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批判解释学

第二节　社会批判理论：走向批判解释学

从以上分析看，非政治化社会是哈贝马斯用来描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殖民化状态的一种指称，其目的还在于寻找一种新的批判手段，推进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这就像如下情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推出启蒙理性批判，哈贝马斯则提出交往理性批判；马尔库塞推出意识形态批判，哈贝马斯则提出科学技术批判；汤普森推出深度解释学，哈贝马斯则提出批判的解释学。在哈贝马斯的视野中，批判解释学优越于启蒙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深度解释学，是诊断现代西方社会非政治化和科学技术进步异化的真相之有效手段。那么，批判解释学是什么样的分析范式呢？他是如何通过批判解释学来改造社会批判理论的？

一、批判解释学何以可能？

众所周知，康德的三大批判理论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现代西方批判理论的源头。不过，历经二百多年的发展，今天的西方批判理论已经不同于康德的批判理论。如果说康德的批判理论思考了“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探讨了人的认识能力问题，那么现代批判理论则思考了“合理化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批判生活世界殖民化。重要的是，现代批判理论缘起于马克思对康德批判理论的重新设置，和马克思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思考，可是它却也放弃了马克思所强调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反而承袭了其先辈们的“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还在于，现代批判理论的重点与其说是它的批判对象倒不如说是它的批判手段的优化选择，创立了工具理性批判、启蒙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文化批判、日常生活批判、生产批判、生态批判等等。当然，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也是诸多批判手段之一，所不同的是，这种批判手段指向社会非政治化和科学技术进步异化，因此，哈贝马斯又称它“科学技术批判”。那么，批判解释学到底是怎样的批判手段呢？

英国学者P.汤普森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一书把意识形态分析解读为深度解释学分析，用以强调意识形态的解释功能之深刻性。他还提出：“我提出作为文化分析一般架构的深度解释学观点可以适应意识形态分析。我认为意识形态分析是深度解释学的一种特定形式或版本。”^[7]意识形态分析的解释功能属于深度解释学的，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凸现意图”，就是“以凸现意义服务于建立和维持统治关系的方式”，二是“具有批判意图”，是“它使用它们的目的在于揭示意义服务于权力”^[8]。也就是“‘意识形态解释’阶段根据深度解释学的方法论架构加以阐明，获得了精确的含义：解释意识形态就是阐述象征形式所调动的意义与该意义所维持的统治关系之间的联系。意识形态的解释依靠社会—历史分析和正式的或推论的分析阶段，但给予它们批判性的强调”^[9]。他认为，意识形态的解释功能就是要清理日常生活的统治关系和权力现象。比如，在深度解释学的视域中，大众传媒的生产和传输、构建、接收和占用三个方面都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并以之为据建立和维持一种统治关系、权力关系，清理“内在主义的谬误”^[10]。而非意识形态解释则只关心大众传媒的内容和形式而不理会结果。汤普森说：“通过考察关于大众传媒其他方面的传媒信息的日常占用，我就可以发展出对大众媒介象征形式的意识形态性质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避免了内在主义的谬误，突出了传媒信息所推动的意义服务于维持或瓦解、建立或破坏结构化社会背景的方式，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接收这些信息并把它们结合进他们的日常生活。”^[11]在这里，汤普森也告诉我们，意识形态的解释学功能在于它的批判潜力，是一种“自我塑造与自我理解”^[12]。意识形态分析有两种非常突出的解释优势：一是它可以促成人们“日常认知的解释性转变”，“可以使人以一种新的眼光不同地看待象征形式，从而使人不同地看待自己”^[13]，“可以使他们重新解释一个象征形式，联系它产生与接收的条件，联系它的结构特征与组织；它可以使它们质疑或修正他们对一个象征形式的先前的理解，从而改变对他们自己和他人的理解视野”^[14]。二是它为人们“开辟了批判性思考的途径”，它涉及到“权力与统治关系”问题，“可以激发对权力与统治关系、它们的基础、它们的根据以及它们得到支撑的方式进行批判性思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解释同所谓的统治的批判具有内在的联系：它在方法论上预先倾向于激发对权力与统治关系的一种批判性思考。这就是为什么意识形态解释可以引发组成社会领域的某些人强烈反应的原因之一。它触动了权力的神经，它突出了在现有社会关系中最为得利和最不得利的人们的地位，它还研讨了某些象征机制，由于这些机制，那些不对称的社会关系在社会生活的日常活动中得以建立和维持。”^[15]

