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汉唐佛教史研究始终着眼于印中文化接触过程中的冲突与调和问题，揭示了不同文化双向影响导致双方渗透、互补终致文化转化的逻辑必然性。唐代佛法各宗竞起的鼎盛局面，既说明外来文化为适应新的民族的理论、习俗的需要，在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转化的一面，同时还孕育着传统在外来思想的冲击和荡涤中，进行无痕换骨改造的因子。汤氏在关于隋唐佛学特点的一次演讲中强调指出，鼎盛期佛教形成的独立文化系统、自主的教会组织，尽管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实在也是盛极必衰的标志。一方面是中国性质多的佛教，也即能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派思想，因其得以广泛渗透而“渐趋兴盛”，另一方面，印度性质多的则相反。总之，本期佛教继其思想发展至顶峰而休歇。但其思想却在社会各层面浸渍，并凭借帝王尊崇而盛行，即使略加限制也不过短暂式微。无论怎样，它已具有“别开生面的中国理论”，“思想也是中国化了”。本来印度的佛教已变成“中国出产”的佛教，完全融会在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所以他又说:“自然予感到宋代思想的产生”，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后，再也不是碎义难逃的两汉经学，也不是醉心于名教与自然的魏晋玄学，而呈现出“变为中国本位理学”(122)的必然趋势。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自两汉之交第一次同外来文化接触，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一千年的冲突调和，渐至顺化，至宋最终完成了自身的转化。原来作为印度文化的佛教，也在传统的影响下改变了性质，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汤用彤对五代以后佛教概况的分析，不仅未见佛教之衰颓，反而显示佛教思想影响在扩大。
汤用彤在论述释慧远的地位时，曾强调佛法教化之礼能移风易俗，其精神卓绝，至德感人，致“天下靡然从同也”。然而，“暨乎晚近，释子偷惰，趋势附利，迎合时流，立寺以敕建为荣，僧人以恩赉为贵，或且外言弘道，内图私利，日日奔走于权贵之门，号称护法，不惜声誉，而佛法竟衰颓矣”(123)。这里说的是佛教内部因素与盛衰的关系，指出近世佛教倾颓的表现形式。他在《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条分缕析并比较了影响佛教发展的内外诸多因素，从侧面向我们展现文化转化的连续性。
当然如前所指出，汤氏对宋以后佛教的认识，同样是基于衰落而持否定态度。但在谈到具体史实时则又非衰落二字所能局限。事实上衰落二字显然指的是思想发展的休歇，影响其发展内外因素之比较，恰好说明佛法之渗透。
汤用彤在《事略》一文之首，就六朝、隋唐及五代以后的佛教进行了对比，指出了隋唐以后佛教由盛而衰的基本趋势。他说:隋唐以前，世乱多忧生之嗟叹，西域之教因之扩张，以至于帝王学士高谈名理。隋唐二代，国家安定，华化渐张，佛教凭借自身的真价值而不待外援，教理昌明，组织完备，其兴盛远在六朝之上。“隋唐以后，外援既失，内部就衰，虽有宋初之奖励，元代之尊崇，然精神非旧，佛教仅存驱壳而已。”固然，他着重指出隋唐佛教不待外援，但他还是说明国家安定的政治局面对佛法顺化的促进作用。可见他不仅注意到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摆脱外在的偶然而呈现的逻辑必然性，而且也不是“没有认识佛教思想的发展和它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124)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不受外在偶然所左右的真价值，同时又是这一文化的载体——民族或国家——以当时当地为背景正在进行系统反思的时代精神。所以，汤氏在探讨文化转化规律时，内外因素评判常居于首要。《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其实还包括了清及20世纪初)尤其把佛教衰颓的原因归结为“外援既失，内部就衰”的两个方面，并就这两个方面不同的具体内容，在历史纵轴上与佛法兴替的关系进行了宏观的比较，逻辑地展现了文化不断转化的态势。
所谓外援，一是历代帝王对佛法的崇抑;二是有助于佛学东渐的中西交通之通阻;三是本有文化的排拒与汲纳，包括理学的影响;四是国家的治乱。其中第三点作为影响佛教发展的外在因素，表明不同文化在互补、转化中，此起彼伏的冲突，亦可视作文化转化过程中旧思想衰减，新思想兴起的内在素质，尤其是因袭取佛理而呈现新的生机的理学。
首先，汤氏历数了历代君主对佛教的态度与佛法兴衰的关系。他指出，五代之末，周世宗即位的第二年，对印度僧尼悉加限制，废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诏毁天下铜像以铸钱，对佛法虽未禁绝，然而“五代之世实六朝以来佛法极衰之候”。自此，曾经绚极隋唐的佛教，“再不能恢复矣”。事实上这仅指佛教思想在传承和创造性发展上休歇的一面，而思想上的渗透和组织上的扩张却在历代君王护法政策的羽翼下炽如烈火，不仅重铸了中华民族的人生哲学和社会习俗，而且无论在山林还是在民间，甚至在宫廷禁苑，都可闻钟鼓梵呗之音，可见如来香火之奉。
