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提出解决中国社会公正问题的出路是实行社会主义，但对经济、文化极为落后的国家能否立即进入到社会主义的问题难以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构成、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特别是当前任务等事关中国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尚缺乏深刻的认识，还只能限于对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理解，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因而对有人提出的由于中国产业极不发达、无劳动阶级，故而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等重要论点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他们所设想的实现公平正义的方案是:在当时的中国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要在资本主义尚不够发达的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说明，他们虽然认识到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具有世界性，但还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不懂得已经在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是不同的，不懂得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国家的资产阶级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是有区别的。他们关于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不切实际地认为中国在当时应当立即消灭资本主义而实行社会主义。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被证明是一种绝对坏的制度。陈独秀说:“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74]李达也说，“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两大原则就是现社会中万恶的根源”。[75]周恩来也主张，资本主义流毒西方未已，“我们也不必来走这条死路”。[76]将资本主义视为人类发展过程中误入的一条“错路”、“死路”、“社会性万恶的根源”，这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流行观点，实际上，这种观点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在回答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如何能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时，他们并未能对于中国怎样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拿出具体方案来，虽然也说过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但他们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只是社会的经济制度，而不是物质基础。主张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点固然错误，但认为中国在当时就可以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也不正确。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77]
二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够确切，对当时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论证中国当时可以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全世界范围的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已经兴起，资本主义在世界的灭亡指日可待。中国虽是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国家，但确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矛盾的焦点，所以中国不能逆“世界潮流”而行，去发展什么资本主义，而只能够实行社会主义。李大钊说，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78]陈独秀认为，“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如果有人断定欧美资本制度要崩溃能讲社会主义，他便不应该说中国不能讲社会主义仍要采用资本制度主义。“因为交通便利，需要复杂底缘故，有许多事都渐渐逃不了国际化，经济制度更是显著;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那能够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79]李达也从世界发展趋势的角度来说明，中国可以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以比喻的形式来进行论证，说:“譬如我们要建造新建筑物，只好按着我们的理想去造，不必仿照他人旧式不合理想的式样暂时造出不合理想的建筑物，准备将来改造。欧美各国的经济组织，正如旧式不合理想的大建筑物一样，规模太大，转换不易，要想根本改造，实在是最难之事。”[80]这些论述表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只看到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一般性而无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其要点是在中国应不加区分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显然是不正确的。
三是没有正确认清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性质，主张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在第5号(1921年6月出版)发表了署名C．T．(即施存统——引者)的文章——《我们要什么样干社会革命?》，提出:“我们共产主义者，主张推翻有产阶级的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否则，革命就不能完成，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81]李达主张，“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82]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这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但不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认为中国当时即可以建立纯粹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显然是不正确的。这反映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对中国社会性质及阶级构成的认识尚不够确切。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使得社会的阶级构成颇为复杂，远不像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不久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那么简单，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不是只有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加区分，将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一概列为应被打倒的阶级，是犯了混淆革命对象与革命动力的错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中，官僚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则属于人民的范畴。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前途问题上认识的不足，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难免的。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关于在发达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发达国家的国情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国情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此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加之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尚未传入等原因，造成他们在阐述中国社会的发展前途时，既缺乏理论依据，又缺乏现实依据。所以，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不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自然要从已有的理论中来设计中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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