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特殊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毛泽东第一个明确提出矛盾普遍性概念，他的全部著作充满了辩证法精神，具有强烈的、自觉的矛盾意识。不过，《矛盾论》以更多的篇幅来阐述的，却是矛盾的特殊性问题。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毛泽东从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辩证统一的相互关系上，阐明了矛盾问题的精髓，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矛盾特殊性理论，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突出而杰出的贡献。

1.矛盾特殊性的含义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那么，什么是矛盾的特殊性呢？矛盾的特殊性是表示事物矛盾的差别性和个性的哲学范畴，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矛盾，以及矛盾的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

《矛盾论》对矛盾特殊性原理的系统论述，首先是对矛盾特殊性的种种表现作出了科学的概括，指出矛盾特殊性的表现形式是复杂多样的：每个不同的事物都有其自身特殊的矛盾；同一事物在其发展的不同过程和阶段上的矛盾，各有其特殊性；不同的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各有自己的特点；每一矛盾内部的对立双方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各有其特点；解决矛盾的形式由于矛盾性质的不同也表现出特殊性。这一切都是矛盾特殊性或个性的表现，都反映了矛盾的具体性、差别性。

产生矛盾特殊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矛盾的复杂性。现实存在着的事物都不是由单一的矛盾构成的，而是一个由多种矛盾构成的矛盾系统，对于复杂程度不同的矛盾系统，都有其特殊的本质，这些特殊的本质根源于特殊的矛盾。其次是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一个比较复杂的事物，它的发展总要经过一定的发展过程或若干的发展阶段。区分这些不同性质的过程或阶段的基础，就是它们各自所包含的特殊矛盾。最后是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方面，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矛盾之间是不平衡的，表现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另一方面，每一矛盾内部的对立双方之间也是不平衡的，表现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研究和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深刻地理解对立统一规律，特别是对于在实践中正确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此《矛盾论》在系统论述矛盾特殊性原理时，反复强调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并紧紧围绕着如何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这个中心展开。下面我们就着重从这两方面的阐述中去领会矛盾特殊性原理及其重要意义。

2.理解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

（1）构成事物特殊本质的根据

人们认识事物，主要的就是要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那么，本质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它是由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构成的。每一种自然或社会现象，每一思想形式的背后均有其特殊的矛盾，它们也都有自己特殊的本质。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以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矛盾特殊性为根据的，也就是说，对某一客体所特有的矛盾状况的研究，就形成了关于某一对象的科学。本质决定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本质又是事物外部表现形态的根据。所谓根据，指的就是决定事物存在、发展的内部原因，即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是事物运动的源泉。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固然就无从发现客观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原因或普遍根据；而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无从发现具体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根据。这样也就无法辨认事物，无法区分不同事物矛盾的不同的结构和特性，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和时空上的千变万化。

毛泽东从哲学理论上特别重视并深入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深刻动机，是出于引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认识、理解和把握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面对着中国社会复杂的矛盾结构和曲折的矛盾运动，面对着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一再造成严重危害的党内矛盾，毛泽东早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始，就重视分析中国革命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根据。毛泽东强调矛盾的特殊性，是现代中国革命血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现代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升华。《矛盾论》对矛盾特殊性作出了哲学的概括，指明它是“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80]，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81]蕴含于这一哲学概括中的深层动机和内在灵魂是：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下大气力深刻认识现代中国革命的矛盾的特殊性，而不仅仅去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词句，才能真正把握中国革命的本质，找到中国革命发展的根据。

（2）认识发展的正常秩序

毛泽东依据特殊矛盾是事物特殊本质的根据这一原理，进一步从人类认识运动的角度，阐明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82]

毛泽东在这里特别加以强调的是，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才是科学地、深入地认识事物的基础。不了解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认识事物。当然，这并不是说普遍的或一般的认识不重要，而是强调要想概括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取得对事物一般规律的认识，必须从认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开始。在取得一般的认识后，还要在进一步认识特殊本质的过程中，丰富和深化对一般的认识。可见，没有对矛盾的特殊性的认识，就不可能有科学的一般的认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即遵循着“客观—主观—客观”和“实践—认识—实践”的总秩序进行和发展的，这与“特殊—一般—特殊”的过程是同步进行并完全一致的。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由特殊矛盾决定其本质的事物，是具体的事物，而作为认识基础的社会实践，也总是具体的特殊的。毛泽东所揭示的“特殊—一般—特殊”的认识秩序，高度体现了认识的辩证法和认识的唯物论的有机统一。

