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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

《图书馆学季刊经始》，同人责启超属文。启超于近代图书馆学既无所知，于中国旧目录学所涉亦至浅，不敢轻易有言也。顾夙好治佛学史，辄取材于诸家经录，屡事翻检，觉其所用方法，有优胜于普通目录之书者数事:一曰历史观念甚发达，凡一书之传译渊源，译人小传、译时、译地，靡不详叙。二曰辨别真伪极严，凡可疑之书皆详审考证，别存其目。三曰比较甚审，凡一书而同时或先后异译者，辄详为序列，勘其异同得失，在一丛书中抽译一、二种，或在一书中抽译一、二篇而别题书名者，皆一一求其出处，分别注明，使学者毋惑。四曰搜采遗逸甚勤，虽已佚之书，亦必存其目以俟采访，令学者得按照某时代之录而知其书佚于何时。五曰分类极复杂而周备，或以著译时代分，或以书之性质分。性质之中，或以书之涵义内容分，如既分经律论，又分大小乘;或以书之形式分，如一译多译、一卷多卷等等。同一录中，各种分类并用，一书而依其类别之不同交错互见动至十数，予学者以种种检查之便。吾侪试一读僧祐、法经、长房、道宣诸作，不能不叹刘《略》、班《志》、荀《簿》、阮《录》之太简单，太素朴，且痛惜于后此踵作者之无进步也。郑渔仲、章实斋治校雠之学，精思独辟，恨其于佛录未一涉览焉，否则其所发必更有进，可断言也。启超虽颇好读佛家掌故之书，然未有一焉能为深密之研究者。加以校课煎迫，勉分余晷以草斯篇，疏略舛谬之处，定不知凡几，冀借此以引起国内治目录学及图书馆学者对于此部分资料之注意，或亦不无小补也。

民国十四年十二月二日属稿，十四日成，启超，清华。

欲草斯论，宜先知经录之家数及其年代存佚等，今制一表以作基础。

元以前经录一览表

(明清两代虽皆有大藏目录，然大率踵元之旧，加增入藏新书，故皆从略。尚有明僧智旭《阅藏知津》一书，半笔记体，亦不录。)

经录盖起于道安。慧皎《高僧传》(卷五本传)云:“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祐录》亦云(卷二):“爰自安公，始述名录，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又云(卷四):“大法运流，世移六代，撰注群录，独见安公。”皎、祐两书，在佛家史传中为最古，其言如此，则安公之作前无所承可知。

(《祐录》中屡引“旧录”，费长房指为《安录》以前之书，后人皆沿其说。但录之出于祐公以前者皆可称旧，不必其旧于《安录》也。谓古录出秦时释利防，谓旧录为刘向所见，谓朱士行曾作《汉录》，此皆费长房臆断之说。［一］秦时有室利防赍佛经来华，说见王子年《拾遗记》，后人附会，谓“室”音同“释”。殊不知僧徒以释为姓，始于道安，秦时安得有此?况《拾遗记》本说部，非信史;又况《记》中亦并未言有目录耶?［二］东汉始有佛典，谓刘向曾为作录，太可笑。［三］朱士行三国时人，《高僧传》有传，并未言其作经录。所谓《汉录》者，殆后人依托耳。

汉时佛经目录，《长房录》不载，始见于《内典录》耳。原注云:“似是迦叶摩腾所译《四十二章经》等。”《四十二章经》已是伪书，则此录之伪更不待辨。)

《安录》今虽已亡，然其全部似已为《祐录》采入，读《祐录》可以想见《安录》，犹之读班《志》可以想见刘《略》也。今略为爬罗，则《安录》之组织及内容考见者如下:

本录第一——以译人年代为次，自汉安世高迄西晋末法立，凡著录十七家二百四十七部八十七卷。

(《祐录》新集经论录第一之前半，皆用《安录》原文，略有增补。祐自云:“总前出经，自安世高以下至法立以上，凡十七家，并《安公录》所载。其张骞、秦景、竺佛朔、维祗难、竺律炎、白延、帛法祖七人，是祐校众录新获所附。”又于法护条下云:“祐捃摭群录，遇护公所出，更得四部，《安录》先阙。”今将《祐录》中除出张骞以下七人所译(此七家殆皆伪书)，又除出护译之四种八卷(原注“安录阙”者)，所得部数卷数如右，殆即《安录》之旧。)

失译录第二——不知译人姓名者，凡百三十四种。

凉土异经录第三、关中异经录第四——亦无译人姓名，但能知其译地。凉土五十九部七十九卷，关中二十四部二十四卷。

(右三部《祐录》全录原文，惟失译录加入七部。)

古异录第五——此盖从大经中摘译单篇者，后此所谓“别生”也，凡九十二部九十二卷。

(《祐录》云:“寻《安录》自《道地要语》迄《四姓长者》合九十又二经，标为古异，或无别名题，取经语以为目，或撮，略四《含》，摘一事以立卷。”)

疑经录第六——一安公鉴别认为伪造之经，凡二十六部三十卷。

(原序［《祐录》卷五引］云:“……经至晋土，其年未远，而喜事者以沙标金，斌斌如也，而无括正，何以别其伪乎?……今列谓非佛经者如左，以示将来学士共知鄙信焉。”)

注经及杂经志录第七——皆安公所注群经及其他关于佛学之著述，凡十八种二十七卷。

(经录一卷，即在此中，内云:“此土众经，出不一时。自孝灵光和以来，迄今晋康宁二年，近二百载，值残出残，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难卒综理，为之录一卷。”此数语即《安录》自序也，见《祐录》卷五。

(附言:从《祐录》中寻《安录》，决可辑佚还其旧观，所需者细心抉择耳。有好事者试从事焉，亦可喜也。)

《安录》虽仅区区一卷，在其体裁足称者盖数端:一曰纯以年代为次，令读者得知兹学发展之迹及诸家派别。二曰失译者别自为篇。三曰摘译者别自为篇，皆以书之性质为分别，使眉目犁然。四曰严真伪之辨，精神最为忠实。五曰注解之书，别自为部，不与本经混，主从分明(注佛经者自安公始)。凡此诸义，皋牢后此经录，殆莫之能易。

《安录》是将当时所有佛经之全部加以整理，有组织，有主张的一部创作，故其书名为《综理众经目录》。但在安公前后，作部分的记述者亦不少，其体裁可大别为二:

一曰专记一人或一派之著述者——盖起于《聂道真录》。道真为晋怀帝时人，先安公约五十年。当时有最大译家竺法护，译经二百余部，道真实司笔受之役。护公殁，真复自译数部，因将其所译受者泐成一录。安公前之经录，殆惟此一家而已。其后如《菩提流支录》、《释灵裕译经录》等皆属此类。大率六朝隋唐间大译家皆有弟子为之著录，特其书多不传耳。

(《长房录》卷十五于《聂道真录》之外别有《竺法护录》一卷，窃疑此实一书耳。道真自译之书不过三四种，不能别自成录，凡《道真录》所记者皆法护书也。《祐录》于法护诸书之注引《道真录》者不下数十条，可见《道真录》即以专记法护为目的。后人或因其专记法护而题为《法护录》者，长房无识，遂两收之耳。

当时译家多有专录。《法护录》于《起信论》条下云:“勘《真谛录》无此书。”是当时有《真谛录》专记谛所译书矣。其余类此者尚多，检《长房录》及《高僧传》可见，兹未能遍查备列。)

二曰专记一朝代或一地方之著述者——安公弟子僧叡受学鸠摩罗什，为什门首座，因撰次什译诸经为《二秦录》。录冠朝名，盖始于此。道流、道祖者，慧远弟子，安公再传也。流草创《经录》，分魏、吴、晋、河西四卷。《河西录》亦名《凉录》，未成而卒;祖续成之，即诸录所引之《道祖录》是也。三家皆出安门，二书即续补《安录》。后此宋齐梁隋各断代著录，盖沿其例。又如《始兴录》、《庐山录》皆以地为名，盖专记一地方所译述者。