梁、唐、晋、汉、周，继唐之后相代占有中原，北有强大契丹，南有南唐吴越，“凡此诸朝君主，均常取护法政策”。
由此可知，所谓五代为佛法极衰之候，实在指的是思想上创造性发展的一面。宋以后佛教在民间传播炽如烈火，刻经、求法、敬礼三宝、卖牒鬻僧，佛法东传日本、高丽等，更不能就普遍意义上说是佛教衰落的象征。帝王对佛教的尊奉较前期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以后再也没有隋唐创宗立说的盛况了。
汤用彤还指出:“喇嘛教者，实为元朝灭亡之一因也。”由此足见元代作为佛教的一个支脉喇嘛教之盛，亦可见汤氏对元代佛法之隆盛的看法。至明代，更因太祖幼时为僧，对佛教崇奉保护尤过于前代。太祖不仅百计千方谋佛教兴隆，而且，选高僧侍诸左右。
当然，帝王的尊崇，不仅使像教勃兴，而且增长了西行求法的热情，更吸引海外沙门来华取经的欲望。至于刊印大藏，尤其是宋以后佛教文化广泛渗透的表征。汤氏列举了两宋时西行求法僧人43名及其同行者近500人。日本僧人奝然谒五台，乞赐大藏经以归。高丽遣36僧受道法于永明寿禅师;义天来朝，上表乞传华严等，使绝于中国的典籍、宗派反行于海外，亦反映中国佛教在国际上的渗透。
汤氏说明:“宋初奖励佛法影响之最大者，为刊全藏一事。”其实也是本朝佛教显著的特色。其固然与科学技术进步有直接关系，佛教在社会心理中稳固不易的地位，佛教文化在思想学术界的深刻影响，不能不说与之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汤氏说:在印刷史上，最早的材料有四，“此四者均为佛典也”。雕版印刷则以宋时蜀中刻版为最。971年，宋太祖敕高品张从信雕大藏经版，至983年版成。此即最早的大藏经蜀版。其后国内刻经十三次，朝鲜二次，日本六次，契丹一次，均导源于蜀版。至明，太祖刻南藏于南京蒋山，成祖刻北藏于北京，还有清代乾隆时的龙藏，均可见佛教文化的普及已成社会的普遍要求了。
当然，汤氏也取帝王时佛教排抑的史料同上述进行比照，诸如周世宗的毁法、宋仁宗“减度僧人”、宋徽宗“奉道抑佛”、宋高宗“不许度僧”、金人“对佛法未特优礼”、明世宗“命毁京师寺院”、满人“限制僧人”、康乾二帝对佛教“未尝有所尽力”等，均使佛教在一定时期，特定的范围内受到限制，但从总体上看，全国名刹如林，僧尼如蚁，经忏拜佛，如来香火之奉日盛一日。正如蔡元培所言，“自唐以来(应当说自五代以下，周世宗毁法以后)大规模的毁寺杀僧之举未闻”(125)，汤氏也说:“会昌以后，国家颇不大行毁法。”致使空门日益膨胀，比如五台、峨眉至宋时大盛，余杭在南宋佛事大兴。至清末，全国僧尼人数多达八十万之众，还有那些居家修道的居士，虔心五戒六度的善男信女更是不计其数。单以再也未发生毁寺杀僧的法难来看，佛教的信仰权威已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确立起来了。
与此同时，汤氏也还提到了国家的治乱同佛法兴替的关系。乱则佛法受其“影响”，治则佛事渐多是汤氏的基本观念。具体而言则又非上述简单对比所能准确表述。国祚日促既可使“佛教在学术界之势力日薄”，也可使帝王“为国乱祈福”，致佛教借机滋长。至于国乱相寻，人们在佛门中寻求安心立命之所更为学者们公认的事实。这里汤氏主要是把国家治乱同中西交通阻隔联系在一起，当然与国家的财力和帝王粉饰太平等因素也多有关系。
至于中西交通阻隔的比较，如前所述，在很大程度上，汤氏认为与国家的治乱有关。他指出:“我国在唐末悟空西行，般若东来以后，国乱相寻，西域道梗，佛教史上中西交通几全断绝，及至宋初，国威稍振，而求法传教之事渐多。”并列举了两宋43名所代表的近500人的求法传教者。由此亦可见，这里所指的盛衰还是指对佛教的创造性转化而言。他还指出:“中国与东亚各国之交通”为“北宋时代佛教史上之重要事件”。其结果是已经中国化的佛教东传高丽、日本，得以使某些衰歇的宗风“反盛行于海外”(如法眼宗)，国内散失的典籍得以保存，“足资参考之处甚多”。如此中国佛教在国际的传播，同样揭示了佛法渗透的普遍意义，也为我们指明了晚清佛学复兴中，由日本借来的“东风”的文化根源。
汤氏还提及因袭取佛理而出现生机的传统文化对佛学的反馈。他特别指出，宋代“道学渐盛，佛教受其影响。徽宗奉道抑佛……诏毁佛法”。“朝廷上下每奉儒教”(126)，佛教在精神上“受孔教复兴之排斥”，所以，自宋以下“释教益式微”，“在学术界之势力日薄”。汤氏的意思就是说不同文化在接触中的冲突及其对外来文化的阻抑。其实，他忽视了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对本有文化的渗透、补充，而产生了博大精深、且占据统治地位近一个世纪的理学，如果要说佛教形式上衰减还有一定道理的话，认为它在思想文化领域式微、日薄则就不尽如人意了。
所谓内部因素，汤氏主要谈了宋以后佛徒自身素质的衰颓而致佛教走入左道。同时，正如他自己所言，“过分强调了佛教史中个别历史人物所起的作用”(127)，取大德高僧对佛教发展的推动作用与之相比较，从而透视本期佛教表现的多种形式。与此相应他还指出，佛理精微，“行之不远，只能关在庙里”则是佛学研究日趋淡化的内在原因。“生死问题的解决也变成迷信”，无疑是佛教在民间取得信仰权威地位的心理因素。