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拒绝对具体事物和事物的特殊矛盾做艰苦细致的研究、分析工作，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当作解决具体问题的现成结论，当作适用于一切地点、时间、条件的信条，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他们那里，始终是空洞的、抽象的公式。同时，由于他们从普遍的、一般的学说出发，违背并且颠倒了从个别、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特殊的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因此他们的认识总是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不相符合，当然也就无法揭示中国社会的矛盾特点，把握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正如毛泽东在揭露这种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特征时所指出的：

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83]

《矛盾论》把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概括为“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实际上是提倡一种科学的认识周期，在这个周期中，认识的出发点是特殊矛盾，虽然经过认识矛盾的一般或普遍性这一中间环节或过程，但认识的归宿依然是特殊矛盾。这是毛泽东对认识论的矛盾辩证法的又一大重要贡献。

（3）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

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矛盾论》在指出特殊矛盾是事物特殊本质的根据，指出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这一正常的认识秩序后，接着论述了“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84]，并强调“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85]。

所谓不同质的矛盾，就是区别不同的事物，区别不同发展阶段的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或差异性。既然不同质的矛盾是不同事物的内在根据，它就必须要求以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它。

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86]

拿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这个问题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无论是1871年法国的巴黎公社，还是1917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都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应当承认这是符合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但是，是否这种方式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就能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呢？对这个问题，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没有正确解决好，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时就认为“不能抛开中国的工业城市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只有到“中国工业中心已经冲破堤防而进入成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87]，才能组织农民苏维埃。直到1940年，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还是担心中国共产党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所幸的是，毛泽东没有把这些看法当作圣旨，而是根据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大国这一特点，解剖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变化，从而达到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上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摸索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也正是这一光辉思想使遭受大革命失败的中国共产党重新获得了生机与活力。但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的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的特点，不去深入考察和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及其规律，而是盲目搬用俄国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经验，醉心于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和攻打大城市，坚持“城市中心论”，指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右倾保守”和“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结果使革命又一次蒙受了惨痛损失，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可见坚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一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并用不同于俄国革命的方法领导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从彼此相关的三个方面，即矛盾特殊性是构成事物特殊本质的根据，是人类认识的起点和归宿，运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成功地改造世界，强调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极端重要性。在对这三个方面的论证过程中，《矛盾论》贯彻了从客观到主观、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以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分析和考察了中国革命的特点、道路和规律，为中国共产党人如何领导中国革命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的依据。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践问题的方法，不仅是中国革命，而且同样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基本经验。

3.怎样把握矛盾的特殊性

人们从字面上理解一个理论观点并不难，但真正领会这一理论观点所蕴含的精神实质并加以运用却并不容易。比如对矛盾特殊性理论，知道了它的基本内涵，它对人的认识的重要意义，它在毛泽东矛盾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后，就需要有一个进一步加深理解，并真正将它融会贯通在自己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怎样把握分析矛盾特殊性的思想方法，正确地贯彻以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原则。

（1）要研究各种事物、各种矛盾的特殊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而从事物的运动来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88]。物质世界的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等基本运动形式，它们既互相依存，本质上又互相区别。而“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89]。简单的机械运动是间断性和连续性的对立统一。复杂的有机生命体的发展成长，除了包含物理的、化学的矛盾外，更是生命本身同化和异化、遗传和变异的矛盾运动的表现。社会的活动，就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进行的。人的认识运动，则在不知与知、知之不多不深与知之较多较深，以及正确与错误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我们认识事物，就是认识事物的运动形式，而认识事物的运动形式，就在于认识事物运动的特殊矛盾。人类创立并发展分门别类的科学，就是深入研究和把握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矛盾的成果。