(断代著录之书，据《长房录》所记，则始于朱士行《汉录》。但吾不信士行曾有此著作。《长房录》又载有《赵录》一卷，无撰人名氏。《内典录》谓似是二赵(刘曜、石勒)时诸录。然二赵并无译经，何能别自成录?殆后人影射《二秦录》，依托为之耳。)

右两类皆部分的整理之著述也。其继安公之后为全部的整理者，在南则有支敏度，在北则有李廓。敏度，晋成帝时豫章沙门，所著有《经论都录》、《经论别录》两书。《长房录》云(卷七):“度总校群经，合古今目录，撰此《都录》”，则《都录》性质为属于全部的可知。其《别录》另为一书，不知义例何如?群录中引《别录》之文不少，意即为敏度书，或所录者带存疑意味耶?李廓为北魏永平间人，其书名《众经目录》，系奉敕撰。前此诸家经录皆私人著述，敕撰自《廓录》始。《长房录》(卷九)谓:“廓通内外学，注述经录，甚有条贯。”其书已佚，《长房录》存其目。

前此诸录，皆仅分年代，不判教乘，至齐武帝时，王宗为《众经目录》二卷。《长房录》(卷十一)谓其:“撰大小乘目录。”大小乘分类盖自宗始(所以有二卷者，盖大小乘各自为卷)，其书今亦不传(王宗在李廓前)。

现存最古之经录，为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即所谓《祐录》是也。祐虽终于梁代，其书则成于齐建武中，尚在慧皎《高僧传》前。中国佛学掌故书，莫古于是矣!祐自序云:“昔安法师以鸿才渊鉴，爰撰经录，订正闻见，炳然区分。自兹以来，妙典间出，而年代人名，莫有铨贯。……”又云:“敢以末学，响附前规，率其管见，接为新录，兼广访别目，括正异同。”据此，则祐之著述，私淑安公，且以续补《安录》自任可知。又自述全书组织云:“一撰缘记，二铨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铨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风可见。”今依此分别，则全书目录列表如下:

《祐录》第二部分(卷二至卷五铨名录之部)盖踵袭《安录》，有所捐益，余三部分则其所自创。其在“经录学”中新贡献者有下列数点:

(一)叙述佛典来历及翻译方法——虽疏略误谬处甚多，然此方面的研究实由此书启其绪。

(二)新立“异出”一部——一经而有数译本者，备举之以资比较。在佛家经录中，此种方法实为极要，其创之者《祐录》也。后此诸录以“一译”、“异译”分类，盖师其意。

(三)新立“抄经”一部——节抄之本，当然不应与原书同列。《祐录》别立此部，亦如史钞、子钞等之别为类也。

(四)广搜经序——朱彝尊《经义考》全录各书之序，深便学者。最初创此例者则《祐录》也。虽似散漫无纪，然实能为学术界保存无限可宝之资料，且令学者虽未窥原书，读其序亦可知其崖略焉。此实佛藏提要之椎轮也。

