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与资本批判理论的统一

孙熙国(132)　尉浩(133)

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方兴未艾，而马克思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的关系问题则是事关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中马克思思想逻辑前提和基础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围绕着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展开的，其中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郎兹胡特、迈耶尔和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亨·德曼等人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使用的某些人道主义术语感到欢欣鼓舞，认为这个新发现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因此他们极力抬高该《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地位。郎兹胡特、迈耶尔就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明马克思的观点已经达到了完善的高度”，这份手稿是概括“马克思思想的整个范围的唯一文献”。(134)亨·德曼则主张：“这部著作比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都更清楚得多地揭示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隐藏在他一生的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判断背后的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动机。”(135)“马克思成就的顶峰是1843年和1848年间。不管人们对他后来的著作的评价多么高，但是在这些著作中却表现出创作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即使作了最英勇的努力，也并不总是能克服这一点。”(136)由此制造了两个马克思（早期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和后期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之间的对立。

与这种“衰退说”的观点相反，阿尔都塞则贬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地位，认为青年时期意识形态的马克思理论与成熟时期科学的马克思理论之间存在着“认识论断裂”，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处于这一断裂的前夜，此时“离马克思最远的马克思正是离马克思最近的马克思，即最接近转变的那个马克思”(137)。还有一种观点虽不像阿尔都塞那样激烈和绝对，但与阿尔都塞的观点相似即主张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异化概念随着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其作用逐渐下降，最终被其他概念所取代。科尔纽就认为：“通过对生产的分析，他获得了作为社会实践的劳动这一基本概念，这一概念作为一个中心概念，越来越排挤和代替了异化概念。”(138)奥伊则尔曼则主张马克思在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异化’的概念已经不再起原先的作用了。”(139)国内的段忠桥教授更是认为：马克思在其成熟时期的绝大部分重要著作中都没使用过异化概念；青年马克思使用的是异化劳动概念，这一概念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后就抛弃了异化劳动概念。(140)

另外有一种观点虽然承认早期马克思和后期马克思都在使用异化概念，但是认为这两个时期的异化概念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有一个从不科学到科学的转变过程。孙伯鍨教授就认为：“早期异化范畴的评价标准是主观的超历史的，后期异化范畴的评价标准是客观的、历史主义的。”(141)张一兵教授则主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异化观：《1844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是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它所构成的是理想本质与现实存在的矛盾，虚与实的矛盾，那种劳动的自我异化是一种逻辑反思，是在观念中设定的；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现实的历史反思”。(142)俞吾金教授非常重视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但他也认为“在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视角转换’……青年马克思是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去看待异化现象的，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是从‘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去看待异化现象的。这两个视角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143)。

上述观点虽众说纷纭、有的甚至根本对立，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看做是人本主义的、伦理道德的，是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相容的，进而认为马克思早期思想与其后期思想之间是有根本差异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不是从术语而是从内容的层面去领会马克思思想的实质和灵魂，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一直在进行异化劳动批判，马克思早期异化劳动理论和后来的资本批判理论是连贯的和一致的，具体说来：

