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大尊宿及其他

第一节　清末四大尊宿及其他

大定、治开，时称“宗门两大巨擘”。又相传金山大定禅定第一，天宁治开威仪第一，宝华山圣祖戒行第一，赤山法忍智慧第一，为四大尊宿，可见大定、治开、法忍在当时禅界还是有相当大影响的僧人。

大定(1823～1906年)，字密源，俗姓邓，湖北黄陂人。自幼食素，有志遣尘，及家严见背，遂依随州仁圣寺本分剃度。咸丰五年(1855年)，从襄阳净信寺映川受具足戒，时年三十有二。曾入蜀至宝光寺，参妙香不遂，乃遍游终南五台、九华普陀、维扬高旻、陵天宁，终至金山参观心慧，因“念佛是谁”有省。其原名大顶，观问其名，误听为大定，故问“一定多少时?”大定对曰:“不堕诸数。”观笑曰:“可谓大定矣。”自此更名大定。同治十三年(1874年)，观示寂，其时大定已返乡，居归元寺，于是寺僧迎大定还金山，请继方丈，时年五十。任职二年，即退居一室，常坐不卧，禅诵不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年届八十，开坛弘传戒法，乞戒弟子五百余人，极一时法会之盛。有请开示禅法的，均不予解说，恳请再三，便厉声曰:“汝真欲参禅，直须到底毋懈，若中道而退，前功尽弃。”言之痛切，闻者堕泪。尝游普陀，与一座主论二六时中安身立命之处，其喟然叹曰:“真妄相待，纵饶证真，亦是对待边事，岂究竟也。”平生教人，真参实悟，不贵口头利滑之事，始终保持禅宗的本色，其风范也足垂后世。1906年故，享年83岁。⁽¹⁾

治开(1852～1922年)，名清镕，江苏扬州人，许姓。江都望族，世好佛。治开幼多病，依亲命出家，拜于九华山明真和尚门下。17岁时，于泰县祗树寺隐开和尚处受具足戒。继而，遍参杭州天台、普陀诸名刹。同治十年，驻足常州天宁寺，独受方丈定念器重。后投金山，行脚终南山，结茅静修。茅庵于深山，相传尝遇虎，治开一念不动，虎屏息贴耳而去，自此虎每日必过庵，来去均三啸。后移居喇嘛洞，有人以洞中有怪，居者每每为之侵扰，劝其勿入。治开曰:“前之被祟者，正以持咒做法与之为敌耳。我心同太虚，无迎无拒，彼纵拒我，我不拒彼作祟与否，任之可也。”居洞中三年，了无怪异。其他摄魔之说，皆系子虚乌有，但其禅者的坦然已披露无余，故有“威仪第一”之美誉。

治开认为，大乘佛法应当自度度人，不可枯坐深山，于是重返天宁，以济世度生为急务。治开为恢复天宁旧观，曾四出募化，行脚关外。后继任天宁住持，每遇学者入室，深锥痛刮，不稍宽假，而获益者甚众。其尝告诸人曰:“具大慈悲者，方能以毒棒接人。”有日僧某，闻治开之名，专程叩访，赋诗说偈，攀援经典语录，下笔千万言，意犹未尽。治开因而问:“离却古人，何处是尔自己?试道一句。”实在是名符其实的当头棒喝。

治开曾在上海玉佛寺创居士念佛会，接引沪上名流。居士佛学兴起，治开也有推助之功。年届七十，又创佛教慈悲会，一再发起、组织赈济北方灾民，自谓“此本分事”。被救济的灾民相泣于道，说“活我者，老和尚也”。1913年，治开继八指头陀任中华佛教总会第二任会长。1920年，开坛传法，四众弟子，多达1500人。1922年冬，趺坐而逝。

治开传法弟子中有月霞、应慈等，民国初年，他们依治开之命，创华严大学于上海，又分灯常熟兴福寺，兴办法界学院。应慈还应邀主持常州清凉学院。治开对现在僧教育，也可以说有启发之功。⁽²⁾

