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社会主义论战”中，由于张东荪等人主张在中国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故也将此次论战称为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们指明了中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较为明确地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及其他社会主义的界限。同时，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存在着不切实际地认为中国在当时应当立即消灭资本主义而实行社会主义，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的认识还不够确切，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等不足。对于“社会主义论战”的总结，促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改正不切实际的认识，制定出引导中国革命通向社会主义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1.论战的一般概况及张东荪、梁启超等的基本观点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报刊上宣传和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增多，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各地共产主义者已开始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结合起来，并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正在积极酝酿之中。这一系列活动引起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派别的不安。基尔特社会主义们正是在此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发难的，其标志是1920年11月，陪同罗素在中国各地讲学的张东荪在《时事新报》发表一篇题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文章的核心观点是，由于中国过于贫穷，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资格，中国在当时是不能搞社会主义的。由于此番议论出自曾一度大谈“社会主义”的新闻界知名人士张东荪之手，故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于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发表评论和质疑进行迎战。之后，张东荪又连续发表了《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答高践四书》、《长期的忍耐》、《他们与我们》、《致独秀底信》、《现在与将来》等文，继续陈述自己的观点。杨端六发表了《和罗素先生的谈话》、梁启超发表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支持并发挥了张东荪的观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以《新青年》和《先驱》等刊物为主要阵地，发表了大量文章，与张、梁等论战，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陈独秀的《致罗素先生的信》、《复东荪先生底信》，李达的《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陈望道的《评张东荪君底又一教训》，李大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何孟雄的《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取什么方法?》，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

张东荪、梁启超在此次论战中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是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他们从中国“贫乏”、“穷到极点”这一论点出发，认为救中国的唯一道路是“增强富力”，而增强富力就是开发实业。^[22]而要开发实业，在当时的中国，“除了使资本家拿资本主义来发展实业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他们认为，用资本主义方法开发实业，速度快，效果好。“盖中国民不聊生急有待于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23]他们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梁启超说:“吾以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24]鼓吹在中国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抵毁科学社会主义。张东荪认为，社会主义的要求是各阶级情形共通的，不能说只是无产阶级要求社会革命，社会主义也是经过无数的修正、无数的扩充的最后结果。在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中，他最钟意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他说:“大凡最晚出的比较上必是最圆满的，——如基尔特社会主义是最晚出的，所以他在比较上是最圆满的。”^[25]第二，反对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主张以改良的办法来缓和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矛盾。他们认为，要对资本家采取“矫正态度”，“设法使彼辈有深切著明之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掠夺太过必生反动，殊非彼辈之福。对于劳力者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智识之给与，皆须十分注意。质言之，则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距离不至太甚也。至所用矫正之手段，则若政府的立法，若社会的监督，各因其力之所能及而已”。^[26]认为这样，社会的矛盾将得到缓和，人人都可以获得幸福。同时，他们反对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认为中国的劳动阶级人数甚少，阶级意识尚未产生，没有什么势力，倒是游民很多，许人多失业、无业，生计也成问题。

2.马克思主义者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者在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论战中，驳斥了张东荪、梁启超的错误观点，提出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指明中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关于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们主要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和对中国在国际中的地位的考察等方面进行论证。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最终只能在矛盾的激化中走向灭亡。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两大缺点是“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资本主义分配方法的缺点是“剩余价值”。同时，他们还结合当时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事实，批驳了只有资本主义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观点。为了证明中国不能实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的政治、经济与国际资本主义关系的角度进行论证。陈独秀指出:“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指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27]何孟雄也指出:“中国的军阀和土匪实行抢掠主义，资本主义从何说起，并且有外国的资本主义布满了全国，本国的区区小资本家是不能想如何的有希望。……兼之外国资本家在我国政治上处处占利益。交通输送他们都得到优越地位。本国的资本家处处反形劣于他们，照此说起来，怎么可以和他们竞争?”^[28]李达指出，“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争的战场。各资本国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29]所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只有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