不仅物质的基本运动形式各有其特殊的矛盾，而且每一基本运动形式中的各种具体的运动形式，其矛盾也各有其特殊性，也要做具体的分析。拿社会运动来说，虽然每一社会形态都包含着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但它在各个社会形态中却各有特殊的表现。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在本质上是对抗性的，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虽仍有阶级存在，但社会基本矛盾则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方法加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即使是同一社会形态，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基本矛盾的表现也各不一样。社会制度相同的各个国家之间，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民族风俗等的差别，其社会矛盾也各有其特殊性，不可能是清一色的发展模式。掌握上述的辩证思维方法对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极为重要。

（2）要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特殊性

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又是变化发展的。恩格斯认为，用“过程的集合体”来表达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是“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90]。所谓“过程”，指的是一个事物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为了正确地认识事物，必须用过程的观点来考察事物。这就必须努力去认识和把握每一过程矛盾的特殊性，以及过程中每个发展阶段矛盾的特殊性。《矛盾论》中所阐发的观点，深化和发展了恩格斯关于“过程的集合体”的思想。每一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中的过程的特殊本质，是由贯穿于过程始终的根本矛盾所决定的。这是我们在认识世界、研究事物时首先需要注意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提出“根本矛盾”这一哲学范畴，将它界定为规定事物的根本性质并在事物运动发展的全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矛盾。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91]

根本矛盾没有解决，过程不会结束；根本矛盾解决了，此一过程才被另一过程所取代。

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常常要经过若干个发展阶段才能完成。因此要认识复杂事物发展过程的特殊矛盾，就要努力分析事物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矛盾的特殊性。

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92]

列宁正是基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有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特殊形态，才深刻地认识到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的帝国主义的内在逻辑，创立了帝国主义论，并由此形成了列宁主义这一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93]

毛泽东在考察中国革命时，更是非常重视考察和研究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的特殊性，并由此把握了现代中国革命虽然同为民主革命，却由于领导阶级的变化而不同于辛亥革命；而即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也就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间中，经过了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和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新的军阀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抗日战争等等大事变，二十多年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日本侵入东北四省），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例如北洋军阀的被消灭，我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94]

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分析和认识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矛盾的特殊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所以才能制定出符合各个时期特点和要求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引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航船驶向胜利的彼岸。

研究和把握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的特殊性，是人们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重要保证，也是防止和克服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有效途径。所谓“左”，是指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超越了事物发展的实际可能性，其中有些是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才有可能实现的理想，放到今天来做；所谓右，则是指人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前进，看不到矛盾已将客观过程向前推进，认识仍然停留在旧的阶段。今天，我们同样应当克服“左”和右的错误影响，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视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自觉地研究这一过程的根本矛盾，研究它在不同阶段上的特殊表现。只有这样，才能在实践中获得主动权，避免思想或行动落后或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不然，就只能在盲目中摸索，甚至有可能迷失方向，遭受重大损失。

（3）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为了正确认识矛盾的特殊性，除了以上两方面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95]。

“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96]毛泽东谆谆告诫人们：

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97]

因此，我们应当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那样，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指导人们不要带任何的主观随意性。

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98]

在这个问题上，客观地看问题与从本质上看问题是一致的。并不是从任何一个事实出发，或抓住事物的任何一个方面就是客观地看问题了。客观性的要求在于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反对主观随意性，不仅要反对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实在，而且要反对以事物的一些表面现象和个别事例代替本质和全体，这就必须反对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表面性。

“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99]片面地看问题，即只看矛盾的一方，不看与之相联系的另一方；只知道过去的一方，不知道现在和将来的一方；只了解局部，不了解全局；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一切，对具体情况不做具体分析，等等。片面性是主观性的表现，它不能把握事物矛盾运动的整体和过程，因而不能正确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以孙子兵法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以及唐朝魏徵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来告诫人们，要求人们防止片面性，学会全面地看问题。

所谓“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100]。表面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简单地按事物的外部标志、外部特征进行分类，而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内在本质进行分析和综合，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罗列现象，爱搞形式主义。

分析了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特征后，《矛盾论》进一步总结道：“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101]

