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经历及思想发展的三个层次

1.主要经历及思想发展的三个层次

清朝末年，特别是到光绪年间，康乾余威已经丧失殆尽。慈禧垂帘听政，专务威权，内政不理，在西方文明的重击下，尤显得百无一能。持续二百余年的大清帝国，积贫积弱，终至日落西山，气息奄奄。正所谓“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山河难收拾，零落西风依旧”。⁽¹³⁵⁾但是，不甘屈辱，富有自尊自强之心的有志之士，奋身而起，要承担补天济世的重任。至19世纪末，变革的呼声已响彻朝野，保国、保教、保种的口号震撼着整个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弦。一个浊世公子——李叔同，即后来的弘一大师，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在天津的一个巨富而又崇佛的书香旧族诞生了。

李叔同祖籍浙江平湖，其父李世珍，号筱楼，同治进士，官吏部，后在天津经营盐业，颇富有，精阳明学，晚耽禅悦，大有隐德。李叔同5岁时，即“效‘焰口’施食之戏”，9岁能背诵“大悲咒”、“往生咒”等。⁽¹³⁶⁾其自7岁始，攻读四书、五经、唐诗、文选，略习训诂，尤好金石书画。18岁以“文童”进天津县学。同年与俞氏结婚。第二年，由于他同情康梁变法，被疑为康梁同党⁽¹³⁷⁾遂于戊戌政变失败后，携眷奉母，南迁上海。与许幻园等人组织城南文社，所作诗赋，名冠诸友。而且由于家境尚好，不乏物质供应，常走马章台，拈柳平章，在社会这个大天地里开始了他绚烂一时的生活。

应当承认，20岁以前的李叔同，是他接受教育，初步形成世界观的时期。社会潮流，家庭环境以及文化教育三方面对他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笃信佛教的家庭环境的熏陶，悲天悯人的精神早已植入他那纯真幼稚的童心。至于儒家传统文化的教育，为他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的思想基础。而金石书画、诗词文选的爱好，则陶冶了他的情操，抒发了他那风流名士的浪漫情怀。

就第三方面的影响来说，是尤其值得注意的。当时正值李叔同少年意气，风华正茂，智周万物，放眼天下的黄金时代，整个中国已浸淫在欧风美雨之中，变革的洪流汹涌而来。洋务派30余年的“中体西用”、“求富求强”的设想，随着北洋舰队被日本打得全军覆没，而归于一场梦幻。康有为组织“公车上书”，开设强学会，倡言变法，酝酿已久的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形成一股富有朝气的政治力量出而领航;孙中山在广州首先发难，以革命党的身份腾播于世，要彻底推翻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李叔同生长于近在京畿、中西文化交汇、革命潮流首当其冲的天津，不受其影响显然是不可能的。他在《二十自述诗叙》中说:“言属心声，乃多哀愁，江关庾信，花鸟杜陵。”借用“暮年诗赋动江关”之庾信的故国乡土之思和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国破家亡之恨，抒发他忧国忧民的心声。

人们常希望改造社会，社会也常常迫使一些人的生活之舟改航。应该说，具有满腔爱国热忱的李叔同，本来能够积极投身于整个社会变革的涛头，但由于父亲的早逝，家运凌替衰散，且又耳闻目睹了戊戌政变和广州起义的失败，因而产生了沧桑幻灭之感。富有的物质生活已经满足不了他那强烈的精神追求，迫使他在生活道路上做了第一次选择，即由自然领域和朦胧的政治意识转向审美或艺术领域，把全副精力集中在文化事业和以艺术改变国民素质的济世之心上了。从他迁居上海，东渡日本，直至他在虎跑出家，这是他以文名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时期，也是由于他“哀国民之心死”而形成并实践以文化救国，振兴民气、普度众生思想的重要阶段。

在上海李叔同与华亭许幻园等五人结拜金兰，号称“天涯五友”，组织城南文社，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赠许幻园》一诗中，强调“闭户著书自足”的内心感受。许幻园夫人宋梦仙《题天涯五友图》，其中一首“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炙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把李叔同献身文化事业的精神和较高的审美情趣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李庐诗钟》等，就是李叔同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他写道:“又值变乱，家国沦陷，小丘华屋，风闻声咽。”⁽¹³⁸⁾更有《秋柳》一首，其中“只风景依稀凄凉时矣，零星旧梦半沉浮。阅尽兴亡，庶难回首……眼底离离麦秀……杜鹃啼血哭神州，海棠有泪伤秋瘦，深愁浅愁难消受，谁家庭院笙歌又”，把他那痛感山河破碎的忧患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有时我们偶然也可以从他的诗中，比如“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¹³⁹⁾，感到一种激越的献身精神在奔涌。

