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秘密，就在于坚持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与历史实践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之所以可能的一个哲学秘密：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一矛盾问题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历史性飞跃之哲学秘密的合理回答，需要有一个能够对它进行有力阐明的解释框架和哲学范式。而这个解释框架和哲学范式不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程和实践进程之外寻找，因为它就扎根于、存在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中。[6]创制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这个充满着巨大生命张力的解释框架和哲学范式，绘就现代中国革命究竟如何进行的理论图式和哲学模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的一个伟大创造。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存在着一个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的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得失成败。而这一问题的核心或实质，是如何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能否沿着合理、健康和正确的道路前进发展的关键所在。而这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之得到解决，不是教条式地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也不是机械地听命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那遥远空间的外部指令，它需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土地与中国革命实际，同时又合理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实质的哲学智慧和历史智慧。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深厚历史意识，同时又具有博大包容胸襟的民族。浸润着这一深厚人文精神传统，同时又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眼光和开拓创新精神的毛泽东，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善于总结中国悠久历史经验和近现代中国革命逻辑、吸收外来先进思想并用它指导现在、谋划未来的思想大师和革命领袖。这个历史经验就是中国的深厚历史传统和复杂基本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现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实践经验[7]，就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俄国十月革命的划时代的成功实践，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风起云涌的革命解放运动；这个外来的先进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就是国外一切能够为我所用的思想、理论和哲学，就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一切国家的、当时能够加以汲取的哲学家思想家们的进步思想和精神成就。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战乱频仍、戎马倥偬的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中，仍然高度重视并历时一年主导起草了在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我们党把自身革命实践的历史经验（包括历史教训）提升为理论形态的一个经典案例。也正是从这样一个基本原因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国内外大敌当前、兵临城下的枪林弹雨中，在形势复杂的政治斗争、军事战争中依然废寝忘食、博览群书、精深研究，不仅反复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而且还广泛搜集、涉猎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卢梭、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人的著作，写下了大量的批注和读书笔记；同时他那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观念和语言驾轻就熟地运用的天才般的能力和水平，所有这一切都为他准备、提供和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前提、理论资料和语言资源。这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从事伟大的哲学创造、创制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为中国革命找到一条正确道路的根本原因所在。

马克思主义究竟如何中国化？如何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提供一个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框架和哲学范式？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必须面对而不能回避的一个急迫的、根本性的课题。正是由于这一问题关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死存亡，毛泽东才反复强调主观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毛泽东谆谆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8]，把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尖锐地批评为“臭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9]毛泽东深刻反思和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基本经验和历史教训，终于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正确道路，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对这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哲学论证，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知与行、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提出矛盾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与相对之相互关系问题，是关于“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的重要的、著名的哲学论断，并以极其鲜明、科学严谨的理论态度和哲学语调，谆谆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10]，从而在哲学上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核心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和思想武器，同时也为我们从哲学上、理论上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变革历程和历史飞跃，提供了一个依然富有强大生命力的基本的解释框架和哲学范式。

毛泽东思想是培育和武装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工具和精神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摧毁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过程中之所以战无不胜、无可匹敌的核心价值观、思想秘密和精神武器。这是我们解读“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每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都耳熟能详的历史命题的答案之所在。

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思想事件的产生，以及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所获得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划时代、破天荒般的创制，从哲学的解释框架和解释范式上来说，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性阐释和发挥的，坚持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的有机的统一之世界观方法论的必然产物。毛泽东从哲学上论证和阐明的关于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理论框架和哲学范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过程中的最重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哲学创造。这一重大的哲学创造所铸就的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和理论形态，成就了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前赴后继、梦寐以求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成就了现代中国主权国家的建立这一世界历史性的重大事件。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

毛泽东思想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问题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角度，但无论从什么角度加以阐明和回答，我们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最基本最重大的事实：毛泽东思想是在同主观主义之表现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理论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尖锐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那么，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最根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这个最根本问题，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存在着把本来应当是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割裂开来的严重错误倾向。在中国共产党的早年时期和幼年时期，这种错误思想几乎断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回应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巨大挑战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解释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哲学理论框架：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一为毛泽东加以创造性发挥的，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因此我们必须从上述这一历史背景和实践背景出发，来认识、把握和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卓越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引领中国人民迎接内忧外患的严重挑战、挺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过程中的一次伟大的哲学创造和理论创新，是出现在20世纪东方历史地平线上的一次辉煌壮丽的思想日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结构和历史意义，是通过确立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为自己的活的灵魂，通过阐释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通过提供作为矛盾问题之精髓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的基本理论原则和哲学解释框架，破解了中国革命究竟如何进行的巨大、深刻而艰难的理论任务和历史课题，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如何引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无坚不摧的哲学武器，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袖集团的哲学范式和辩证思维方式，从而为断然拒绝“左”倾、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造成严重危害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道路、领导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上培育、提高和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和革命能力，从而为中华民族赢得近代一百多年来空前未有的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中国真正跨入现代世界民族之林，为建设现代主权—民族国家创立了一个基本的哲学逻辑和理论前提。

毛泽东的哲学观念和实践智慧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在灵魂，成为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西方列强、国内敌人强力威逼的血雨腥风、枪林弹雨中，依然从容应对、胜利前行的制胜法宝。在《实践论》中，毛泽东通过深刻揭示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创造性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科学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秘密。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视为“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着重强调了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极端重要性，阐明了作为矛盾特殊性之表现形式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对立统一及其转化的基本规律，说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上升到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加以把握和总结，并由此深入论证和清晰界定了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人生死存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找到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