深度解释学实质上是一种研究方法。他说道：“深层解释学的思想来自保罗·利科等人的著作。这种思想的价值在于它能使我们创建一种以解释（或再解释）意义现象为取向的方法论架构，但不同类型的分析仍能在其中发挥合法的、互相支持的作用。它能使我们看到解释过程不一定对立于关注象征形式结构性特征或行动与互动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各种类型的分析，而相反地，这些类型的分析可以联结和建构为解释途径的必要步骤。它也能使我们认识到特定的分析方法可以看清一个现象的某些方面而略去其他方面，它们的分析优点可能基于严格的限制，这些特定的方法最好被视为一个更全面的方法论中的局部阶段。”^[16]需要注意，深度解释学不是“普遍有效的方法”，而是“一个更全面的方法论”，是“作为分析文化现象（即分析结构背景中的象征形式）的一个总的方法论架构”。具体说来，它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称为‘社会—历史分析’，有关象征形式生产、流通与接收的社会与历史条件”。这一阶段是重要的，因为那些象征形式“是背景化的社会现象，它们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生产、流通与接收，这种条件可以借经验的、观察的、实录的方法加以重建”^[17]。第二阶段“可以称为‘正式的或推论的分析’。进行正式或推论分析就是把象征形式作为复杂的象征构造来研究，它显示一种连结的结构”^[18]。第二阶段也是重要的，因为它考察的“象征形式是背景化的社会现象，而且有更多内容：它们是象征构造，依靠它们的结构特征，可以并声称代表某种东西、意指某种东西、就某种东西说些什么”。正是这些“不可回避的方面”^[19]决定了这—阶段的重要性。第三阶段“可以正确地称为‘解释（或再解释）’。这个阶段有关创造性地阐明一个象征形式说了什么或代表了什么；有关创造性地构建可能的意义”^[20]。这是最后阶段，也是最关键的阶段，人们可以根据“社会—历史分析和正式的或推论的分析的结果”来重现那些“象征形式的社会条件和结构特征，它还设法以此解释一个象征形式，详细阐明它说些什么、代表什么、有关什么”^[21]。因此，第三阶段又称为“再解释阶段”，它是“由深度解释学构架各阶段进行协调的对一个客体领域的再解释，这个客体领域已经被组成社会—历史领域的主体所解释和了解”^[22]。也就是说，“社会—历史研究的客体领域是一个先期解释过的领域（pre-interpreted domain）”^[23]，在其中发生的解释就是“先期解释”，又称再解释或解释的解释。

