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禅宗思想的综合与渗透

第二编　宋代禅宗思想的综合与渗透

中国佛教发展至唐末五代，无论在组织形式、思想内容、经典翻译等各方面，均可以说是发挥殆尽了。余下的事便是把已发挥至极的教理向社会各阶层浸渍、渗透而达到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禅宗尤其如此。这应当说是宋以下佛教，特别是禅宗发展的显著特点。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过许多非常精辟的话，恩格斯称赞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但从本意上讲，老黑格尔并不想终极真理，因为他认为任何哲学都有体系和方法的矛盾，或者更正确说，任何最终的绝对的哲学体系都是和辩证法不相容的。也就是说，哲学的目的只是在于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而不等于真理，任何一种能称之为体系的哲学，都有凝固或僵化的倾向而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不相容。中国佛教至隋唐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化，实现了外在超越向内在超越转型的革命，完全中国化了的禅宗脱颖而出，一花五叶，争奇斗妍。佛门的清规戒律，世俗生活中的逻辑形式，都留在历史的彼岸，清通简约、直截明快的方法发明殆尽，于是思想自己逼迫着自己走上了与之相反的道路。梁启超曾借用佛说生住异灭，说明思想发展的逻辑关系。他认为，全盛期的唐代文明已发展得烂熟，“学者之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于是向“窄而深”的方向发展，结果是派别繁衍，“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则尤其可厌。另一方面则是与别的思想融合，或吸取其他思想为新的养分，从而谋求新的发展，“产出儒佛结婚的新学派”，“所以道学和禅宗可以说是宋元明思想全部的代表”。⁽¹⁾梁氏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黑格尔思想的具体应用，也颇能反映宋代禅宗的特色。

汤用彤在西南联大所做的关于《隋唐佛学之特色》的演讲，也做过类似的分析。他引用中国的一句俗语“盛极必衰”，指明“隋唐佛学有如戏剧的顶点，是高潮的一刻，也正是下落的一刻……隋唐佛学的鼎盛，乃因在这时期有了很高的合，可是就在合的里面又会有以后分的趋势”。这就是说，经历了隋唐鼎盛时期的佛学，五代而后就开始转向衰歇了。后来，他对其后佛教的总体评价也是如此。他说:“隋唐以后，外援既失，内部就衰，虽有宋初之奖励，元代之尊崇，然精神非旧，佛教仅存躯壳而已。”⁽²⁾作为思想发展的规律而言，“盛极必衰”、“合久必分”，尤其符合禅宗在唐宋之际的发展与转化。

视佛教自宋以后转入衰落，这是比较普遍的说法。但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宋代由于贵族的没落，文化和宗教的主角由新兴的知识分子取而代之。与唐代集六朝之大成不同，宋代佛教却是面向将来。尽管典籍输入的刺激已经消失，历次法难加之战乱又使经典散失殆尽，但禅宗——中国化的佛教却发达起来，所以这不叫作衰落而称之为转折。⁽³⁾

事实上，由于佛教在唐代的发展已臻完善，佛典的输入与翻译从根本上说已经完成，其中精义已被各宗大师们濬发无余，特别是禅宗，已把那明心见性、反本归真的理论推到了极致，故承其后的学者，除在整理、校刊方面下工夫外，只有捃摭末节，故弄玄虚了。龚自珍曾批评禅宗末流愈降愈滥，愈降愈诞，汤用彤说其“精神非旧”，准确地把握了禅宗发展的趋势。然而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前代佛教的鼎盛，不可胜数之高僧的努力，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已经稳固不易，它不仅渗透到中国文化的积淀之中，而且浸渍到社会各阶层的心理。特别到宋代，知识分子兼取儒释，畅谈幽玄，名山都邑寺院林立，僧尼骤增；十室之邑，必有一席香火之奉；刊行全藏，尤其使佛教得以更广泛的流通……这均非“衰落”二字所能解释得了的。所以，与其说“衰落”不如叫“残废而偏”，与其名之“转折”，倒不如谓之“渗透”。⁽⁴⁾

残者不全也，偏者不正也。用以说明宋代以后的佛教，尤其是思想上得以充分发展，而且普遍受到知识分子垂青的禅宗，特别合适。所谓不全，即其向窄而深的方向发展；所谓不正，即走偏锋是也。“窄而深”的研究，因探求“心性本觉”，“即心是佛”，完全撇开了认识的对象，欲以自心“涵盖乾坤”，固不乏非理性思维上的贡献，然而其却走向了玄妙难测的神秘主义。走偏锋则过分强调自心体悟，否定一切正常逻辑思维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采用常人难以理解的语言和行动“截断众流”，其中在认识史上虽有一些建树，其末流却掇拾一二公案，炫玉贾石，遁入奇诡怪戾之途，于是，颂古评唱，著书立说，语录繁兴；默照话头，机锋棒喝，公案迭起。可以这样说，只有到了宋代，禅门色彩纷呈，才是我们后人眼中那种远离尘嚣，带有神秘色彩，因而人言人殊的中国禅宗。

就思想上来讲，窄而深的研究虽无太多理论上的奉献，但却促成前期已经形成的禅的观念在整个社会心理深层更为广泛地渗透。儒者杂采禅思，构筑起博大精深的理学体系，不仅进一步从心性的底蕴浇铸了佛、圣结合理想人格的模式，而且借禅观陶冶了他们的审美情趣，推动了中国思想的新的转化。禅家也兼容儒道，丰富和重铸了它的人生哲学。同时，它又贯通教、净，化洽性、相，从整体上形成了儒释融合，禅教合一，禅净双修、性相汇通的文化趋合之大势。中国文化三教合一的局面只有在宋以后才可以说真正形成。

就形式而言，其偏锋造就了无字禅向文字禅的转化，简明直捷的哲理，变成了神秘主义信仰，严肃的心性问题的解决代之以荒诞、游谈无根的戏耍。也正因为如此，禅文学反而在不立文字的转化中大放异彩，禅僧们充分运用文字的形式——诗歌、韵文或俗讲等表现禅的体验，扩大了禅文学，也即中国文学的体裁，创造了大量的禅文化杰作。

【注释】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2页。

(2)汤用彤:《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94页。

(3)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页。

(4)麻天祥:《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上册第一章第二节，称宋以后的佛教为渗透期，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