一、异化劳动与资本在起点上的一致——劳动统一体的解体

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进行人本主义的解读，其实质就是把自由自觉劳动当做马克思批判异化劳动的出发点，从而让此时的马克思陷入应有与现有的对立中。但是，马克思并没有陷入这一对立，也没有在人本学的、伦理的基本立场上去谴责、控诉现实，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异化不是从自由中总结和产生出来的，而是劳动自身解体的结果，异化的直接对立面不是自由而是由劳动各要素构成的劳动统一体。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生产劳动只有主观的方面、人的方面是不够的，还要有客观的方面、物的方面，只有具备了人和物这两种因素，活劳动才能对象化出来，劳动才能实现，劳动才是现实的劳动，马克思指出：“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144)因此，劳动包含着人的活动和活动的条件的统一，劳动在本质上是对象化劳动，对象化劳动强调的是劳动的主客体的结合和统一，而现实的、感性的劳动必定是对象性的劳动，如果没有对象，劳动就什么也不是。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正是工人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分离，使得工人既丧失了劳动的对象也丧失了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生活资料，使得工人仅仅成为自己肉体的主体，“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产生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145)何谓异化？异化就是原来统一的各要素的分离和对立。马克思认为劳动和劳动的对象存在即外部自然界本来是统一的，而异化就是针对这种原初统一而言，是本来就统一的各要素之间的分离或者说外化。更重要的是，劳动与劳动对象的结合不仅仅在理论上是对劳动的本质规定，而且劳动各要素的统一在历史上是实际存在过的。我们知道，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给予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很大影响。在这篇文献中，恩格斯已经认识到“资本与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146)，是私有制造成了劳动的基质、劳动的材料与劳动的分离(147)，而如果我们撇开私有制，“资本本身将回到它与劳动的最初统一体”(148)。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表达了一致的看法，认为“起初，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149)。可见，马克思对异化的分析是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对象化劳动的结果就是劳动的对象化，是劳动者对劳动对象的改造，是劳动者本质力量的凝结和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劳动本身包含着对对象的占有，异化就是劳动这一本质规定的异化；另一方面，劳动和劳动对象的统一在现实中、在历史上又是真实存在过的。因此，此时的异化范畴不是对“价值悬设”的否定而是对历史发展的初步总结。至于劳动统一体的解体具体是如何发生的，在该手稿中马克思尚未展开论述，但这正是马克思将研究推向深入的线索之一。

在《1957—19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马克思则详细考察了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劳动与财产从同一到分离的历史过程，认为：“这个历史过程曾促使劳动者是所有者，或者说所有者本身从事劳动的各种不同形式发生了解体。”(150)马克思认为，这一历史过程是由三种财产形式的解体构成的：首先是劳动者把土地当做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第二种是劳动者是劳动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如果说前两种关系的解体是劳动对其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关系的解体，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还需要另一种关系的解体，那就是劳动者本身属于生产客观条件的这些关系的解体，即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在这两种制度中劳动者的人身被当做生产资料而与其他生产资料相并列。(151)这些历史过程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形成了没有生产资料、但相对于奴隶和农奴来说有权利出卖自己劳动能力的自由劳动者；另一方面生产资料作为他人财产，作为自由工人的非财产与劳动者分离、对立成为资本，正如马克思所说：“正是这种使大众作为自由工人来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对立的过程，也使这些条件作为资本同自由工人相对立。历史的过程使在此以前联系着的因素分离开；因此，这个过程的结果，并不是这些因素中有一个消失了，而是其中的每一个因素都跟另一个因素处在否定的关系中：一方面，是自由的工人，另一方面，是资本。”(152)可见，是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为资本关系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提出劳动力商品的范畴，认为货币所以能转变为资本，就在于劳动力成为商品，就在于劳动力所有者能够而且必须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人的劳动能力成为交易和买卖的对象，而这也是以劳动和劳动对象要素的历史分离为前提的，马克思指出：“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占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自由劳动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隶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153)在这种分离的、异化的状态和氛围中，劳动力所有者有进行劳动的可能性，但是缺乏把劳动对象化、现实化的物的条件，因此，劳动对于劳动力所有者来说是一种单纯形式的劳动，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劳动力所有者不可能直接用劳动力生产使用价值或生产商品从而能够依靠劳动产品的出售而维持生活，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才能与生产资料也就是实现劳动的条件相结合，才能进行生产活动，才能换回生产、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也就是说工人只有通过让渡劳动力才能保存劳动力。正是这种分离形成了市场上买者和卖者对立，形成了货币所有者同时也就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占有者与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的占有者相对立，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起点。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所以会发生，正是因为“劳动力实现的条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已经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所有者相分离了”(154)。