以“智慧第一”而称的赤山法忍，初住金山，为大定住持的首座。后弘法终南山，开建西河滩十方大茅篷。继而又于南京开赤山般若寺，创寺时自力更生，以苦行而助禅行，道风远播，学者日众，有人满为患之势。其去世前告弟子曰:“我死之后，不要念佛，只要念心经。”并留一偈云:

世间豪华佛说尽，何须老僧重说法；

我死不生西方去，一念兜率回娑婆。⁽³⁾

娑(sūo)婆，梵文Sahā，意为忍，娑婆世界即忍土，忍受苦毒和烦恼的众生界。兜率即天界净土。其意就是不求超生净土，而居现实社会，以无畏、慈悲的情怀教化众生、度脱众生，无论生死都是以入世为其关怀的。

法忍有弟子显文(1856～1909年)，字魁印，湘籍杨氏子。11岁时，其父送其至高明寺，投觉实披剃，弱寇受具足戒于西域山慈霞处。尝游红螺山，昼夜精勤，诵《楞严》、《法华》诸经，穷研六载，洞悉奥旨。又遍访名刹，增广见闻，于九华、翠峰听讲佛法，顿悟性海。于是赴赤山，依法忍参究向上一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结茅庐山，专修禅法，“旦暮勤修，胁不沾席，几出生死”。刘观察思训闻显文道誉，请其主持金陵庐寺。

清末庙产兴学之风，也波及庐。显文上下奔走，得以别建学堂，而恢复庐旧观。于是大阐宗风，“春夏演讲，秋冬勤参，发明心地”，从者数百人，成为六朝佛教圣地中的又一名刹。

宣统元年(1909年)，曾与天台名僧谛闲谈论佛法，有“色相虽圆，阐扬《华严》心犹未已”，可见，他也是禅教合一的支持者。同年冬，其逝世前有偈语云:

心显身中主，意随两家宾。

火后一堆骨，且休认为真。

参透人间世事禅，半如云影半如烟。

有时得遇东风便，直向山头驾铁船。

观两首偈语，可知其既保留了禅宗明心见性、随缘任运的超越精神，更有一种化超越为参与的“世事禅”的倾向。

显文有《法语》一卷，为其弟子清池记录。⁽⁴⁾

另有湘僧笠云，以诗书名震中外，尤以兴办僧学而护僧寺，名垂禅史。

笠云，南京陈氏子，幼即披剃于长沙黎仙庵。性聪慧，读书妙解，尤工书法，喜赋诗以畅禅机。光绪初，继席虎岑，与山长徐树钧相往还，结麓山莲社，唱和无虚夕。由此，名扬公卿之间，湘中名宿王湘绮、郭筠仙等皆与之酬答。曾游苏杭，仁和徐太史慕其雅望，于西湖孤山修复宝成寺，欲请笠云住持。寺方建成，笠云还乡，徐太史便以其室名“留云”，表达其对笠云的钦慕。

庙产兴学风潮直接危及各处寺产，僧人群起反抗也无济于事。当时有日本僧人水野梅晓寻法南岳，道出长沙，久慕笠云道声，遂来参叩，咨询之余，谈及日本佛教情况。水野说日本佛教随潮流转移，与国运以俱新，“种种业力，不外兴学。欲谋保教护纲，畅弘佛旨，无出此者”。笠云受此启发，翌年，遂以开福寺创立僧学，与章太炎所倡“自办学校，自护寺产”的口号相呼应，以僧教育与庙产兴学之风相抵抗。同时又建佛会，笠云为之主持。于是攘夺寺产之风稍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笠云又因水野之言而兴浮海之念。于是率门人东渡扶桑，尽阅东、西两京佛寺、僧学，以及扶桑风景、政教习俗，并著《东游记》，以记其见闻。这也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一段佳事。据载，日人闻其将归，有僧人百十相留不舍，以至及将别时，以其敝履存为遗迹。景慕至殷，于此亦可见一斑。

