有使这些卑鄙恶劣的不良现象彻底澄清，才能使我们的抗战更和胜利接近”。（《朝低潮走吗》）

在表现光明和暴露黑暗的问题上，周行的文章最具广度和深度，他在《关于〈华威先生〉出国及创作方向问题》（载1939年12月《七月》）一文中，谈了三点：

首先，作者在暴露黑暗时，“不旁观，不浅尝即止”，“一定要究明所‘暴露’的事物的社会的根源……如果能原原本本地表现出罪恶从何成长，为何成长，特别是如何成长，那么罪恶之可以而且一定要被扫除”。

其次，加深光明与黑暗的对照，是必要的。要知道，文艺作品要“把光明与黑暗作为一物之两面来表现，而且这两面是在消长的过程中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把未转化为新事实的倾向作预见的暗示；而已经存在的，则把它形象化得更显著，更突出”。但“必须知道，所谓加深光明与黑暗的对照，并不是说要写成光明一定战胜黑暗；在某一特定的场合，也许黑暗势力还要占上风的。但即使如此，我们倘能深刻地表现出必胜的力量为什么也有一时的失败，则一时占上风的黑暗面之必将为光明面所代替，也就更加明白、不足为奇了”。

再次，讽喻之外还须尽情鞭挞，“说到批判或鞭挞，首先要求作者对现实有更高度的关心与执着。我们说描写罪恶罢，如果能彻底的描写去，把它鞭挞至体无完肤，则罪恶之为罪恶，一目了然‘暴露’的目的，同时显然也达到了”。

最后，“暴露”黑暗而又不违背统一战线的原则。当前，“统一战线的斗争显然与从前的有不同的地方，这不仅表现在主要对象的变动上，而且也表现在基本态度及具体方式上”。同是指摘、批评，目的是“为了支持对方”，“如果作者能以这种基本态度去‘暴露’，这正是为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所必需的”。

文章最后指出：“《华威先生》也不失为一服对症的良药。因之‘暴露’黑暗的创作方向，依然是丝毫不减其重要性。”

这篇文章，可以看作这次讨论的一个总论，特别是把光明与黑暗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事物的两面来看，应该说就为描写黑暗、抉摘丑恶提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