可见，马克思早期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异化劳动起源的分析和后期对资本生产起点的分析是一脉相承、逐步深入的，不管是异化劳动还是资本都是劳动统一体解体、劳动者失去把自身劳动力对象化出来的现实条件的结果。

二、异化劳动和资本在实质和核心上的一致——资本对劳动的支配

对于工人劳动的异化来说，不但是外部感性世界对工人的外化、异化，甚至是工人的活动也与工人自身相分离，劳动本身成为外在于工人的东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重内涵，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异化，其中异化劳动的第二个规定即劳动本身的异化恰恰处于核心位置，因为从这四个规定的内在关系来看，第三个和第四个规定是从前两个方面推出来的，而在前两个规定中，第一个规定又是第二个规定的结果。因此，工人异化劳动的核心就是在生产中活劳动和劳动者之间的分离，就是工人对自身活劳动支配权的丧失，就是活劳动外在于劳动者、不属于劳动者而属于他者，正如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155)，“劳动对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对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工人对生产的关系”(156)，“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157)

当然，单是要素的分离还不构成异化，只有分离的要素之间的对立才构成异化，所以马克思对异化的分析是从工人与资本家这对立的两个方面入手的，工人丧失的正是资本家获得的，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158)马克思在该手稿中多次强调，异化是现实的异化，而现实的异化只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得到实现和表现，异化劳动只有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中才是现实的，他说：“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因此，如果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关系，那么他对这一对象所以发生这种关系就在于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是这一对象的主人”，还说：“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正像他使他自己的活动同自身相异化一样，他也使与他相异的人占有非自身的活动。”

可见，早期的马克思就已经抓住了资本的实质即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和统治。在此后的研究中，马克思正是沿着这一路径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阐明了资本剥削劳动的机制，把早期的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为资本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

上面已经谈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就是认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关系形成的关键。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实现条件已经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和劳动力所有者相分离，劳动力所有者即工人不得不拿自己的活劳动能力去向货币所有者换取一定量对象化劳动即生活资料，这样劳动能力从而活劳动就被并入资本。进一步说，劳动力被并入资本后，资本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使用已属于他的劳动力，通过劳动力的耗费把生产资料作为形成商品的要素，而价值增殖即资本的真正生成也就发生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支付劳动力价值或偏离这一价值的劳动力价格，在交换中取得对活劳动力本身的支配权。他对这种劳动力的利用分为两个时期。在一个时期，工人只是生产一个等于他的劳动价值的价值，因而只生产一个等价物。这样，资本家预付劳动力的价格，得到一个价格相等的产品。这就好像资本家是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产品。而在剩余劳动期间，劳动力的利用为资本家创造出无须他付出代价的价值。他无偿地获得了劳动力的这种利用。在这个意义上，剩余劳动可以称为无酬劳动。……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态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159)通过无偿占有他人劳动而获得自身增殖的价值就是资本。工人则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使得自身劳动成为资本的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不仅要进行必要劳动，从而把劳动力价值再生产出来，更要超过必要劳动的界限从事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即超过预付价值的价值不过是工人从事的这种剩余劳动的对象化，这种把资本生产出来的劳动就是雇佣劳动。活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分离在生产过程中被扬弃了，货币告别了其僵硬性而成为资本，价值真正成为了价值，而劳动也复归自身，成为现实的劳动，但这种复归是在劳动从属于资本、受资本强制的条件下实现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以劳动的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彼此分开为前提，又作为价值增殖的要素重新结合在一起的过程。从劳动过程来看即从上述要素的单纯结合来看生产过程，“工人并不把生产资料当做资本，而只是把它当做自己有目的的生产活动”(160)，但是从价值增殖过程来看生产过程，“生产资料立即转化为吮吸他人劳动的手段。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161)工人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要服从资本的指挥，因为他们受雇于资本，他们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劳动，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他们只有为资本劳动才能为自己劳动，劳动从属于资本，资本支配着劳动，劳动生产力也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判断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要看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就是价值增殖进入劳动过程的结果，只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只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162)