汤氏指出，宋初，尚行试经制度以保证僧人的素质，但纳钱卖牒之举使自宋以后的僧众日趋猥滥，加自私度僧尼及宗法思想的影响，出家漫无限制，致使僧材摧萎，僧纪荡然。僧人既乏学力，且多坏戒规。特别是元代重佛，甚至“根于佛教的主义而更定国宪及刑法”，以喇嘛为帝师，使佛教势力在政治上炙手可热，卒致弊害百出，喇嘛僧欺男霸女，藏污纳垢，“横暴直不可以理喻”。他们“强夺民财，侵占财物，而奸恶之徒，乃从而附其势焰，以脱于罪网，由是赏罚之途废”。结果导致了元朝的覆灭。一则可见佛教真精神的丧失，二则也可从侧面看出，佛教在政治领域的渗透显然是宗教力量对社会的征服或在其中弥散的结果。至于清代，由于长期宗法思想的直接熏染，僧人或衣食于原有之田庄，或租赁余屋以卒岁。募化为生，超亡送死。汤氏说晚近佛教“精神非旧”、“仅存驱壳”，从这个意义上说是非常贴切的。这大概是由于其精神已脱离空门，消融在整个世俗社会之中。清末居士佛学勃兴，学者公然为佛弟子而研习佛理实在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另一方面，在谈到明代佛教的景况时，特别述及憨山德清、紫柏真可，以及袾弘、智旭等高僧的伟大人格及其游教天下，艰苦卓绝的弘法精神，与上述僧纪荡然相映成趣。先是袾弘大扬净土之教，并辟利玛窦传入的耶教，以抵制外来文化的渗透;继而憨山敷扬华严，并与真可共同赞助万历版大藏的刊行;其后又有智旭调和各派的教理流行。汤氏这一比较恰好说明，成熟的思想在渗透过程中，也会有某些发展和突破。同时也可以看出，佛教文化已经完全变为中国的，而与西方文化开始了新的接触。另外在内外因素比较的同时，汤用彤还把红教、黄教置于比较之列。红教(samar)娶妻生子传其教;宗喀巴创格尔格(Gerg)，黄衣黄冠，不娶妻，以化身转生传其教，俗称黄教(saser)。明中叶以后，红教全衰，黄教兴隆。“清朝为怀柔藩部计，政策上遂加以保护尊崇”，并制定抽签法为达赖、班禅转生标准。由此显示佛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发展及转化的历史。
总之，汤氏通过佛教内外因素的分析与比较，重点突出了已经系统化、中国化的佛教，从政治到经济，从学术到民俗，普遍向中国各社会阶层广泛渗透。隋唐以前追求发展与创新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因此而表现为休歇的状态。再加上宗法思想的影响，因而导致僧纪荡然，宗风衰颓，佛门失去昔日精神。佛法由缁衣流入居士和学者之间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汤氏尽管对宋元明清佛教只作了提纲挈领的论述，有些结论的语义尚且模糊，但为其后治斯学者既作了一个典型的范式，也凿开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小路。
需要说明，作为20世纪佛学发展两条路径之一的经世之路，所揭橥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不外是佛学的世俗化和佛理的现代诠释，二、三两章大多已述及，故略而不论。
【注释】
(1)邹容:《革命军》。
(2)章太炎:《人无我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4)章太炎:《自定年谱》，见《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
(5)章太炎:《菿汉微言》，见《章氏丛书》，上海右文社1915年版。
(6)章太炎:《致潘景郑书》。
(7)巨赞:《评熊十力所著书》。
(8)梁启超:《佛教心理学浅测》，见《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9)梁启超:《大乘五蕴论》，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0)梁启超:《地理及年代》，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1)梁启超:《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2)梁启超:《非惟》，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3)梁启超:《地理及年代》，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4)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5)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6)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7)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8)梁启超:《为学与做人》，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9)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2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22)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23)梁启超:《墨子学案》，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24)严复:《天演论·真幻》按语，《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74页。