第二，提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建立社会主义。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为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即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划清了界限。针对梁启超等人极力反对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通过实行改良政策协调劳资关系的主张，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批驳。李达指出:“只主张借资本阶级的国家底立法，施行几项温情政策，略略缓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还是依然存在，资本家仍可以行自由放任主义，积极的发展自由竞争，无限制的扩张私有财产。无产阶级呻吟于资本家掠夺支配之下，绝对得不到丝毫的幸福。简单说，社会政策，就是处理社会问题的结果，并不是要铲除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梁任公正在欲实行资本主义却就提倡社会政策，在方法上已是南辕北辙。”^[30]他们批驳了在中国走议会主义道路的主张，陈独秀说:“议会制度本是资产阶级专为供给及监督他们的政府底财政而设立的，要拿他来帮助劳动者，来废除资本私有制度，岂不是与虎谋皮吗?”^[31]他们主张，改造中国社会的方式是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李达提出“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即“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32]陈独秀也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33]蔡和森明确表示:“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34]同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论述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陈独秀指出，中国社会的黑暗已达于极点，要想推翻反动统治，改变中国的社会状况，“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35]李达也提出，要“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36]

3.社会主义论战的意义及存在的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战胜基尔特社会主义而结束，这场斗争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明确提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前途非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论战开始不久，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追问下，张东荪道出了他们的真实主张，即，要想救中国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造就了强大的劳动阶级和物质基础，然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实质上，仍然是幻想中国走欧美式的道路。但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来说，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是时代主题。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阻挠，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及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等原因，使得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辛亥革命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张东荪等人在这种条件下，还想先发展资本主义来达到救国的目的，就只能是一种幻想。通过这场论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揭露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假社会主义，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尽管他们在当时还不懂得中国革命应当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第一步应该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但他们坚决反对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主张中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则是正确的。

第二，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帮助先进分子摆脱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成为中国最流行的一种思潮，当时人们尚不能在各种纷繁繁杂的所谓“社会主义”流派中，正确地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张东荪、梁启超等正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与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的，借以宣扬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划清两者的界限，显然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重要任务。为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进行了回答。施存统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都是空想的社会主义，没有科学的体系;自从他出来以后，社会主义才具备了科学的体系，划了一个新纪元”。^[37]许新凯则具体指出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别:(一)共产主义者主张打破资本家的国家，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转付全体劳动阶级的公共管理之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权利集中;“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对于这两层非常反对”。(二)共产主义者主张“各人的报酬，以致力于社会勤劳为标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主张绝对废止工钱制度;(三)共产主义者主张工业是供给一切人民需要的，人民应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共同管理企业;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主张绝对的产业自治，工厂的“管理应完全归于劳动者，不受自己团体外的干涉”。^[38]通过此次论战，马克思主义者较为明确地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及其他改良主义的界限，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进一步明确地认识到，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错误主张。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也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即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划清了界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巩固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由于时代的局限，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在社会主义适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战中“显得虽皆义勇，而力不从心”。^[39]由于当时尚处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刚起步阶段，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处在很大程度的“教条主义”阶段，只能做到简单机械的引用，不能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因而对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提出的中国产业极不发达、无劳动阶级，故而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等重要论点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胡绳也说过，陈独秀等人“虽然反驳了梁、张的看法，实际上没有驳倒他们”。^[40]其不足主要表现在:

第一，认为中国在当时应当立即消灭资本主义而实行社会主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被证明是一种绝对坏的制度，是人类走的一条错路。将资本主义视为人类发展过程中误入的一条“错路”、社会性万恶的根源，这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流行观点。这种认识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脱离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单纯从道德理论出发的观点，是唯意志论的表现，这样论战是很难驳倒论战对手的。张东荪、梁启超主张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点固然错误，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在当时就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也不正确。中国的革命应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民主革命胜利后应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不是立即搞社会主义。

第二，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的认识还不够确切，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特殊性缺乏正确分析。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们到工人中去进行实地的调查和研究，确认中国有了资产阶级。即“把当时的商人、官僚、绅士、军阀、有大财产者统统列入资本家阶级”，^[41]属于被打倒的阶级。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两大主要矛盾，与之相联系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本国的官僚资本主义。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使得本国的资本主义分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部分。前者是革命的对象，而后者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纲领之一就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在“社会主义论战”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加分析地反对一切资本主义，不仅是无革命的策略眼光，更重要的是不懂得区分中国革命的对象与动力。

随着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上述的不足之处被逐渐克服。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是进行民主主义性质的“国民革命”，而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观点显然是对陈独秀、李达等在社会主义论战期间的观点的重大改变，与梁启超、张东荪的观点颇有相似之处。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这场论战“从争论的内容来看，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革命与改良之间的争论”，“还是新文化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斗争”。^[42]胡绳也指出:“梁启超、张东荪反对当时搞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也不能说是反动的，因为资本主义在当时是进步的事物。过去流行一种看法，好像有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后，凡是与它不同的、反对它的思想一定是起反动作用的，这显然不符合实际，也讲不通。”^[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