无论深度解释学的功能是多么复杂深刻，如果没有批判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批判的解释学^[24]，因此，把意识形态分析作为深度解释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问题在于它必须建立在批判性反思之基础上。哈贝马斯还在《认识与兴趣》一书中提出，意识形态分析本身就体现为批判性反思的体验和理解，意在指导和训练人的交往能力，教会人适应不同阶级、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的交往生活的批判性分析，学会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与他人谋求共识、理解和谅解。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意识形态分析“能说明被曲解的交往的特别不可理解性”，因此，“严格地讲，不能把深度解释学看作像普通的解释学理解那样”，因为它“要求有一种总的来说扩展到语言之上的系统的前理解，而解释学理解总是从一种前理解开始的，这种前理解是根据传统塑造的，而且本身是在语言交往中形成和变化的”^[25]。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如何我要说，对一贯曲解的交往的每一种深层解释学的解释，不管它是在分析冲突中出现还是非正式地出现，都含蓄地依赖着那些苛刻的理论假定，这些理论假定只能在一种交往能力理论的框架中得以发展，也只能在这里被证明是正确的。”^[26]这就告诉人们，深度解释学以“一贯曲解的交往”为研究对象（诸如社会非政治化、科学技术进步异化等），在“交往能力理论的框架”中发挥作用，并且获得自身确证。这种“交往能力”是批判性反思力，又称深度理解力，即在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中构建主体通性的理解力。正如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所说，批判性反思能力能够揭示“社会活动的不变的规律性”，能够揭示现实问题的真相，维护和扩大主体通性，帮助主体寻求相互间谅解和一致，因而，如果“没有经过反思的意识形态”^[27]的分析，那就不可能在“社会活动的不变规律性”指导下“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28]。由此可见，所谓深度解释学应当以反思和批判为工具，探索生活世界和交往活动的“不变的规律性”，揭示“被曲解的交往活动”之实质，构建合理化的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写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生活世界构成了沟通过程的视界。在沟通过程中，参与者就客观世界中的事物、他们共同拥有的社会世界中的事物、或各自主观世界中的事物要么达成一致，要么发生争执。解释者可以悄悄地设定，他参与到了作者及其同时代人与世界之间的形式关系当中。”这就意味着人们应该选择批判的解释学。当然，批判解释学应当着眼于现代生活世界那些“被曲解的交往活动”——科学技术进步异化和社会非政治化——的批判，由于这两种新情况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商品拜物教和劳动异化问题，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内在的、令人信服地从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同依赖于传统的自我理解的对比的要求中产生的”^[29]一种新殖民化状态。因些，破解这类新殖民化状态，不能没有批判解释学的支持。

二、批判解释学的理论内涵

以哈贝马斯之见，批判解释学应当着眼于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政治化和科学技术进步异化问题，其目的是揭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秩序和政策的合法化危机的实质及其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批判解释学本质上不同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单纯的工具理性批判，也不同于汤普森的深度解释学。

（一）批判解释学不同于单纯的意识形态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单向的否定性批判，缘起于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理论所进行的批判是典型的意识形态批判。不过，马克思后来放弃了这种意识形态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哈贝马斯认为，首先，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抽象理论，当这一理论任务结束时，这种意识形态批判的使命也随之结束；其次，马克思后来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和异化劳动而创立政治经济学批判。再次，作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合法性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30]在今天已经不存在，因为“马克思在理论上揭露的公平交换的基本意识形态（die Basisideology）实际上瓦解了”^[31]，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更加抽象的联系”^[32]上，它选择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新的意识形态”，作为现代资产阶级控制和操纵民众的工具，这种新变化直接造成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在今天的失效。从这个意义上讲，批判解释学不可能是传统的意识形态范畴的，因为它不需要批判那种思辨的理论，而是研究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异化和社会非政治化问题，剖析科学技术进步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深层根源。

（二）批判解释学不同于一般解释学

正如前文所述，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也不同于汤普森的深度解释学，当然，更有别于伽达默尔的一般解释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是对日常语言的表现意义的再理解，是面向本文意义的理解；而批判解释学是在“语言的成功的创造性的使用”^[33]上融入反思性思维，对社会的集体意志的自我理解，“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34]。不管批判解释学“是在分析冲突中出现还是非正式地出现”^[35]，都含蓄地依赖于批判的再解释来维护和确立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简言之，批判解释学不是一般解释学的简单重复而是批判的、反思的理解。