归国以后，尤知禅之兴替，在于僧才之培养，于是以培植后生，奖掖新进，而兴办僧学为己任。在笠云的带动下，麓峰荫禅诸子扇其余风，联翩东渡，进一步推动了中日佛教文化之交流。⁽⁵⁾

虚云(1840?～1959年)⁽⁶⁾，讳古岩，字德清，又名演彻，晚年自号虚云，其生于道光年间，历经咸、同、光、宣以及民国和新中国，享年120岁，可以说是一个饱经沧桑的禅僧。其倡导农禅道风，实践丛林教育，推动了禅宗入世转向，在近现代禅僧中，也是一位有影响的禅者。

虚云祖籍湘乡，俗姓萧，父玉堂，任职福建，故虚云生于泉州。13岁随父返乡，17岁即萌出家之志，乃与堂弟走南岳，途中被家人劝归，并强其离湘至闽，命与田、谭二氏成婚。但其出家之志未改，于19岁那年，依鼓山湧泉寺常开法师披剃，次年(大概是1859年)依鼓山妙莲和尚受具足戒，为临济第45世传人。

其后，虚云放下一切，隔断尘缘，隐居于鼓山岩洞之中，冬夏一衲，野菜充饥。25岁时，父玉堂在湘乡去世，庶母王氏与田、谭二氏相伴于湘乡观音山削发为尼。虚云悲喜交集，回湧泉寺服劳事众，先后任水头(司担水)、园头(司种菜)、行堂(食堂服务)之僧事。27岁离鼓山，行脚参访，足迹遍天台、普陀、天童、阿育王寺以及杭州、常州、扬州等名山大刹。31岁，学教于天台融镜，36岁听高明寺敏曦讲法华，又从观心、大定诸尊宿，参究禅法。43岁发心朝五台，三步一拜，于光绪十年(1884)，抵达五台显通寺，历时近三年。三年后下山，南下关中，访鸠摩罗什道场及终南山。继入川蜀，足成都，礼文殊院，游峨嵋山。然后西向打箭炉、过雪山，入西藏政教中心拉萨，拜谒布达拉宫以及札什伦布。

50岁继续南行，跨越喜马拉雅山，经不丹，至印度，由孟加拉至斯里兰卡、缅甸。同年七月自缅甸回国，经大理，驻足鸡足山。53岁与月霞等同往安徽九华山。56岁住江苏高旻寺。虚云自27岁起，三衣一钵，踽踽独行，遍访名刹，足迹遍南亚，其致力于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志节，在清末僧界也是绝无仅有的。相传，在高旻，因沸水溅手，茶杯坠地，破碎声使其开悟，其年已56岁，也可以说是大器晚成了。有偈二首，述其悟境云:

杯子朴落地，响声明沥沥，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息。

烫着手，打破杯，家破人亡语难开。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⁷⁾

戊戌前后，受命焦山、阿育王寺讲《楞严》、《法华》等。1901年，至终南山结茅潜修，与戒尘同参。有联袂诗云:

孤身游世兄弟无，暗悲独自向外驰。(虚云句)

禅兄若欲有此念，相结莲发睹吾师。⁽⁸⁾(戒尘句)

此后，虚云又相继在诸名刹讲经传戒。大约在1905年，再度出国，往南洋弘化。所至南甸太平寺、槟榔屿、马六甲、吉隆坡，讲经说法，前后皈依者万余人。归国后至北京得《龙藏》一部，带回鸡足山，敕改钵盂庵为护国祝圣禅寺。其时，虚云又以古稀之年，两度南下。传说在泰国，一次趺坐，入定九日，哄动泰京。

1911年，民国肇兴，李根源任云南革命军协统，率兵进驻鸡足山悉擅寺，并指名缉捕虚云问罪。虚云与之往复论辩，竟使李皈依三宝，也是一段佳话。为寺产事，虚云还同敬安同赴北京，敬安因故殁于法源寺，虚云扶柩至沪，继而于云南成立佛教滇省分会。