(25)严复:《天演论·佛法》按语，《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78页。
(26)章太炎:《幹蛊》。
(27)章太炎:《支那内学院缘起》。原载《支那内学院简章》，转引自《中国哲学》第6期第311页。
(28)章太炎:《论佛法与宗教，哲学及现实的关系》，黄宣民整理，见《中国哲学》第6期，以下简称《论佛法》。
(29)章太炎:《论佛法》。
(30)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1)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2)法尘指意识所对之外境，这是佛教的独创。
(33)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4)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5)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6)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7)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8)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9)章太炎:《国故论衡·辩性下》，日本秀光会1909年排印本。
(40)章太炎:《菿汉微言》，见《章氏丛书》，上海右文社1915年版。
(41)重点为本文作者所加。
(42)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3)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4)章太炎:《菿汉微言》，见《章氏丛书》，上海右文社1915年版。
(45)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6)章太炎:《演说录》，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7)《成唯识论》卷8。
(48)章太炎:《齐物论释·序》，见《章氏丛书》，上海右文社1915年版。
(49)章太炎:《齐物论释》，见《章氏丛书》，上海右文社1915年版。
(50)章太炎:《齐物论释·序》，见《章氏丛书》，上海右文社1915年版。
(51)章太炎:《论佛法》，《中国哲学》第6期。
(52)章太炎:《论佛法》，《中国哲学》第6期。
(53)章太炎:《菿汉微言》，见《章氏丛书》上海右文社1915年版。
(54)章太炎:《人无我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5)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6)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7)章太炎:《论佛法》，《中国哲学》第6期。
(58)章太炎:《论佛法》，《中国哲学》第6期。
(59)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0)章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
(61)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2)章太炎:《菿汉微言》，见《章氏丛书》，上海右文社1915年版。
(63)章太炎:《论佛法》，《中国哲学》第6期。
(64)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
(65)陈寅恪语。
(66)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7)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8)章太炎:《俱分进化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9)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0)章太炎:《演说录》，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1)章太炎:《四惑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2)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3)章太炎:《答铁铮》，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4)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5)章太炎:《无神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6)章太炎:《俱分进化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7)章太炎:《齐物论释》，《章氏丛书》，上海右文社1915年版。
