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能否对其进行系统的传播，对一个国家能否发展及该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能否成功至关重要。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不取决人们的主观愿望，要受到客观需要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列宁在谈到理论传入及传播的规律时也说，“把注意力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切历史条件。”[2]这些论述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某种不平衡，这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传播的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时期，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从所发表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作上看，称得上系统传播的文章仅有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等少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文20 000多字，《马克思学说》全文7 000多字，事实上，这两篇文章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概要介绍，对其博大精深的内容不可能进一步展开。客观上需要产生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的专著，实际上却不多。从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总体把握来说，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无论是李大钊还是陈独秀，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时都对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提及。事实上，至1924年瞿秋白发表《社会哲学概论》一书前，中国刊物上几乎没有一篇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从传播的内容上看，侧重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这一时期不仅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传播很薄弱，而且对政治经济的传播也不充分，基本上只有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及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答知耻(工人底时间、工资问题)》等文章介绍过剩余价值学说。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理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原理进行了着重的传播。陈独秀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时，指出，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其学说都建设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得穷人的苦恼是由贫富不均造成的，因此，想把全社会的贫富差距弄得绝对的平均或相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立在社会的经济之上，所以未能成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则不同，“其宗旨固然也是为了救济无产阶级底苦恼，但是他的方法却不是理想的简单的均富论，乃是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出来现社会不安的原因，完全是社会经济制度——即生产和分配方法——发生了自然的危机，要救济他的危机，先要认明现社会底经济的事实。”所以，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与“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3]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仅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传播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实现共产主义等理论。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时，从生产、流通、分配、阶级关系等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最终只能在矛盾的激化中走向灭亡，代替它的将是社会主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问题时，他们提出，无资产阶级若不行动起来，坐等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不会成功的。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目的，是要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奋斗。李达指出，若不注重“社会中新生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若忽视这种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自觉，不去助长阶级斗争的运动，社会革命是不可期待的”。[4]他们不仅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而且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分期理论进行了传播。施存统的《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文认为，可以把马克思的“实现共产主义底顺序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革命的过渡期;第二期，是共产主义底半熟期(就是普通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时期);第三期，是共产主义完成期”。[5]
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早期者传播的另一个重点。李大钊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区别时，指出，由于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方法不同，从而历史的实质亦不同，表现在:唯心史观把历史看成是由神或者“理性”决定的，其目的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因此是反动的;唯物史观则教人们“以社会生活的动因”不在天神和圣哲，而在“社会的生存的本身”。[6]蔡和森则更明确地提出:“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阶级的世界，学说亦显然划分了鸿沟。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7]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仅对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具体原理的进行传播和论述，而且，对生产方式和自然环境关系、唯物史观的现实指导作用等进行传播和论述。关于生产方式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他们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自然条件是物质生产的必要条件，对社会发展有一定影响，但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李大钊说:“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8]他们还通过论述唯物史观对现实的指导作用来传播唯物史观。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能够“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9]毛泽东则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10]这些论述表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已明确提出，要将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充分肯定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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