1920年，应滇督唐继尧之请，移锡昆明华亭寺，重兴古刹，改名云栖，十年后又应福建省主席杨幼京之请，主持鼓山寺，相传千年铁树，首次开花，虽系偶合，但反映了对虚云的崇敬之意。

1934年，虚云已是近百岁的老人，又应广东官绅之请，出主南华。虚云以六祖道场久废，欲续憨山之志，重修曹溪南华寺。1936年，林森、蒋介石巡礼南华。抗战期间，虚云不仅率寺僧每日礼忏两小时，而且要求寺众减省饭食，献助国家，赈济灾民。1942年，应林森之请赴重庆主持“护国息灾法会”，并与林森、蒋介石、戴季陶讨论东西哲理，持论客观，颇为当局称道。法会间所得物品，归途中分赠各寺院，并说:“徒费保存，徒乱人意。”八字充分显示出其不以物乱意及奉公克己的精神。

1943年，南华工程告竣，虚云撰《重修曹溪南华寺记》，详述重兴南华因缘，其中有“十载经营，综理次第，心力交瘁，始具规模”等句，流出其备历艰辛与喜悦的心情。继而知云门古寺残存，又见文偃肉身一尊，决意重开云门道场，历经数年，始复旧观。

1948年冬，美国人詹宁士女士慕名来华，不远万里，投虚云门下习禅并执弟子礼，法名宽弘。其在华从虚云学习禅，于禅学颇有所得，这也可以说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插曲。

1952年9月，佛教界在北京广济寺召开祝愿世界和平大会，请虚云主坛。10月1日，虚云代表全国僧人接受锡兰代表所献舍利、贝叶经和菩提树等珍贵礼物。1953年6月，虚云出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会上，虚云就佛教的改革，表述了他的基本立场。他强调:“佛教本来是积极的、前进的，不是落后的、庸俗的。我们在这革命的新时代，应该拿出大无畏的精神，努力学习，补充各项知识技能。”“发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以尽人民的责任。”他还特别要求“清除外道迷信，恪守戒律清规，以增大众的信仰”，不仅要对“各宗精义”“兼收并蓄”，“以明佛法真相”，更要“在现有的经济基础上自力更生，以维佛门根本”。所有这些，均反映了作为一个禅僧的入世精神。同年，《虚云老和尚禅七开示录》出版发行。

1955年，中国佛协在京召开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通过成立中国佛学院的决定，虚云为之欢呼，特撰《云居管见》一文，对中国佛学院培育弘法人才寄予无限的希望。他指出:“佛弟子的日常生活，衣食住等有可以权变的，唯三学思想，即戒定慧的理论不能改动。”“佛教中的若干生活习惯，自也应因时制宜。”⁽⁹⁾既表现了他对僧教育的深切关注，也体现了他那因时制宜，变与不变相结合，促进佛教入世转向的指导思想。1959年10月，虚云圆寂于江西云居茅篷。世寿120岁左右。

虚云虽为世家子弟，但矢志禅学，56岁以前，参学行脚，遍于国中、南亚，备历艰辛，坚贞不渝。56岁以后，弘法度生，修寺垦植，自力更生，以农禅自立于社会。60余年的弘法生涯，从不住持现成寺院，不受丰饶之供养，其率众开山、修寺，集众作务，实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百丈家风。仅云居道场一处，不仅兴建殿堂180余楹，而且于四周垦植水田180余亩，旱田50余亩，收粮数万斤。另有竹器、茶叶多种农副产品，常供五百余众生活之需。还组织垦荒造林，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把禅宗的入世精神付诸实践。东初说虚云“以一身而参与五宗法，慧日重光，实为百年来第一人也”⁽¹⁰⁾。此话虽有些过誉，但也可见作为一个禅宗僧人的虚云，在法门败坏、成如麟角的近世沙门中，还是有他的特殊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