总之，建立在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雇佣劳动范畴当然是对早期异化劳动范畴的重大理论发展，但是二者在性质上并没有不同，不管是雇佣劳动还是异化劳动其实质讲的都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只是雇佣劳动范畴比早期异化劳动范畴更精确地揭示出资本剥削的秘密，也就是说更精确地揭示出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以及是怎样产生的(163)，因此可以说雇佣劳动是早期异化劳动的升级版。

三、异化劳动和资本在生产结果上的一致——劳动的再异化

如果说劳动异化的核心是活劳动与劳动者相分离从而属于他者并反过来支配着劳动者、与劳动者对立，那么这个异化活动的结果就是劳动产品的异化、就是生产出一个与劳动者相异的对象世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64)。还说：“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165)可见，劳动自我异化的产物直接是物的异化，因为“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166)在《1957—19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说，劳动“把它在客观条件中的实现同时当做他人的实在从自身中排斥出来，因而把自身变成失去实体的、完全贫穷的劳动能力而同与劳动相异化的、不属于劳动而属于他人的这种实在相对立；劳动不是把它本身的现实性变成自为的存在，而是把它变成单纯为他的存在，因而也是变成单纯的他在，或同自身相对立的他物的存在。”(167)为什么会这样呢？马克思认为，当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当劳动力实际发挥作用的时候，当劳动实际开始了的时候，劳动已经不属于工人了，劳动力的使用权归于买者即资本家了。此时不但劳动能力加工的材料是他人的材料，所使用的工具是他人的工具，甚至劳动本身也成为他人的东西，因为劳动能力为求得生存、为换取生活资料、为换取劳动自身的产品，已经把自己出让给资本了，所以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也就是在活劳动与物相结合、劳动现实化的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是对象化在为自己的产品中而是对象化在为他人所有的产品中。因此，正如马克思在早期文本中就论述过的，劳动现实性的过程也就是劳动现实性丧失的过程，“劳动把自己变为客观的东西，但是它把它的这种客体性变为它自己的非存在，或它的非存在——资本——的存在”(168)，劳动变成“为他”的存在正使价值变成自为的存在，而自为存在的价值就是资本。对劳动能力的所有者即工人来说，既然工具、原料和劳动都是他人的，那么这些要素的结合——劳动产品也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这样，当劳动能力从生产过程、劳动过程中出来时并不比它进入过程时更富有，反而更贫穷了，因为它为别人生产了剩余产品、剩余价值，在它身上的价值增殖的可能性已经作为现实性而存在，劳动的产品即实现劳动的客观条件对劳动能力来说，就表现为他人的财富，表现为外在的、独立的、自为的价值，而劳动能力则仍然是那个纯粹主体的、被剥夺了实现财富一切手段的劳动的活的可能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作为创造价值或增殖价值的单纯可能性返回自身，因为全部现实财富，现实价值世界以及劳动本身得以变为现实性的条件，都成了同它相对立的独立的存在。”(169)

在劳动的异化中不仅包含着劳动与劳动对象的异化而且也包含着社会关系的异化，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工人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己的贫穷，而且把这种生产的前提即劳动与它的客观现实要素的分离重新生产出来，也就是把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重新生产出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虽然还没有创立生产关系范畴，但是他已经是从生产劳动中把握人与人的关系了，他说：“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人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170)“因此，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71)在该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的分析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的”，这就是说，马克思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分析问题的实践背景的，因此，这里的私有财产指的就是资产阶级私有财产，而外化劳动则是工人的异化劳动，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外化就是异化。没有工人劳动的异化，没有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就不会有属于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资产阶级私有财产正是资本家和工人间对立关系的深刻体现。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从资本积累的角度进一步阐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不仅是产品的再生产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是连续的、不断更新的，起初仅仅是前提的东西在生产后成为生产本身的结果而又随着生产的周而复始成为前提，这就意味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一旦成为前提，生产过程就只能再生产这种分离，也就意味着，工人不断地像进入过程时那样走出过程，工人的产品不仅不断地转化为商品，而且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做资本，当做同他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做主观的、同它本身对象化在其中和借以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做雇佣工人来生产。”(172)可见，从形式上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再生产过程是资本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异化劳动的结果就是劳动通过连续的过程一再被异化，就是财富同劳动之间、劳动能力同它的物的条件之间的一再分离、对立，就是价值一再作为自为的价值、劳动一再作为生产这种价值的使用价值的延续。