1901年，李叔同考入南洋公学特班，从近代民主革命思想家蔡元培受业，学习日本文法等。自译日文书籍，暗中鼓吹民权思想，为蔡元培所赏识。1903年冬，由于反对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学生而发生罢课风潮，李与同学相继退学，以示抗议。

退学后，李叔同有感于时风颓废，民气不振，认为只有振兴教育才能开民智，新民德，便与许幻园、黄炎培等具有新思想的热血青年，创设沪学会，举办补习科，召开演讲会等。他们提倡移风易俗，致力于唤醒民众的工作。当时流行的《祖国歌》就是李叔同的大作。歌中“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等，对于启发民心，激发爱国主义热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他还为沪学会编写《文野婚姻新戏剧本》，宣传婚姻自主，鼓吹自由精神，同时强调文化对于社会进步、人生改良的积极意义。

黄炎培在回忆李叔同时说:在上海创设沪学会的阶段，由于他们兴学、演说，触动了清廷的时忌，“被清廷认为革命党，判处死刑，遇救，走日本”。⁽¹⁴⁰⁾李叔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东渡日本留学的。行前他填《金缕曲》一阕，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怀恋和期望。“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读起来荡气回肠，使人们明显感觉到他那沸腾着热血的赤子之心和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

1909年秋，李叔同东渡日本，在岛国6年，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文化艺术领域。他补习日文、英文，学习西方油画、音乐，专攻钢琴、作曲，并研究新剧的表演技巧。他不满于祖国文艺的落后状况，与留日同学组织春柳社，演出《巴黎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自任女主角。这是李叔同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创新和贡献。

1910年，李叔同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回国后执教于天津高等工业学堂。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民国肇兴，他怀着由衷的喜悦填写《满江红》一首，表达了他对为国捐躯的英雄们的崇敬和自己的抱负。词中有:

“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

“魂魄化作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

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1912年春，李叔同主编上海《太平洋报》副刊画报。是年3月，加入革命团体南社，与南社同仁柳亚子组织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同时在城东女学教授文学和音乐。是年秋，至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与夏丐尊等为莫逆之交。他介绍了西方文学艺术各方面的知识，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如后来成名的丰子恺、刘质平，就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当时，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在参观杭州师范时曾介绍说:“其专修科成绩殆视前两江师范专修科为高，其主事者为吾友美术专家李君叔同(哀)也。”⁽¹⁴¹⁾

1914年，李叔同兼任南京高等师范美术教授，并与该校校长江谦，于清凉山扫叶楼创立宁社，借佛寺陈列古书金石字画，大力提倡保护祖国文化遗产，把全副心力集中于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上。

除此之外，他思想上的另一个侧面，即佛教济世度人的思想，也愈趋明显了。这一时期的诗词著作，所表现的色空观念和自度度人的精神，以及佛教内心超越的审美情趣俯拾皆是。特别是他的至交马一浮，常借佛书给他阅读，对于促进他的佛学思想的发展和生活道路的转向，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

1916年冬，其年37岁的李叔同，利用寒假到西湖虎跑定慧寺实行断食，历时三周，据其说进行顺利，不仅无苦痛的感觉，而且自觉身心灵化，思路敏捷，颇有创作冲动。他取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改名李婴，表示扬弃旧我，开始新我之决心。他在断食期间体验了寺院的宁静生活，时时闻法轮长老说法，也是他离儒入佛的诱因。就在同一时期，他在《题陈师曾荷花小幅》中，公开宣布，“余将入山坐禅，慧业云云，以美荷花，亦是自劭也”。其诗云:“一花一叶，孤芳自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把李叔同在人生道路上自觉做出第二次选择的决心——由审美和艺术的领域转向宗教道德领域，实现自身内在超越，洁身自好的宗教感情披露无遗。

翌年新岁，李叔同归依三宝，拜了悟和尚为在家弟子，自称“婴居士息翁”，自此常到寺中听经问法，至暑假便寄居寺中。他还在马一浮处借阅长水大师《起信论笔削记》、《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宝华传戒正范》等。是年9月，他呈法轮长老一联:“永日视内典，深山多大年”，明显地反映了他终日游目释典，安心淡泊宁静的生活情趣。1918年旧历七月十三日，他在进行长期的理智思考之后，做了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二次选择，开始了他思想上的第三层次——到定慧寺从了悟和尚披剃出家，告别了他39年的俗世生活，同色彩斑斓，绚极一时的艺术生涯也做了彻底决裂，在宗教、道德自律领域里，以一个寺僧的身份，度过他一生中最富于理性生活的岁月。在这个阶段，他出于理性的动机，以信仰的手段和达观淡泊态度，冷静地观察人生。