一般解释学不可能去揭示实践领域的科技异化之实质，批判解释学则可以反思地研究政治权力与科技统治之间的因果性联系，揭示科学技术进步异化的实质。一方面批判解释学以批判性思维进行反思性研究，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受到资本主义歪曲的合理性的污染而失去了自身的进步性和纯洁性，这样的科学技术异化又在根本程度上“损害了一种同我们的文化实存的两个基本条件中的一个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兴趣，即同语言，说得精确一点，同由日常语言交往所决定的社会化和个体化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兴趣。这种兴趣既涉及到维护主体通性的理解问题，也涉及到建立一种摆脱统治的交往问题。技术统治的意识可以让这种实践兴趣消失在扩大我们的技术支配力量的兴趣后面。”^[36]不难看出，分析这种科学技术进步异化及其社会危害性正是批判解释学的任务，而这恰恰不是一般解释学所能为的。从这里也能看出，批判解释学不同于一般解释学。

（三）批判解释学不同于政治经济学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在马克思时代，由于商品拜物教是西方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科学技术异化不可避免地被资本家当做致富、剥削工人的新手段，同时，科学技术又成为工人阶级的“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37]。问题在于，马克思对这种异化所作的批判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在这一视界的引导下，批判了资本家滥用科技来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批判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换”两个原则的虚假性和伪善性，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异化劳动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却没有批判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科技异化远不如今天广泛而且深刻。二战以后的科学技术进步使得科学技术本身成了第一位生产力，确保了现代西方社会的长期平稳发展，与此前相比，科学技术反倒成了维护现代西方社会长期发展的“稳定器”，成为维护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治统治的有力工具。这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异化。

哈贝马斯认为，这种新变化造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失效，还直接导致了科学技术批判的兴起。其一，在这种新变化中，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干预和作为第一位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取代了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换的市场原则，使得政治经济学批判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其二，在这种新变化中，科学技术取代工人的劳动而成了剩余价值的源泉，使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失去了解释效力；其三，在这种新变化中，科学技术取代了马克思的生产力而成为实现工人解放和生产力发展的潜力，使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范畴（比如生产力、劳动、实践等）的社会作用大大降低；其四，在这种新变化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以商品拜物教为基础而是以科技拜物教和社会非政治化为基础。其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带有“经济决定论”成分。既然如此，那么当人们面对现代社会的科技拜物教和非政治化时就需要寻求新的分析力量，这就为批判解释学的出场提供了时代契机。

（四）批判解释学不同于工具理性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批判着眼于科学技术异化，批判解释学不仅着眼于科学技术异化而且更加关注科学技术进步异化和社会非政治化，因而，批判解释学也不同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后者以工具理性异化为批判对象，以重建启蒙理性的价值为目标选择，并没有把现代科技异化置于批判中心，因此，它至多对大众文化充当现代西方社会的防护工事作了某种意义的批判。尤其是本雅明，他曾详细讨论过现代科技对现代文化艺术的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所起的关键作用，不过，他的讨论肯定而不是否定这种作用。首先，以本雅明之见，现代的“机械复制的文化”虽然丧失了传统文化的“光晕”——脱离了少数人，但是它却使文化艺术从精英走向民众，这是一个进步；其次，他认为，现代的“机械复制的艺术”虽然失去了以“崇拜价值”为中心的欣赏艺术，但是它却使文化艺术成为以展览价值为中心的大众娱乐艺术，丰富了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换言之，现代的机械复制的文化和艺术符合社会大众需求，顺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不难看出，本雅明也没有直接批判现代科技异化问题。唯有马尔库塞在反思工具理性异化和现代社会异化问题时率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科技异化，提出科学技术已经被异化成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正如他所说，“技术的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38]。由此，马尔库塞要求停止研发和运用科学技术，退回前现代社会状态，过那种不需要科学技术的生活。需要注意的是，马尔库塞对工具理性异化的批判仍然属于意识形态批判，不过，他的批判却启示了哈贝马斯深入思考现代社会的科技异化问题，进而发现科学技术进步异化，创立科学技术批判。

要言之，以哈贝马斯之见，汤普森的深度解释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在本质上都属于意识形态批判范畴的，都像传统意识形态批判那样在今天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异化和非政治化面前失效了，唯有他的批判解释学超越了传统意识形态批判而发展成为科学技术批判。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批判把批判对象延伸到科学技术进步异化，揭示了这种深度异化的实质和真正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