如果从再异化的角度审视资本的生产过程，那么，初次考察生产过程时还存在的假象即资本本身好像会从流通中带来一些价值的假象就消失了。在最初，生产资料，包括把劳动力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表现为与活劳动本身无关而只与资本方面有关的行为，但是在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情况就不同了，“作为异己的、外在的权力，并且作为在不以活劳动能力本身为转移的一定条件下消费和利用活劳动能力的权力来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一切要素，现在表现为活劳动能力自身的产品和结果。”(173)即使资本主义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也就是说资本家把剩余价值全部用来消费，那么若干年后，资本家占有的原预付价值就等于他在这些年中所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额，因此，经过一定时期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就算最初的资本是他本人或是他祖先劳动所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无酬的他人劳动在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上的化身”(174)。如果考察的是剩余资本，那么从一开始构成这一资本的每一要素，即追加的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都是劳动能力本身的产品、结果。预付资本不管是工人的生活资料还是劳动工具、原料和辅助材料，不过是对象化的劳动，现在，这种对象化劳动，这些存在于劳动能力之外的自为存在都是劳动自身创造出来的，劳动的再异化表明，劳动的产物反过来统治活劳动本身，处在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异化劳动，“既表现为劳动能力自身的客体化，又表现为它自身被客体化为一种不仅不以它本身为转移，而且是统治它，即通过它自身的活动来统治它的权力。”(175)可见，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资本的形成史而是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资本是完全建立在雇佣劳动或雇佣工人的异化劳动的基础之上，只有雇佣工人的异化劳动才能把资本生产出来。

显然，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比早期马克思对外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的论述要全面得多、复杂得多，但是这只能说明当年的幼苗已然成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结果的阐发前后是一致的，即都是劳动的再异化，都是财富的创造者与财富的分离，都是对象性的劳动异化为非对象性的存在以及资本的一再实现，总之是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与工人对立关系的加深。

