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参与创立、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并且继毛泽东之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主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大理论成果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起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

▷12.2.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大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这个飞跃的主体还是中国共产党集体，党的领导层和理论界的许多代表人物，但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同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本清源，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从困难中重新奋起，把党和国家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通过改革开放，终于探索出一条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理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过程中开始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支持和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的战略决策，同时对改革开放作了重大部署。随后，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础。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主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主题的明确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的开始形成。

第二阶段，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邓小平理论在全面改革开放初步展开的过程中基本形成。在这期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思想理论界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集中论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课题，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并且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一国两制等一系列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概括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过程中所形成的十二大基本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轮廓，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形成。

第三阶段，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过程中日益完善和成熟。邓小平理论成熟的标志是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的重要谈话。在这次重要谈话中，邓小平精辟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科学而系统地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和规律，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惑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并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新的阐发，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警惕右防止“左”的思想，等等。以南方谈话精神为灵魂的党的十四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九个方面作了新的概括，使之成为比较完整而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在199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上，由邓小平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被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且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12.2.2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的历史过程，其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是发展变化着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革命和建设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国际形势上看，和平与发展代替了战争与革命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从国内局面上看，中国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面临拨乱反正、全面改革，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繁重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推向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突出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拨乱反正中正确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问题，科学回答了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将会由此而中断。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来自教条主义的“左”的错误倾向，即把马列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教条化，鼓吹“两个凡是”；二是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错误倾向，即认为马列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过时了，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坚决反对了这两种错误倾向，端正了对待马列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态度。

首先，邓小平提出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思想，否定了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的错误倾向。针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两个凡是”的错误倾向，邓小平指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10]“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11]并且特别强调：“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12]

所谓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即运用联系的、发展的、具体的、历史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在分析和理解上随心所欲的唯心主义和断章取义的形而上学；就是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当时具体情况所作出的个别观点和具体结论，而必须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精神和基本方法，要将基本原理与个别结论、正确思想与某些错误严格区别开来。对此，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13]邓小平也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4]“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15]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始终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严格区分开来，强调既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否认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否认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历史功绩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价值；又强调不能因为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而讳言和否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的话搞“句句是真理”、搞“凡是”。

其次，提出要在新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倾向。针对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而出现的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所谓“非毛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错误倾向，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要因为暂时的曲折而惊慌失措，“不要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16]他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7]“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18]

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要坚持，又要发展，而且只有在发展中才能真正的坚持。因此，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9]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20]

再次，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认识和掌握中国的国情。对此，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21]并且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是我们党总结长期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邓小平的倡导下，我们党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原理的认识，明确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的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掌握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掌握它的精神实质，运用它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问题。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的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在实现两者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勇于探索和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智慧；坚持独立自主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22]我们党获得的这些新的认识，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飞跃奠定了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

第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转换和解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主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第二阶段的新主题，是要回答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即如何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邓小平科学解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主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科学而深刻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以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外部条件、国际战略、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改善，综合国力空前增强，社会全面进步，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初步显示出来，中国人民也从改革开放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没有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23]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不仅领导我们的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了出来，而且还以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了解，为党和国家重新走在时代潮流前面，为中华民族以更强大的力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规划了崭新的和切合实际的宏伟蓝图。”^[24]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由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富国之路、强国之路，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