(五)详述列传——《安录》虽以译人时代区分，然于译人之传记语焉不详;《祐录》别为列传一卷附全书之末，于知人论世最有裨。

法经总评诸录，安公以下，独推祐公，而不讳其短。其言曰:“道安法师创条诸经目录。……自尔达今，二百余年，制经录者十又数家。或以数求，或用名取，或凭时代，或寄译人，各纪一隅，务存所见。独有扬州律师僧祐撰《三藏记录》，最为可观。然犹小大雷同，三藏杂糅，抄集参正，传记乱经，考始括终，莫能该备。”(《隋众经目录》卷末自序)据此则《安录》以后，宜推《祐录》，盖识者所同认矣!《法经》所纠弹四事，虽中《祐录》之病，然亦有当分别言之者——其所云“小大雷同”，盖讥祐不以大小乘分类。然崇大抑小，实隋唐以后习气，自安迄祐，殆无此见;且大小界限本极难分，近世治佛教史者类能言其故。祐不分此，盖未可厚非。其所云“三藏杂糅”，盖讥裙不以经、律、论分类。然祐实已别律于经。其内序云:“至于律藏初启，则详书本源，审核人代，列于上录。”书中卷三之第五、六章皆专记律藏。经律分纪，祐实创之，岂容反以杂糅相责?至于附论于经，则因其时论藏输入甚少，未能独立故耳。其所云“抄集参正”，则抄经另录，亦始于祐。所诃殊乖其实。惟祐书有一例外:“安公时抄，悉附本录。”(卷五《新集抄经录》序)此则自有别裁，未可厚责。其失译录中录抄经甚多，然皆下注“抄”字，一目了然，亦非自乱其例也。所谓“传记乱经”者，祐书诚所不免。殆因为书甚少，不能别立部门，故随译人以附录耳。然则法经所抨击，吾侪宜为祐谅恕者盖什而八九也。

要之《祐录》分类，不如后此诸家之密，此无庸为讳者。其书中之大病，则在其中一大部分仅保存原料之原形，而未尝加以细工的组织。虽然，创事者难为功，岂容苛责古人?吾侪若以《安录》比歆《略》，则《祐录》之视班《志》固亦无愧色矣!

僧祐以后，著经录者盖注重分类。有两部已佚之录，仅存篇目，而其分类颇有参考之价值者:一曰《李廓录》，二曰《宝唱录》。今据《长房录》所记表示如下:

李廓者，费长房所称为甚有条贯者也。其书之特色，则(一)大小乘分类，此盖王宗创之而廓次效之。(二)经律与论分类，此似廓所首创。其尤特别者，则(三)未译经论别存其目，此朱氏《经义考》别存“未见”一目之例也。其伪书类分为“非真”与“全非经”两种类，亦后此“疑惑”、“伪妄”分科之嚆矢。惟仅分经、律、论三藏，则传记等书应归

何目，苦难配合，此当为《廓录》之一缺点也。

《宝唱录》为梁天监十七年奉敕撰。其书分类刻意求详细，而失于琐碎，不合论理。诸经以一卷、多卷区分，无所取义，一也;论不别主类，不知何属，二也;禅经以下，分析太繁，无有系统，三也;异译之经，本宜别类，乃反不别，四也。其书不传，盖宜在淘汰之列耳。

现在经录中最谨严有法度者，莫如隋之《法经录》。此书为开皇十四年敕翻经，大德、法经等二十人所撰，名曰《大隋众经目录》。盖其时佛学已达全盛时代，此二十人者又皆一时之选，故能斟酌条理，渐臻完善也。其书由两种分类纵剖、横剖组织而成，一曰以书之内容本质分类，二曰以书之流传情状分类。今表示如下:

右分类，经、律、论三藏厘然分明，每藏又分大小乘，在佛典分类中最为科学的。其三藏以外之书分抄集、传记、著述三类，而每类又分西域与此土，则一切典籍可以包括无遗。

右分类专适用于经、律、论三藏，其抄集、传记、著述不与焉。本书中自下其解释如左:

一译——并是原本一译，其间非不分摘卷品，别译独行，而大本无亏，故宜定录。

异译——或全本别翻，或割品殊译，然而世变风移，质文迭举，既无梵本校雠，自宜俱入定录。

失译——虽复遗落译人时事，而古录备有，且义理无违，亦为定录。

别生——并是后人随自意好，于大本内抄出别行，或持偈句，便为卷部，缘此趣末岁广，妖滥日繁，今宜摄入，以敦根本(原书于别生本某书、抄自某经，一一注明，极为完密)。

疑惑——多以题注参差，众录致惑，文理复杂，真伪未分，事须更详，且附疑录。

伪妄——或首掠金言，而末申谣谶;或初论世术，而后托法词;或引阴阳吉凶，或明神鬼祸福。诸如此类，伪妄灼然，今宜秘浸，以救世患。

以此六种分类摄尽通行一切经典，真者写定入藏以广其传;别生及疑伪者虽屏不入藏，仍著其目，使后世勿为所惑，别择精严，组织修洁。专以目录体例论，此为最合理之作矣!今揽其全书，制为两表:

《法经录》大小乘三藏书目统计表第一

《法经录》杂著书目统计表第二

隋代经录，除《法经录》外，尚有两家宜论列者:一日彦琮，二日费长房。

藏中题《隋众经目录》者两部:一部六卷，即《法经录》;一部五卷，不题撰人名氏。据《贞元录》，知其出彦琮手。彦琮深通梵文，为玄奘以前惟一之通博学者。本传(《续高僧传》卷二页二十)称:“仁寿二年下敕更令撰《众经目录》，乃分为五例，谓单译、重译、别生、疑伪，随卷有位，帝世盛行。”是其分类殆与《法经录》全同。今藏中五卷本分为单本、重翻、贤圣集传、别生、疑伪、阙本，凡六类，与传文不尽合。五卷本优于六卷本者一事，曰别立阙本门，使存佚得所考焉。其不及六卷本者亦一事，则贤圣集传既不分类，复不分西域、此土也。

《彦琮传》中有应特记者一事(页二十一):“时新平林邑，所获佛经合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有敕送馆，付琮披览，并使编叙目录。以次渐翻，乃撰为五卷，分为七类，所谓经、律、论、方、字、杂、书七也，必用隋言以译之，则成二千二百余卷。”据此，知彦琮尚有巴利文经录五卷，可谓我国目录学界空前绝后之作。今不惟原书沦亡，并《琮录》亦佚去，深可惜也。

费长房所撰《历代三宝记》，亦名《开皇三宝录》，省称《长房录》。在现存诸经录中，号称该博。书凡十五卷，前三卷为年表;第四卷至第十二卷历记自后汉迄隋所译经典。以年代及译人先后为次，每人先列其所译著之书而末系以小传;卷十三、十四为大小乘入藏目;卷十五则仿马、班二史之例自为序传，而以历代经录附焉。道宣评其书曰:“翻经学士成都费长房因俗博通，妙精玄理……撰《三宝录》一十五卷。始于周庄之初，上编甲子，下录年编。并诸代所翻经部卷目，轴别陈叙，亟多条例。然而瓦玉杂糅，真伪难分。得在通行，阙于甄异。”(《续高僧传》卷二)又曰:“《房录》后出，该瞻前闻。然三宝共部，伪真淆乱。”(《内典录》卷十)今案《法经录》成于开皇十四年，《长房录》成于十七年，相去不过三年，《法经》著录四○九四卷，并存目合计亦不过五二三四卷。而《长房录》乃骤增至六二三五卷，实可惊异。大抵长房为人，贪博而寡识，其书盖钞撮诸家之录而成。搜采虽勤，别裁苦鲜。其最可观者实惟前三卷之年表。虽考证事实，舛讹尚多，然体例固彼所自创也。

经录之学，至隋而殆已大成，综其流别，可分两派:其一，专注重分类及真伪，自僧祐、李廓以下皆是，至隋法经集其成，入唐则静泰、明俭衍其绪。其二，专注重年代及译人，竺道祖以下凡以朝代冠录名者皆是，至隋费长房集大成，入唐则靖迈衍其绪。

(静泰《唐众经目录》，明俭《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大体皆沿《法经录》之旧。静泰只是续法经，更无改作。明俭则门类卷帙皆有加增，然颇芜杂。智升评《明佺录》云:“当刊定此录，法匠如林，德重名高，未能亲览。但指挥末学，今缉撰成之，中间乖失，几将太半。此乃委不得人之过也。”观此则《明佺录》价值可见。

