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研究

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比较，是研究托翁或陀氏的一种视角。别尔嘉耶夫说过，“在人们的心灵中，我们有可能确定两种模式，两种类型，其中的一种侧重于托尔斯泰精神，另一种侧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8]，俄罗斯哲学家的论断已经被大量的文学批评实践证实。

最早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比较研究的要算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二卷本）（1900—1902）了。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比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具有内在的近似性、同时又更为对立的作家是没有的”^[9]。

在第一卷中梅列日科夫斯基从作家的生平和创作出发对他们进行了比较。在阐述二位作家生平履历时，梅氏指出托尔斯泰的情感生活包括自我之爱和自我忏悔，并构成托翁创作为之运转的两条轴线。托尔斯泰是健康的，精力充沛的，甚至乐于参与养蜂、种植、养猪、酿酒等事务，梅氏认为，他的生活是“为了营造窝穴，营造宏伟的家园”（1，30）；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体孱弱，经历过“恐怖的四分之一秒”和牢狱之苦；托尔斯泰的生活条件是优越的，生活是幸福的；陀思妥耶夫斯生活拮据困苦，靠写小说为生。前者是蔑视文学的，更蔑视以文学谋生；后者是热爱文学的，文学是他成长的土壤，是以文学为生命的，视为谋生手段的。前者的生活方式是更接地气的，后者是接近炼狱的。

在阐述二位作家在创作上的区别时，梅氏指出托尔斯泰擅长肖像描写，同时为揭示人物内心服务。作家的艺术手法从外在到内在，从肉体到灵魂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善于用语言描写身体，亲近自然，在人与动物之间寻找到共通性和象征；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内心走向外貌，从意识和人性走向自发的动物性。在托尔斯泰那里，我们因为看见而听得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因为我们听得到，所以我们才看得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展示了人类心灵的悲剧和智慧，那是“有思想的激情和有激情的思想的悲剧”（1，238），陀氏描写人类灵魂全部的深层；托翁的视野比较狭隘，陀氏具有世界性的文化视野；托翁以肉体的深渊与陀氏的灵魂的深渊相呼应。

梅列日科夫斯基最后得出结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是同样伟大的，具有同样的俄罗斯性格，是彼此完成和补充着的，彼此相互需要的。

在第二卷中，梅列日科夫斯基主要从宗教思想的角度出发来比较两位作家，分析了两位作家笔下的基督和反基督。梅氏认为，托尔斯泰对上帝的理解是矛盾的。因为托翁认为，上帝的爱开始于顺从和柔弱，同情、对兄弟的爱、对敌人的爱就是上帝在大地上宣讲的那种爱，也包括自爱。借安德烈公爵之口说：“爱一切人，等于谁都不爱。”否定了基督的神秘性，将基督教义等同于关于生活的教导。同时他又认为上帝是遥不可及的。陀氏的宗教意识是象征性的。陀氏认为宗教是最高的肯定和完成，是战胜历史。梅列日科夫斯基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为例分析了他们笔下的拿破仑形象，对拿破仑这个艺术形象的处理正体现了两位作家的反基督观。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战争与和平》是“西方君主”与“北方君主”的一种决斗，是拿破仑意志与俄罗斯灵魂的决斗；托翁不仅通过对拿破仑的肖像描写，而且通过库图佐夫、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这两个形象与拿破仑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有意矮化拿破仑形象，对拿破仑持蔑视的态度。托尔斯泰认为，拿破仑的“全部行动都是低劣和丑陋的”（2，52）。他的“愚蠢和无耻天下无双”（同上）。托翁认为拿破仑是具有恶魔特点的人，是反基督的；陀氏借用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个形象讨论了拿破仑的反基督性，他的利己主义，“没有止境的自由，没有止境的‘我’，神化的‘我’，我就是‘神’，这就是拿破仑以天才的嗅觉预见到的这种宗教的最后的、几乎尚未道出的论断”（2，104）。陀氏的基督教义是“我们的兄弟，要保持对大地的忠诚”，他创作了与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个反基督对立的艺术形象，基督的巨大面目——梅斯金公爵，他是贫穷的精神骑士。托翁否定性，摧毁性；陀氏肯定天使的、神圣的性。对于托尔斯泰而言，基督仅仅是否定，仅仅是摧毁，是永恒的无；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基督乃是对等级的现象世界的否定，乃是对高级的现象世界的肯定，乃是永恒的无和永恒的有，即死亡和复活”（2，245）。通过比较分析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创作和他们的宗教思想，梅氏企图抵达俄罗斯现代民族精神的代言人的灵魂深处，表现和叙述他的哲学思想。