四、异化劳动批判与资本批判在目标上的一致——无产阶级与人类的自由、发展和解放

实现无产阶级与人类的自由、发展和解放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以贯之之道。马克思早期异化劳动理论与后来资本批判理论目标上的一致不仅仅体现在目标本身上，更体现在实现这一理想的致思取向和实现途径上。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明确提出了“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176)，就是说，此时马克思已经从人的现实的生产活动入手来展开对人的解放问题的思考了。马克思认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77)如果说《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将政治解放深化为人类解放并将人类解放落脚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提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那么，到了《巴黎手稿》时期，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初步研究，马克思开始从现实经济关系出发即从“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阐发人的解放问题，立足现有来构想应有是马克思处理理想与现实关系的基本致思取向。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区分了对象化和异化，作此区分，不是因为马克思没有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象化就是异化，而是因为马克思要通过确定对象化的现实性来确定异化的现实性，从而把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如果非对象的存在物也是现实的存在物，那么与资本对立的、丧失了劳动对象的劳动也就无所谓异化了。马克思认为，工人异化劳动的矛盾恰恰在于工人的劳动既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即创造源泉，同时工人又是作为无产者来进行生产的，他认识到“作为财产之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178)，而国民经济学“使具有活动形式的私有财产成为主体，就是说，既使人成为本质，又同时使作为某种非存在物的人成为本质，所以现实中的矛盾就完全符合他们视为原则的那个充满矛盾的本质。支离破碎的工业现实不仅没有推翻，相反，却证实了他们的支离破碎的原则。他们的原则本来就是这种支离破碎状态的原则”(179)。劳动的异化就是劳动自身的支离破碎，就是客体化的劳动疏远并反过来支配活劳动。在关于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的关系上，有的学者将马克思此时的对象化劳动概念与自由自觉的劳动直接等同起来，认为马克思是从理想的、抽象的劳动状态出发批判现实劳动异化的。其实，在马克思那里，虽然劳动的自由自觉性是一个抽象，但不是任意的抽象，而是抓住了与自然界其他物种相区别的人类特征的一个抽象。在马克思那里，自由是“定在”的自由，自由的实现是主体对外在障碍的克服，是外在必然性的内化和主体的自我实现。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80)，“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可见，人已经通过实践特别是工业实践创造出一个人化的自然、属人的自然，已经证明自己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因此可以抽象出这样的结论即人的劳动带有自由的特点。劳动为什么是人的本质，因为只有通过实践即劳动过程，人才能超越自身纯粹自然的、动物式本能的存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突破自然界对自然生物的严格限制，不断开发不同于人的天然属性的社会属性，创造出一个属人的世界。但马克思同时认为，劳动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自由的，劳动是不是自由自觉的要看劳动者能不能作为主体支配劳动、占有劳动对象从而把自身的本质力量现实化、对象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从工人那里夺走了自然界、夺走了劳动本身，使劳动服从于外化的资本，工人自然不能从劳动中体会到自由，反而在不劳动时才能获得片刻的喘息。但是，自由也不在异化劳动之外，异化劳动之中也有自由，只是这个自由是资本的自由，而不是劳动者的自由。

可见，对象化劳动不是道德伦理范畴而是社会经济范畴，是马克思分析特殊社会形式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异化劳动正是对象化劳动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对象化劳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取得了异化的形式，正像马克思所认为的：“获得自由的、本身自为地构成的工业和获得自由的资本，是劳动的必然发展。”(181)在马克思那里，对象化劳动是内容，异化是形式，他指出：“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182)可见，工业、异化劳动正是以异化形式体现出来的对象化劳动。异化是对象化中的异化，异化劳动就是劳动各要素以分离的、对立的形式的重新结合，而劳动则以异化的形式实现对象化。没有对象化劳动的现实性、没有这种人与物的重新结合就没有异化形式的现实性，离开对象性，异化就是一个单纯的抽象。劳动的对象化虽然是以异化的形式实现的，但毕竟是实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化自然的生成、各种发明与创新，撇开形式不谈，首先是劳动的产物，一般劳动的超历史性说的不是这种劳动处于每一社会发展阶段之外，而是说它真实地存在于每一社会发展阶段之中，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和前提，诚如马克思所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产过程”(183)。因此，马克思关注的是劳动是如何对象化的，活劳动即人的生命活动是以怎样的方式获得的现实的、实际的存在的。是以活劳动与劳动的对象存在之间统一的形式存在还是以两者分离的乃至对立的形式即异化的形式存在。

