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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公平正义的基本主张及积极意义

时间:2022-12-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认为在中国实现公平正义的唯一正确出路是实行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以往主张社会公平正义的思想家不同,他们第一次把公平正义的实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产品已经不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占有,而是归资本家占有”。[51]这种对工人劳动无偿占有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非正义的,造成社会不公正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因此,他们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在于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认为在中国实现公平正义的唯一正确出路是实行社会主义。如施存统提出,必须从经济上解决中国问题,“什么正义,人道,自由,平等,都要建筑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面的。找不到那经济基础,空讲自由,平等,就是讲一万年,也是不会实现。”[52]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主张的基本内容有:

第一,从道义上对资本主义的不公正进行批判。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造成社会的不公平,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一方面固然增加富力,一方面却也增加贫乏。“欧洲机器初兴资本初发达的时候,失业者众多的恐慌,这种历史的事实,无人能够否认的。就是现在有名的伦敦、神户底贫民窟,正是资本生产制的必然现象。”在中国,资本家兼并土地和利用机器,“手工业之破产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社会上困苦的失业者已普遍都会与乡间了”。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无论资本家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决不能够使多数人‘都’得着人的生活。”[53]陈独秀还说:“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作牛马机器还不如。”[54]李达也对帝国主义生产条件下的不公正进行了批判,指出:“英、美、法、日等国底实业总算发达,那些国的人民,也应该过了人的生活了。但据我们晓得,他们大多数人民辛辛苦苦替别人做工,替别人赚钱图安乐,自己也还难得温饱,这算不算人的生活呢?”[55]他还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不公与罪恶,指出:“劳动者每天自早到晚,千辛万苦,才能得到那些少的工钱,只能够一天的用度,虽说是可以吃饭穿衣,也不过是未冻死未饿死罢了。倘若有一天被资本家斥逐了没有工做的时候,或者是害了病不能做工的时候,就得不到工钱,非冻死非饿死不可了。劳动者做工得工钱过活的境遇,真是残酷悲惨已极了。”[56]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先驱》杂志在第2期(1922年2月出版)发表了署名凯旋的文章——《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文章,指出,中国的黑暗和人民生活的困苦,为人所共知,其原因也不外乎内部的穷乏与外部的侵略。要治这穷乏的病,唯有开发实业。开发实业有两种方法:一是由私人出资、买机器、雇工人、立工厂的资本主义方法;另一个是由公家来设立工厂的共产主义方法。他比较了两种方法的利弊得失,以大量实例充满同情地描述了中国工人阶级当时的悲剧境况,具体提出了资本主义的诸多弊端,主要有:“造成阶级对立”、“私人的垄断”、“劳动者的苦痛”、“经济的恐慌”、“失业者的增加”、“贫乏者增加”、“大战的产生”等。[57]

第二,从理论上论证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生产、流通、分配、阶级关系等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最终只能在矛盾的激化中走向灭亡。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两大缺点是“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资本主义分配方法的缺点是“剩余价值”。关于资本私有,他指出,现在的大工业时代和以前的农业时代、手工业时代不同,不是简单的用生产工具就可以进行生产的。同时,资本既然是私有,结果是掌握资本的人才拥有生产工具组织生产,并且他们自己还可以不做工,只拿出资本来雇人替他们做工生产,没有资本的人只能出卖劳动力给有资本的人替他做工生产。“其结果生产事业越发达,雇人的游惰阶级和被雇的劳苦阶级底分离越发显著。”关于生产过剩,他指出,现代产业界完全放任资本家自由竞争,陷于无政府状态,关于产品的种类、数量,不受国家的干预、调节,资本家乘时投资,竞相增加产量,“一旦供过于求,遂至生产过剩发生经济界之危机”。他还举了上海一家纺织厂在1919年收入分配上不公平的事例,说:“这个纺纱厂底二千工人和一班职员劳力所做的生产品底全价值是一百万元,是应该归他们全收的;但他们只收得生产品之一小部分价值二十九万二千元,其余一大部分七十万零八千元,都变成了资本家荷包里的剩余价值。”[58]李达也从理论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弊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一切生产机关归最小数资本阶级所私有,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均为劳银的奴隶,完全受资本阶级所支配。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是人与物的关系。劳动者制造出来的剩余生产尽归资本家,自己仅得些小工资过活。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使得供给与需求不能平衡,资本家“只顾盘算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增加生产力,谋生产多量的商品,增加自己的私产。一时需要减少,生产过剩,其结果资本家别谋妙法填补,劳动者却因此大受恐慌,招来失业的苦痛”。[59]凯旋论述了资本生产所以坏的原因,认为主要有:“(一)工具与劳动者的离;(二)生产之无政府状态。因为机器发明之后,需要多量的资本,工具为资本家所有,劳动者只好把劳动力卖与资本家,而资本家又是一味的想多赚钱,于是就生出阶级垄断,劳动苦痛,贫乏增加等诸弊端来。”文章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由资本家根据判断的需要来进行投机,所以如果他们判断的不正确,“或投机太甚,则呈恐慌,失业,……诸现象”。[60]周恩来从中国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的角度来说明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指出,这些条件包括:“1.强有力之有产阶级的政府;2.民间多量资本;3.科学的人才与机械的自造;4.关税自定权;5.国内生产力与消费力的平均。”而这些条件在中国的当时“竟无一事可以备格”。如此,提倡国人投资,抵制外货,军阀将变为财阀,都是空想。[61]