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上）中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研究，应该说不仅是对梅列日科夫斯基两卷书中观点的高度概括、细化，而且也是对梅氏观点的吸收和领悟。他认为，从出身而言，托尔斯泰出生名门望族，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平民；从宗教角度而言，托尔斯泰具有撒旦般的高傲，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具有基督徒般的恭顺；从思想追求而言，托尔斯泰身上体现的是自然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追求的是人类的精神性；前者是清教徒，后者是象征主义者；前者藐视人类历史毫无意义的多样性，后者思想具有高度的历史感，因而置身于俄国崇高思想的主流，历史和人类文化的一切事实对于后者而言均具深意，具有正面或负面的特定价值；前者能够克服其一切人格缺陷，成为一位面对永恒的裸人，后者的精神则在“相对现实”的象征之网中结成一团乱麻。就思维方式而言，托翁思想方式是几何似的严谨和线性的，因此他总是以道德巨人的面目出现；陀氏思维方式是复杂、流动和多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面对的则是流动价值之难以捉摸的微积分”，他“所面对的从来不是稳固的实体，而为流动的过程，这些过程表现为瓦解和腐烂”（米尔斯基，364）。就艺术探索的目标而言，托翁解析生活层面的灵魂，陀氏探究思维的生理基础、意志的潜意识过程以及个人行为的解剖学，他面对心灵层面，在他那里思想和意志与更高的精神存在始终相互接触。在对待羞怯感的态度上，托翁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感悟，一种自觉难堪的感觉，随着其社会独立性的增强，社会抱负的消隐，这一主题渐渐消失；而陀氏羞怯之折磨即为一个人类个体终极、绝对的价值之折磨，这一个体为其他人类个体所伤害，所侮辱，得不到他们的承认。前者的羞怯感要么是社会的，要么销声匿迹；后者是形而上和宗教性的，它永难消失。从他们分析的内容和方式来看，前者的分析是解剖，后者是重构；前者的问题永远是为什么，后者始终是什么，他不直接分析情感，而是借助人物的言语和行为揭示内心生活，这是一种象征态度，相信绝对与相对之间必有真正的关联；托翁认为“言行是罩在灵魂的单维度内核之上的一层面纱而已”。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1960）中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放置在欧洲文学的语境中进行研究，由此归纳出两位天才作家的异同。很显然，他是受到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启迪，乔治·斯坦纳认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文学领域涉及信念问题的典范，它们给读者的心灵带来巨大影响。在他的著作中，归纳起来，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思考和创作的维度上表现出了非凡的广阔性。《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的作者和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都认为作品的长度体现自己的视野特征。

2.托尔斯泰延续了从荷马以来的史诗风格，是史诗传统的最佳继承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延续了“悲剧世界观”，是继莎士比亚后最具戏剧大师气质的艺术家。

3.前者质疑基督教，持有强烈的反对圣像崇拜的观念；后者对耶稣的神性深信不疑。

4.前者的创作行为与说教冲动不可分割；后者以喜剧形式表现宗教元素。

5.前者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是经验世界的形象，是俗世生活的编年史；而后者的小说呈现的是作家想象中的整个世界。

6.前者醉心于理性和事实；后者蔑视理性主义，钟爱悖论。

7.前者体现了健康和奥林匹克山神灵具有的生命活力；后者集中了疾病和着魔状态形成的能量。

8.前者从历史的角度，从时间的长河的角度观察人的命运；后者从同时代人的角度，从戏剧瞬间的充满张力的静止状态，审视人的命运。

9.前者是入世的道德导师，后者是出世预言家；前者相信德行的力量，后者制造思想的能量。

这里要请亲爱的读者原谅我对梅列日科夫斯基、米尔斯基和乔治·斯坦纳的伟大著作做了如此条分缕析的概述，但是他们的确非常鲜明地从几个方面将托翁和陀氏进行了比较，如果您对那些方面都有如饥似渴的兴趣需求，就肯定会诉诸伟大的作者的著作本身。