靖迈著《古今译经图记》四卷，乃大恩寺翻经堂内壁画古今传译故事，迈因撰题画后，其书不过《长房录》之节本，无所发明别择。)

唐代经录学大家，则前推道宣，后有智升。道宣学风，酷类僧祐(《传》称其为僧祐转生)，同为明律大师，同谙悉佛门掌故。《续高僧传》以继慧皎，其精审殆突过之。有名之《大唐内典录》十卷——省称《内典录》，审彼七十岁时之著作。(原跋云:“余以从心之年，强加直笔，舒通经教。”)其书集法经、长房两派之所长而去其所短，更为有系统的且合理的组织，殆经录中之极轨矣!全书为录者十，为卷者十，然卷并非随录而分合。今表如下:

道宣对于十录义例，自有解释，照录如下:

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谓代别出经及人述作，无非通法，并入经收，故随经出。

历代翻本单重人代存亡录——谓前后异出，人代不同，又遭离乱，道俗波进，今总计会，故有单重，缘叙莫知，故传失译。

历代众经分乘入藏录——谓经部繁多，纲要备列，从帙入藏，以类相从，故分大小二乘，显单重两译。

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谓转读寻玩，务在要博，繁本重义，非日被时，故随部撮举，简取通道，自余重本，存而未暇。

历代众经有目阙本录——谓总检群录，校本则无，随方别出，未能通遍，故别显目访之。

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谓注述圣言，用通未悟，前已杂显，未足申明，今别题录，使寻览易晓。

历代诸经支派陈化录——谓别生诸经，曲顺时俗，未通广本，且接初心，一四句偈未可轻削故也。

历代所出疑伪经论录——谓正法深远，凡愚未达，随俗下化，有悖真宗，若不标显，玉石斯滥。

历代众经录目始终序——谓经录代出，须识其源。

历代众经应感兴敬录——谓经翻东夏，应感征祥，而有蒙祐增信，故使传持惟远。

今以《内典录》比较前录，其优点可指者略如下:

一、自卷一至卷五之传译所从录，将《长房录》全部摄入。但彼则务炫博而真伪杂收，此则务求真而考证綦审。又一经而有数译本者，皆注“初出”、“第二出”、“第三出”……字样，令读者一望而知传译次第。此例虽创自《长房录》，然彼或注或不注，此则略无遗漏。又某经初见于某录，一一注明，既以见著述渊源，亦使旧录虽佚而后世犹得循此以求其面目。

二、其“单重传译有无”、“分乘入藏”、“支派陈化”、“疑伪经论”四录，将《法经录》全部摄入。然法经于每类之下皆分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六门。其后三门既摈不著录，而仍与前三门同厕于一卷中，未免乱读者耳目。道宣各自为篇，不相杂厕，在组织上最为合理。又别生一项，法经绝对排斥，道宣相对保存。疑惑、伪妄，法经分而为二，道宣合而为一，皆宣优于经之点。

三、法经于阙本悉置不记，道宣主“有目阙本”一录，且明言为将来采访之资，抱残守缺，确是目录学家应有之态度。

四、道宣录中最有价值之创作，尤在“众经举要转读录”一篇。盖佛典浩如烟海，读者本已穷年莫殚，加以同本异译，摘品别行，叠屋支床，益苦繁重。宣公本篇，于异译别行诸经，各择其最善一本以为代表，例如《华严经》则举佛陀跋陀译之六十卷本，而异译异名之十部(度世、渐备、信力、十住、兴显、罗伽、住法、本业、兜沙、佛藏)皆该摄省略焉;《涅槃经》则举昙无谶译之四十卷本;《摩诃般若经》则举罗什译之三十卷本;《大集经》则举昙无谶译前三十卷本及耶舍译后三十卷本。……诸如此类，其裨益于读者实不少。著书足以备学者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

