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注疏的背景及原因

一、佛经注疏的背景及原因

佛教来自印度，要在中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适应这里的土壤、气候及其他各种生存条件。从汉明帝永平求法、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应邀来华，到朱士行、法显、玄奘西行求法，反映的是佛教引进的过程和方式；从安世高入华传小乘禅法、支娄迦谶入华传大乘禅法，到四大译经家有重点的传译、繁花纷呈的佛教宗派的形成，反映的是佛教输入的轨迹和国人对它的选择；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唐武宗李炎灭佛、后周世宗柴荣灭佛，到明世宗朱厚熜排佛，反映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佛教的限制、打击和摧残，使佛教处于低谷、衰微的状况；从梁武帝萧衍崇佛，到唐宣宗李忱、宋太祖赵匡胤先后复兴佛教，反映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提倡、利用和扶持，使佛教处于繁荣、发展的状况；从道安倡“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论，到慧远倡“沙门不敬王者”论，反映了佛教界在与统治阶级关系上的自我定位，……这些，就是中国佛教的历史，就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国情。

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不同，差异不在经典，而在中国佛学界对这些传来的经典有不同的理解。佛学家往往以注疏经典的形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比如三国时代，支谦注有《了本生死经》，康僧会注有《安般守意经》、《法镜经》、《道树经》等，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又如西晋帛远注有《首楞严经》（图29）、帛法祚注有《放光般若经》，东晋道安注有《道行品经》、《阴持入经》等。后秦昙影和僧肇，分别注有《中论》、《维摩诘经》（图30），为后世研究佛学开创了更为广阔的途径。

从东晋十六国直到南北朝，张扬佛法成为一种时髦，有关佛学的著述甚多。比如后秦的道融，跟从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多年，并讲新译之《菩萨戒本》、《法华经》、《中论》等，深受鸠摩罗什的青睐。他还代表僧众与师子国来华的婆罗门学者辩论，获得胜利，从此名声越来越响，弟子三百，问学者逾千。他便著书立说，撰有《法华经义疏》、《十地经义疏》、《金光明经义疏》、《维摩诘经义疏》、《大品般若经义疏》等。

《楞严经》佛说法图（图29）

《维摩经》（图30）

南朝宋代，盛行注疏深奥的佛经之风。与道融、僧肇、僧叡并为鸠摩罗什四大高足之一的道生，15岁便能讲解佛经，吐纳问辩，辞清珠玉。他的特点是不受经文约束，敢于独立思考，提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观点，还强调“顿悟”能够成佛，被奉为“顿悟”说的鼻祖。他将自己对佛学的理解，都融入所著《法华经义疏》、《泥洹经义疏》、《维摩经义疏》、《小品经义疏》等典籍中去了。与道生同时代的，慧静注有《维摩经》、《思益经》，谢灵运注有《金刚般若经》，道亮撰有《成实论文疏》，智林撰有《中论疏》、《二谛论疏》、《十二门论疏》、《毗昙杂心记疏》，等等。

到了南朝梁代，僧祐对注疏阐发佛经的情形，作了以下的总结、描述——

自尊经神运，秀出俗典。由汉届梁，世历明哲。虽复缁服素饰，并异迹同归。讲议赞，代代弥精。注述陶练，人人竞密。所以记论之富，盈阁以牣房；书序之繁，充车而被轸矣。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当时有不少佛学家喜欢为佛经作“序”，从而将自己对这部经典的理解，乃至对某一学派、学说的看法，在“序”中充分阐述。比如鸠摩罗什的著名弟子、东晋名僧僧叡，就先后撰有《成实论序》、《大智度论序》、《中论序》、《法华经序》、《维摩诘经序》等。鸠摩罗什每译完一部佛经，总是先让他讲解，因为他能准确地发扬师旨。又如鸠摩罗什的另一位弟子、南朝宋名僧慧观，也先后撰写了《涅槃经序》、《胜鬘经序》、《修行地不净观经序》等。

中国佛学界为什么会热衷于去注疏佛经呢？这是因为，佛经虽被译成了中文，但它不是本身太深奥难懂，就是译文太隐晦曲折，普通读者阅读、理解都有困难。如果不借助于注疏，佛经的传播是很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