(78)章太炎:《齐物论释》，《章氏丛书》，上海右文社1915年版。
(79)章太炎:《论佛法》，《中国哲学》第6期。
(80)章太炎:《菿汉微言》，《章氏丛书》，上海右文社1915年版。
(81)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2)章太炎:《五无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3)章太炎:《论佛法》，《中国哲学》第6期。
(84)熊十力:《船山学自记》。
(85)熊十力:《船山学自记》。
(86)玄珠，庄子语，喻真理或本体。
(87)熊十力:《新唯识论·唯识下》，浙江省立图书馆1932年版。
(88)熊十力:《新唯识论·明宗》，浙江省立图书馆1932年版。
(89)熊十力:《新唯识论·唯识下》，浙江省立图书馆1932年版。
(90)章太炎法相唯识哲学已在前节论述。
(91)熊十力:《体用论》，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92)熊十力:《十力语要》，湖北《十力丛书》版，1947年。
(93)熊十力:《船山学自记》。
(94)熊十力:《船山学自记》。
(95)熊十力:《新唯识论·序言》，浙江省立图书馆1932年版。
(96)熊十力:《新唯识论·明宗》，浙江省立图书馆1932年版。
(97)熊十力:《新唯识论·明宗》，浙江省立图书馆1932年版。
(98)熊十力:《新唯识论·唯识上》，浙江省立图书馆1932年版。
(99)熊十力:《新唯识论·唯识上》，浙江省立图书馆1932年版。
(100)熊十力:《新唯识论·明宗》，浙江省立图书馆1932年版。
(101)熊十力:《新唯识论·明宗》，浙江省立图书馆1932年版。
(102)熊十力:《新唯识论·序言》，浙江省立图书馆1932年版。
(103)熊十力:《十力语要》，湖北《十力丛书》版，1947年。
(104)熊十力:《新唯识论·答问难》，浙江省立图书馆1932年版。
(105)熊十力:《新唯识论·转变》，浙江省立图书馆1932年版。
(106)熊十力:《新唯识论·转变》，浙江省立图书馆1932年版。
(107)熊十力:《新唯识论·转变》，浙江省立图书馆1932年版。
(108)熊十力:《十力语要》，湖北《十力丛书》版，1947年。
(109)参见《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谭嗣同经世佛学的逻辑结构》一文。
(110)本段及下段引文除注明出处外均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8年版。
(111)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云:“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国之始。”
(112)《高僧传》卷6，《本传》。
(113)原出支氏《大明度无极经》，此处本作“为”，汤氏解释应为“与”。
(114)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见《中国佛教史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台湾)1984年版。
(115)参见柳诒徵著《梁氏佛教史评》，说汉代西北人多学黄老，“与梁氏所臆定之江淮学风，大相悖戾。”
(116)《魏书》卷69。
(117)《魏书》卷69。
(118)本段引文除另注外均见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8年版。
(119)至20世纪尚有此说，如杨仁山持十宗说，蒋维乔有十三宗之论。
(120)汤用彤:《隋唐佛教的特点》，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121)引文除注明外均见汤用彤《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载《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8年版。
(122)汤用彤:《隋唐佛学的特点》，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12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中》，中华书局1988年版。
(124)汤氏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55年重印时写的后记中的自我批评语。
(125)蔡元培:《佛教护国论》，见《蔡元培全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
(126)汤用彤:《隋唐佛学的特点》，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127)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重印后记，中华书局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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