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推敲，成就科学章法

初始的科学发展观集中体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中。该决定对它内涵的表述相对简单，虽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三个发展”的基本要求和“五个统筹”的根本方法，但三者都没有具体展开。随着实践的持续推进、持续推敲，我们党陆续在“三个发展”的基本要求和“五个统筹”的根本方法两方面增进了诸多新内容。在十七大与十八大的两个报告中，胡锦涛相继对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完整而系统的阐释：一是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功能；二是科学发展观的国情基础和实践依据；三是科学发展观的总体内涵与重要观点；四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四个结合”与相关论断；其中总体内涵的统筹兼顾方法将原来的五个统筹归并为一个，另外又补充四个统筹。至此，科学发展观便发展为成熟的指导思想。

第一，地位功能的概括。十八大报告全面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功能——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里分别讲了科学发展观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而二者又都包含了理论与实践的两个层面。

第二，内涵要点的伸张。从十七大到十八大，科学发展观在多指向的延伸与扩张中达到了系统化的广度和深度。择其要者：其一是全面发展论中关于加强自主创新、立足内需拉动、确保又好又快的经济转型论，关于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强国论；其二是协调发展论中关于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均衡进取论；其三是可持续发展论中关于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论；其四是统筹发展论中关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和平竞争论，关于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兼顾全局论。四个分论的六个要点都有重大的创新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其中尤以建设核心价值体系、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强国论的意义更重大更深远。因为只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才能统率一切创新活动。

第三，方法途径的拓展。科学发展观赖以贯彻落实的“四个结合”途径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同改革开放结合、同党建工程结合的两条。改革开放方面，十七大报告着重指出——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以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党建工程方面，十七大报告和四中全会决定着重指出——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两段话明显地告诉人们：改革开放和党建工程已被融入科学发展观的序列。“五个统筹”的根本方法中，统筹改革发展稳定、统筹治党治国治军的两条进一步告诉人们：改革开放、党建工程与科学发展观是有机统一的。由此又不难懂得，改革开放与党建工程的科学化要求，也是科学发展观系统化的标志之一。

归结起来看，成熟的科学发展观确属指导全局工作的思想武器。就它的第一要义而言：所谓发展，不仅是指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发展，而且是指满足人民需求的和谐发展；科学与和谐的统一，即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就它的核心立场而言：所谓以人为本，不仅有依靠人民的内涵，而且有服务人民的内涵；依靠与服务的统一，即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就它的基本要求而言：全面发展既强调经济建设也抓紧其他任务，协调发展既强调改革开放也抓紧其他环节，可持续发展既强调生态平衡也抓紧心态梳理；三个重点与各自领域总体内容的统一，即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就它的贯彻途径而言：坚持基本路线的要求突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决定作用，提高党建科学水平的要求突出了领导素质的能动作用；决定与能动的统一，即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