4.矛盾问题的精髓

毛泽东的矛盾特殊性理论在他的矛盾学说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对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来说，有一个问题更为重要，那就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1）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认为，矛盾的普遍性指的是一切事物内在的共同的本质关系。作为这一哲学范畴根本含义的体现，它也指同一类事物所具有的共同矛盾或共同本质，指矛盾具有共性，绝对性。矛盾的特殊性，是指每一个或每一类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或别一类事物的特殊矛盾或特殊本质。正因为具体的矛盾各自特殊，所以形成了矛盾的个性，又由于一切矛盾的特殊性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任何个别事物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因此矛盾的特殊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那么，《矛盾论》对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作出了哪些理论概括呢？首先，《矛盾论》指出，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仅包含着矛盾的特殊性，而且也包含着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102]

比如列宁主义，它所产生的国际环境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诸矛盾的充分发展，这是时代矛盾的普遍性，因此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列宁主义的故乡是俄国，它又是沙俄帝国主义矛盾特殊性的产物，因此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可见，在这一特殊性中就包含着矛盾的普遍性。

其次，《矛盾论》指出，既然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互相联结、不可分割的，所以人们认识事物，就不能只认识特殊性，不认识普遍性，或者只追求普遍性，而不去认识特殊性。

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103]

只有既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又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并且遵循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人类正常的认识途径，才能准确地、深刻地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本质。

最后，《矛盾论》指出，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相互转化。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104]

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性的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各国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相对于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说，它又是特殊矛盾，具有矛盾的特殊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这个矛盾对整个人类社会、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社会形态来说，是普遍性的矛盾，但对整个宇宙来说，又是特殊的矛盾，仅为人类社会这一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所固有。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转化的原理表明，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一切都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因此不能把适合一定场合、一定条件下的真理无限夸大，变为一种到处可以套用的公式或教条。

（2）具体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分析具体情况。毛泽东引用了这一论述，并且针对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指出：“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105]这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贯的思想，也是矛盾精髓问题的客观要求。

什么是“具体分析具体情况”这一原则的哲学依据呢？一些人认为是矛盾的特殊性。这种理解确有其道理，但并没有完整地表达出它的全部哲学依据。因为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便无“具体”可言。正因为这样，《矛盾论》是在论述矛盾特殊性原理时，论述这一问题的。但是，毛泽东在论述矛盾特殊性原理时，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哲学观点上的前提，即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不可分割，“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106]因此他十分重视并强调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上认识事物，并规定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为矛盾问题的精髓。毛泽东历来重视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在批判教条主义的错误根源时尤其如此。但毛泽东更重视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这一维度上，阐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本性意义。因此，我们认为，“具体分析具体情况”这一原则的哲学依据，完整地看，应当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的原理。这一原则不是片面强调矛盾的普遍性，也不是孤立地强调矛盾的特殊性，而是强调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辩证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以充分认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作为思想前提和认识前提的。[107]

然而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时常发生割裂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错误。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时，容易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式公式，不问实际情况如何，到处机械套用，甚至把适合一时、一事、一地的原理，当作普遍性的东西加以坚持，从而陷入思想僵化；而在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中，又往往容易发生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倾向，离开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往往是相通的，从不同侧面违背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从而也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还常常会遇到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尤其是在如何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在如何对待个人、集体、国家利益上，更是经常会碰到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一些人会在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的驱使下，不顾共同利益强调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看见红灯绕道走”，甚至“闯红灯”，腐蚀着国民的思想道德肌体，侵蚀着我们的社会文明，贻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当我们纠正这一错误倾向时，又往往会发生由于过度强调普遍性和共性而抹煞特殊性和个性的情况，表现为搞“一刀切”“整齐划一”“一个声音”“削足适履”，这就造成了以整体压制个体的现象，个体的自由、权利和尊严由此受到伤害，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陷于僵化乃至停滞，从而失去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正确处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用对事物的共同本质、普遍规律的认识，去指导对个别的、特殊的事物的认识，并在这种认识中丰富和发展对事物共性的认识。不仅要承认和发现事物的共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共性在个性中的特殊表现。当我们强调共性的指导作用时，绝不能拒绝承认和研究事物的特殊性、个性；而在承认和研究事物的特殊性、个性时，绝不能拒绝共性的东西的指导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结合上，坚持具体分析具体情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东强调指出：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108]

毛泽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方法论透视中国革命的逻辑、特点和规律，并把这一问题高度概括为“矛盾的问题的精髓”，这是对割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作为指导中国革命万应灵药的教条主义的深刻的哲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