后来，当马克思全面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时，也是从物质生产谈起，他说：“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184)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价值增殖过程也是从一般劳动过程开始的，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这样，马克思就延续了早期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关系的思路，把确定人类劳动的一般性质，作为分析劳动特殊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和前提。我们知道，古典政治经济学将资本关系永恒化、超历史化，将资本归结为一切人类社会都具有的生产一般的要素，但这并不能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懂得了生产一般。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创立劳动二重性学说，就是因为他们把商品生产这个特殊当做了生产的自然形态，这就必然无法看到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没有生产产品的劳动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相对照，自然就认识不到生产商品劳动的那种特殊的社会性质。当政治经济学把特殊等同于一般时也就把一般与特殊相混同，其实是既不懂得一般，也不懂得特殊。而马克思一方面从一般与特殊的统一中，指出了资本的自为性即价值增殖是如何发生的，也就是指明了“一般生产过程本身，当它只是作为资本的因素出现时”(185)的作用机制，指明了劳动过程一般是怎样作为内容进入资本生产过程的；另一方面又从一般与特殊的区别中，发现了资本的历史性即“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186)，当马克思准确地确定了一般是什么的同时也就确定了特殊不是什么，确定了生产一般的非历史性时，也就确定了特定生产形式的历史性。正是在对劳动一般与特殊的辩证认识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从而为超越资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既然工人的异化劳动只是劳动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而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又根源于异化劳动，那么，随着劳动异化的消除，资产阶级私有财产也必然被消灭，而共产主义正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187)，人的解放的途径就在于扬弃异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虽然对资产阶级制度所造成的工人的异化生存状态非常愤慨，但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却不是伦理道德批判而是社会历史批判。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象化劳动虽然采取了异化的形式，但人的本质力量、人的劳动的伟大的创造性确是实际地展现出来了，因此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态度是客观的、历史的，因为异化劳动的发展同时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为扬弃异化创造条件，他说：“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88)，还说：“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189)马克思批评粗陋的共产主义在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时就试图超越私有财产，而这只不过是出于贪财欲和忌妒心的绝对平均主义，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一种彻底表现而已。(190)而马克思主张的共产主义则是对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建立在以往社会发展的全部成果基础上的，劳动的自我异化的过程，在形成、推进和加深异化的同时也产生了否定这种异化的现实条件。而且，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91)，意即是劳动与劳动对象、劳动主体与客体化的劳动以及劳动者与活劳动之间矛盾、异化关系的真正解决。同时，矛盾自身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当“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192)。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依然把异化劳动的扬弃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社会达致未来社会的现实途径，他多次强调资本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因为就资本自身的机制来说，资本借助异化劳动不断生产和扩张的过程也就是产生否定自身现实条件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193)一方面，作为以自身为目的的、利己的价值，资本具有不可遏制的追求普遍性的趋势。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必然要求把全面发展生产力作为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延续和发展的前提，因此，扩大流通范围和消费领域、创造世界市场就成为资本的题中应有之意，并“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194)。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机制下，资本的增殖即资本本身的生命力又遇到了严格的制约，“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95)可见，把资本推向解体的正是资本自身，资本在发展中既创造了否定自身的条件又提出了否定自身的要求。马克思在资本批判中，通过对劳动异化的经济条件的更加深入的分析，更有力地论述了扬弃资本、实现劳动解放进而实现人的解放的必然性。

综上所述，马克思所论述的异化劳动和资本在形成、实质、产物和最终归宿上都是一致的，其间并不存在性质的不同、逻辑的翻转或视角的转换。无疑，马克思早期异化劳动理论与后来的资本批判理论相比是简单的，但这种简单又是异常可贵的，因为它孕育了马克思此后理论的诸多生长点，马克思的后期思想是对其早期思想的深化和发展。另外，我们说马克思早期的异化劳动理论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异化思想的一致，这丝毫也不会减低甚至抹杀马克思创立新世界观的革命意义，建立在对象化劳动基础上的异化劳动理论本身就足以打动人心，因为这一理论不仅是对黑格尔自我意识异化和费尔巴哈抽象人性异化的超越，也为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揭示资本的本质及运动规律打下了理论基础。

（本文原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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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2)《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载《红旗》1983年第19期；《关于人道主义的两种含义问题》，收入《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130页。