圣彼得堡大学的马尔卡·马尔卡洛维奇教授以屠格涅夫为中介对托翁和陀氏进行了比较分析。他指出，托翁笔下的人物都过着普通的人类生活，服从于生活规律，他们的探索就是思考和观察，他们的思想都源于他们个人和俗世的生活经验。他们是这种经验的概括，我们会看到人物的诞生、发展甚至是死亡。而陀氏的人物，当我们看到他们时，他们已经持有某种思想、理论，一些人不满自己的哲学思考，一些人尽力去检验自己的思想，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实现它。不是生活迫害他们，而是他们设局考验自己的思想。因此实验在陀氏作品中起着重要作用。屠格涅夫的小说叙事策略是矜持的，主张和谐均衡原则的，而托翁和陀氏则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和谐，走向不和谐。

再次感谢前面提到的这些学者，是他们的著作引领我们一次次走向经典。除了学者们对托翁和陀氏的研究外，两位作家对彼此也有评价。托尔斯泰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血液中“存在某种犹太人的东西”，但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正面评价却来得很迟。只有在得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的消息时，托尔斯泰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表达了这样的感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但是，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他是我最宝贵、最亲爱的、最需要的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将自己与他进行比较。他写的所有东西（我的意思仅仅是优秀的、真实的东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写得越多，我越喜欢。他的艺术成就和智性可能引起我的嫉妒之心，但是来自内心的作品给我带来的只有快乐。我一直把他视为朋友，总觉得某个时候肯定会与他见面。突然之间，我在报纸上看到他的死讯，顿时觉得不知所措。后来，我意识到，自己非常看重他，不禁失声痛哭——我甚至现在也在哭泣。就在他去世前几天，我带着情感和愉悦，拜读了他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10]，托尔斯泰这一表白的真诚性遭到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质疑。相比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托尔斯泰的评价要真诚坦率得多。他认为托尔斯泰优越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作品的特殊风格和品质，称托尔斯泰的作品为“地主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预言性地指出了托尔斯泰文学作品未来的、世界性意义——尽管这一意义当时几乎没人理解，而且，时至今日也未必完全得到理解。他看到了他的力量，也同样清晰地看到了他的弱点”（1，77）。但是他认为，托尔斯泰的心智是一种直线型的，“虽然享有巨大的艺术天才，却属于这样的一类俄罗斯智士：他们只能看清楚眼睛前方的东西，因而便死死抠住这一个点。把脖子向右或向左转一下，看看立在侧面的东西，他们显然是办不到的：为此，他们必须转动整个躯体，从头到脚。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大概才能说出完全相反的话来，因为，无论如何，他们永远是严格的真诚的”（2，1-2）。托尔斯泰对于裸体画的否定和厌恶，以及对贝多芬音乐的贬低，都可以窥见他视野的狭隘和被陀氏称为“直线心理”的痴狂。

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高度概括了两位文学巨人的差异性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向未来的，他的艺术属于狄俄尼索斯艺术；托尔斯泰是心向过去的，他的艺术属于阿波罗艺术。”^[11]

综合学者们关于托翁与陀氏的比较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既是伟大的艺术家、天才的辩论者、伟大的俄罗斯形而上学大师，又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托尔斯泰引领我们成为生活的智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召唤我们靠近思想的巨人。他们的小说是富于启迪的片段他们告诫我们，“审视自己吧”。我们发现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两座对峙的山峰，他们的创作互为补充，构成了世界文学的精华。

一个多世纪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直到今天对他的研究还没有穷尽，他是最能够禁得起时代考验的作家。有人把他视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势群体的代表，有人把他视为残酷的天才，有人把他视为新基督的预言家，有人把他视为“地下室人”的发现者，有人把他视为真正的东正教徒和俄罗斯救世思想的倡导者，有人把他视为俄罗斯甚至是人类的精神导师有人……

在不断的言说和解读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得了不朽的生命，他的作品成为永恒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