智升之《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大体依仿《内典录》，其特点则在经、论分类之愈加精密。今示其全部组织如下:

前此仅以大小乘经律论分类，至智升则大小乘经论又各分类焉，派别分类自此始也。今将原书“有译有本录”之细目列表如下:(有译无本录及支派别行录细目略同)

学术愈发达，则派别愈细分。《开元录》将大小乘经论更加解剖，此应于时势要求，自然之运也。其分类以大乘论分释经、集义两门为最合论理，盖纯依原书性质为分也。自余大乘经之分五部，而五部外单译本别自为类;小乘经分四含，而四含外单译本别自为类。此皆因部帙繁简，姑为此画分以便省览，在学理上非有绝对正确根据。但就目录学的立场言之，则取便查检，亦正是此学中一重要条件。智升创此，其功自不可没，而后此制录者，亦竟罕能出其范围也。

《开元录》更有一点可称述者，则子注之详细是也。经录之有子注，自《安录》已然，其注盖如《汉书·艺文志》，简单数字而已。此后则《祐录》、《法经录》、《长房录》、《内典录》递有加增，至《开元录》则有长至数百言，俨成提要之形者。以识鉴论，智升诚不逮道宣，故往往有宣所斥为伪书而升仍滥收者。然升既后起，宗法宣公而用力甚劬，其考证资料之饷遗吾侪者，斯为最富矣!其叙列古今诸家目录一篇(卷十)于祐、经、房、宣四录皆有颇严密之批评，惜皆属枝节的订讹，于著作体裁论列盖鲜。

要之，《开元录》一书，踵《内典录》之成规，而组织更加绵密，资料更加充实，在斯学中，兹为极轨。其后贞元间圆照为《贞元新定释教录》，袭录其文，不易一字，惟增实叉难陀、义净、不空、菩提流志等数译家而已。附数篇于续录，良惬雅裁;攘全书易新名，太灾梨枣矣!

有宋一代，作者未闻，祥符、景祐两录，仅见征引(《法宝标目》卷首)，原书似已佚，无从评骘，大抵续《贞元》之旧，补入新译而已。元代则有极有价值之经录二种:一曰王古之《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十卷;二曰庆吉祥等奉敕撰之《至元法宝勘同》十卷。二书皆依元《大藏经》原目为次，其组织无特别可论，所注意者则书之内容而已。

前此经录虽多，求其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之例，撮举各书内容为作提要者竟无有。《祐录》录诸经序。虽颇存此意，然经不皆有序，序亦不皆为提要体，范围亦云狭矣。况《祐录》以后名著叠出者十倍于前，有序者甚少，其序亦不见于诸家经录中。是以读佛典者欲得一向导之书，殆无从寻觅，可谓憾事。王古《标目》纯属提要体，于各经论教理之内容，传译之渊源，译本之分合同异等，一一论列，文简而意赅。非直空前创作，盖直至今日，尚未有继起之第二部也。中间惟晚明智旭作《阅藏知津》，颇师其意。然智旭书惟抄写各经论之篇目耳，不能挈全书纲领，俾学者得知其概，其去王古书远矣!

《法宝勘同录》者，以汉文、藏文两大藏对照，勘其同异。原序云:

“皇帝……念藏典流通之久，蕃汉传译之殊，特降纶言，溥令对辩，谕释教总统合台萨里，帝师拔合思八叶琏国师……汉士义学亢理二讲主庆吉祥，及畏兀儿斋牙答思、翰林院承旨旦压孙安藏等，集于大都。自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春至二十四年丁亥夏，各秉方言，精加辩质，顶踵三龄，铨雠乃毕。……复诏讲师科题总目，号列群函，标次藏乘，互明时代。……”

观此，可见此书之成，阅时三载，以深通藏语之人，持本对雠，证其同异。此种事业，在佛学界至为重大，在今日仍有继续进行之可能及必要，然非藉政府之力不易为功，故千年来行之者仅此一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