同年9月，李叔同在杭州灵隐寺受具足戒，出家后，据他自己说:“近来日课甚忙，每日礼佛、念佛，拜经、阅经、诵经、诵咒等，综计余暇，每日不足一小时，出家人生死事大，未敢放逸安居也。”⁽¹⁴²⁾有时还听马一浮讲《起信论》⁽¹⁴³⁾。他以一个佛教徒的虔诚信仰，接受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活规范，在庄严静穆的氛围中，陶冶自己的情操。但他又不完全是一个佛教徒，他有自己的理性思考和社会责任。他说:“初出家时即读《梵纲合注》，续读《灵峰宗论》，乃发起学律之愿。”⁽¹⁴⁴⁾所以他详细披览了马一浮所赠的《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深感受戒期间一切仪式都未能如法，认为按照戒律规定实不得戒，因而发愿研习戒律。这便是他弘扬律学，成为律宗大师的缘起。

初，李叔同专治《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后改习《四分律》。由于杭州故旧太多，酬酢太繁，因而开始过着行脚生活，随缘而居。1920年夏，他借得弘教律藏三帙，闭关埋头研习，披阅《四分律》和唐代道宣、宋代元照、明代藕益的律学著述，开始从事《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的撰写，前后花了4年时间，精研密讨，于1924年10月成书，并亲手细楷书写，由上海穆藕初施资印行。出版后，部分寄赠日本，很受日本佛教学者重视。同时，他还从事《华严疏钞》之厘会、修补与校点。其时夏丐尊撰《子恺漫画集序》，介绍了弘一生活近况，叶圣陶写有《两法师》散文，其名遂广传于世。

李叔同在《护生画集题赞》中说:“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旨”，“意在导俗……同发菩提，往生乐国”。其中多录唐宋以来忧国忧民的诗人的护生诗句，表现他以艺术为引渡众生的舟楫，行济世救民的人道主义的悲愿，即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社会责任感。这既是近代佛学入世转向在他身上的具体表现，也说明他已经不只是过去意义上的佛教徒了。

1927年，李叔同在杭州吴山常寂光寺闭关研习佛典。时北伐初成，传有毁寺逐僧之议。李叔同出于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愿望，毅然出关，鼎力护持三宝，致书浙江省要人蔡元培、马叙伦，建议妥善改革僧侣制度，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具体意见。这不仅保护了佛教文化，而且促进了近代佛教僧制的改革。

1929年春，于鼓山涌泉寺藏经楼发现一部未入藏的《华严经疏论纂要》，故倡缘印行25部，其中半数赠日本各大学。

李叔同认为正法能否久住，关键在于《四分律》能否实践，故发愿专门研究南山律宗，遂于1933年集合学者十余人于泉州开元寺尊胜院，研究南山律学，称为南山律学院。他根据在日本找回的古版律书，圈点南山三大部，并讲律修持，开讲《随机羯磨》、《含注戒本》、《律学要略》等，训示学人要“惜福、劳作、持戒、自尊。”他还为律学院写了一副长联:“南山律学，已八百年湮没无传，何幸遗编犹存东土;晋水僧园，有十余众承习不绝，能令正法再往世间。”可以概见他肩荷南山道统，复兴律宗，以出世法振兴民气的精神。

1934年，在厦门南普陀寺讲律，取《易经》“蒙以养正”之义，创建佛教养正院，培养初学僧侣。他在教学中，不仅重视教理之研究，尤其重视戒行之修持，学行兼顾，造就了不少佛教人才。在此前后，于万寿岩宣传《阿弥陀经》，自编《弥陀义疏撷要》，撰《净宗问辨》，于净土法门，剖析至详。

1936年，得日本大小乘经律万余卷，亲自整理，编成《佛学丛刊》四册，交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对于传播佛教文化，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937年以后，李叔同一度在青岛湛山寺讲律，小住数月，于卢沟桥事变后返厦门。除此之外，他的整个晚年都是在闽南度过的。他往来于泉州、厦门之间，随缘而居，在各寺讲律、讲经。1942年9月初四，逝于泉州，弥留之际，书写了“悲欣交集”四个大字，表现他悲悯众生，欣庆自己事业成功的复杂感情。

综观李叔同一生，其思想发展明显分为三个层次，具有儒学积极入世和佛教悲天悯人的两个方面。他由一个翩翩裘马的浊世公子，而为蜚声艺坛的艺术大家，终至于近代律宗大师。但他一直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僧侣，他不能忘世，也不愿忘世，佛教净土就是他追求的现世乐园。换句话说，他所追求的人类幸福不在佛教来世的天国，而在现实的此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