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长期以来， 不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都固守着 “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 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 的传统教条。

按照马克思、 恩格斯的设想， 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是产品经济的社会， 与资本主义相伴随的市场经济将会消失。 在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 从列宁、 斯大林到毛泽东也都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虽然在探索中， 他们也曾提出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情况下也提出允许商品经济的存在， 但他们只是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有益补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 坚持解放思想， 打破了“左” 和右两个方面对于市场经济的僵化认识， 突破了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对立的思想禁锢， 在理论上创造性地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 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为适应全国财经统一，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集中力量进行初步工业化建设， 逐步建立起全国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种体制在当时条件下， 起过重要作用。 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经济联系日益复杂， 这一体制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 一是政企不分， 条块分割， 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 二是忽视商品生产、 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 三是分配中的平均主义 “大锅饭”严重； 四是经济形式、 经营方式单一化。 这种僵化的体制严重地压抑了企业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扼杀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因此，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已经是箭在弦上， 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曾先后于1956年、1958年和1970年三次进行了经济改革和调整，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 以致出现了所谓 “放—乱—收—死” 的循环， 一直没有找到根本出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又一次走上了改革之路， 在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一个反复探索、 不断深入、 逐步明确的过程。 相应发生了以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 （1978—1982年），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1983—1991年），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以来） 三次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要改革国民经济管理体制。 陈云在1979年提出了 “以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 主张允许国民经济中有一部分为市场而生产、 由市场来调节。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副总编弗兰克·吉布尼等人时明确指出： “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 我们是以计划经济为主， 也结合市场经济， 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 市场经济， 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萌芽。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同样地， 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 包括经营管理方法， 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 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把这当作方法， 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 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18]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次谈话， 开始突破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框子， 否定了将市场经济限定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观点。

1980年1月， 邓小平在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的讲话中， 说到要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发展经济的道路时， 提出了 “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的方针。 1981年6月，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确认，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要考虑价值规律， 但没有提出 “商品经济” 的概念。 因为那时还认为， 商品经济作为整体来说， 只能存在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正式肯定了 “以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 的原则， 这对于突破完全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 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功能， 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起了积极的作用。1984年10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后简称 《决定》 ） 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 “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的提法， 这比 “以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 的提法大大前进了一步， 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奠定了初步基础。 邓小平对这个 《决定》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他认为这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这是 “有历史意义的”。[19]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国际经济体制发生巨大变革。 苏联东欧各国无一例外地开始了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转型。 同时， 许多发展中的民族主义国家几乎全部做了根本性调整， 把国家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 为了应对国际经济体制变革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在经济体制上与国际接轨，1987年10月， 党的十三大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了新的论述，强调了计划和市场的内在同一性。 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 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 新的经济运行机制， 总体上来说， 应当是 “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 的机制， 进一步确认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这个提法否定了各种不重视市场调节的观点， 把市场调节的作用提到从未有过的高度。 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的新思路强化市场调节的作用，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做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改革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 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总量不平衡， 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 通货膨胀明显加剧； 结构不合理， 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基础工业、 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着高消耗、 低效益的现象； 经济秩序混乱。 这导致连续几年经济发展速度在5％左右徘徊， 权钱交易、 官倒、 收入差距拉大等丑恶现象有所抬头， 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 一方面， 有人强调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 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有的文章直接点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 有些人对新事物不加分析地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 比如， 认为办经济特区 “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及引进国外先进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 都是在搞资本主义”， 是 “和平演变” 的温床。 尤其是在 “八九”风波之后， 有人甚至把风波归因于实行改革开放， 开始质疑改革开放的方向性， 指责改革开放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另一方面， 主张私有化加自由放任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国内开始蔓延。 《国有制在世界范围走到尽头》、 《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 《中国的希望——私有制宣言》 等鼓吹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姓 “资” 还是姓 “社” 的争论的深层问题是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属性和关系的争论。1989年政治风波后， 邓小平提出：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20]1992年年初， 邓小平到武昌、 深圳、 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 视察期间， 他对市场的属性、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做了科学的解答和辩证的理解， 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基本制度之间的关系。 他说：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1]这段话表明， 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可以相容的， 社会主义完全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对姓 “资” 姓 “社” 的诘问做了回答， 提出用 “三个有利于” 来判读改革开放的成败， 他指出：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 不敢闯， 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 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