第三,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是解决公平正义的唯一正确途径。有鉴于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种种不公平现象,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明确提出将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出路的理想选择。他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被压迫阶级要改变被当作牛马机器还不如的状况,扫除种种不平的痛苦,只有自身觉悟并行动起来,站在国家统治阶级的地位,建立社会主义,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制度废除。陈独秀明确地指出:“我们可以断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底危机必然崩溃的运命,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才能免剩余价值,剩余生产等弊。”[62]李季则论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点,说:“现代社会主义是由于看出现代经济制度——即生产及交换方法——的破绽,非改造无以救济,改造的方法是采用阶级战争的手段,废除现今资本制度的生产和交换方法,建立一种土地,和资本公有的经济制度,使一阶级掠夺他阶级的事实以及工银劳动等等都归于消灭。”[63]李达则认为:“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64]他还认为,“劳动者要怎样才能得不饿死不冻死?要怎样才能够不受资本家的压迫哪?”“这里有一个最大的根本解决办法,就是社会主义”。[65]凯旋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所以坏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出了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好的结论。他说,如果用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把全国的资本都由私人手中没收了,由国家来开发实业,由劳动者直接来管理、支配,一切生产过程由劳动者自治,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弊病。他还认为,在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只作供给消费之用没有销路的竞争,则资本军国主义自然铲除,大战的机会也就少了”。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解决内部的穷困问题,还是解决外部的受侵略问题,都要采用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国要想救穷困,去压迫,唯有组织共产党,有共产主义的方法开发实业。”[66]

第四,描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直接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述,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陈独秀认为,在社会主义中,“社会上一切生产工具——土地、矿山、机器、房屋等——谁也不能据为己有”。[67]李达指出,“共产主义的原则主张把一切农业工业的生产机关,都移归中央管理,有时因生产机关的种类不同,或移归地方管理”。[68]即“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由劳动者自由组织联合会,共同制造货物”。[69]这样,废除了凭借资本剥削他人的基础。二是按劳分配。陈独秀说,社会主义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纵然不能马上完全废除工银制度,终要取消私人营业的利息制度,“对于劳动者所生产的价值,不是直接使劳动者全收,也是由国家收取一部分仍间接用在劳动者身上,决不会变为资本家底私有财产”。[70]三是计划经济。陈独秀指出,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把一切的生产机关移归中央或地方管理,“一切生产品底产额及交换都由公的机关统计调节或直接经营,务使供求相应”。[71]李达指出,由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供给社会全体成员的消费,所以,“新社会的生产组织,非有中央权力去干涉不可,各地方的各职业的单位非绝对服从中央的权力不可”。[72]李达还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实行这些经济制度,“人与人的生存竞争完全消灭。生产消费完全可以保持均平。一人利用他人,压迫他人的事实绝对不会发生,也没有经济恐慌、人民失业的危险。……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是有秩序有政府的状态”。[73]于是,社会公正问题就会得到真正解决。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平正义思想在中国现代史具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较为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思想,并在中国宣传了这一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社会不公的根源,否定了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三是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思想来分析中国社会问题,指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在中国实现公平正义,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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