(4)见之于《左传》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5年），郑国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19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1582页；《易传》第十章《系辞下》也有记载：“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胡道静、戚文著《周易十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异化”同“异己”（英文dissident）这两个字的含义是有联系有区别的，对人来说，异化是异己，但不是所有异己的东西都可以说成是异化。如，自然灾害对人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如果这种灾害没有人的活动的负面效应的因素，就不能说是异化。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9—10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6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2页。

(13)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32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325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268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347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2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304—305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301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29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306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

(6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279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7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1—262页。

(7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2页。

(7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74)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75)马克思曾于1845年2月与出版商列斯凯签订出版《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合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6页。

(76)《莱茵报》时期的工作使马克思认识到，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相反。1843年3月结束《莱茵报》的工作之后，马克思阅读了大量历史学著作，得出经济利益决定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决定社会历史的重要结论。同年9月，在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对把共产主义教条化并且把它的实现诉诸哲学批判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马克思在1844年2月出版的《德法年鉴》上的论文中已经把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斗争视为实现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1844年1月，在《德法年鉴》的编辑过程中马克思阅读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批判以及依据大量经济事实对无产阶级状况的分析，启发了马克思，使他下决心投身经济学研究，寻找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

(77)《手稿》由三个笔记本组成。［笔记本1］分析了工人阶级、资本家以及地主的收入，揭示了异化劳动与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笔记本Ⅱ］大多数张页遗失，依据现有材料推测，是讲私有财产的产生、演化与终结；［笔记本Ⅲ］是对［笔记本Ⅱ］的补充，阐述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以及他从哲学的角度对共产主义的论证。三个笔记本中篇幅最大的是［笔记本Ⅲ］，［笔记本Ⅲ］中大部分篇幅又是对马克思新哲学思想的阐述。

(78)1877年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问世以后才有了这种可能。恩格斯在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版序言中说：“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40年前”正是1844年。这里所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概括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与《手稿》用劳动解释私有财产和异化的产生完全一致。

(79)这是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一个基本的十分重要的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208页）普列汉诺夫对这段话极为重视，认为“这几句话中包括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并把它解读为：“人在作用于在他之外的自然时，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他发展了自己的各种能力，其中也包括‘制造工具’的能力。”（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北京三联书店1961版，第107、114页。）恩格斯的著名著作《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核心思想就是强调劳动实践在人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80)他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到来之前的历史，只是人的“前史”。

(8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7页。

(8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10页。

(83)即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

(8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9—320页。

(8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7页。

(8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89)普列汉诺夫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对此作过深刻分析。他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版）中指出，圣西门已经认识到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并接近得出结论：生产的规律实质上归根结底就是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而生产必须有劳动工具，工具是由人发明的；工具的发明，甚至简单使用，都需要生产者身上有一定的智慧的发展。因此，知识的发展是历史运动的基本因素。知识的发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由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注定要经历从童年到成年的各个发展阶段，因此有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十分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在出版于1895年的这部著作中，他已经猜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性质，指出：“行动（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合规律的活动）向辩证唯物主义者说明社会人的理性的历史发展。全部它的实践哲学归结为行动。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198页）他认为，唯物史观的关键在于唯物主义地说明了决定人的制造工具能力的人的天性的发展，这一说明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的。他把马克思的思想概括为：“人在作用于在它之外的自然时，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他发展了自己的各种能力，其中也包括‘制造工具’的能力。”（114页）

(9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9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9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9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94)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95)马克思的这部《手稿》大约写于1844年5月底6月初至8月，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1927年，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3卷附录将手稿中的《第三手稿》（即笔记本Ⅲ）的大部分以俄译文发表，但误认为它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1932年，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以德文原文发表了全部手稿，并冠以标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至于《手稿》的中译本，早在1956年，何思敬先生就把它翻译为中文（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又再版过多次。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部手稿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1979年出版了两个中译本：一是刘丕坤翻译的单行本，二是中央编译局翻译的全集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恰逢当时理论界正在展开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新的中译本的出版为这种讨论提供了经典文本支撑，复旦大学还专门编译出版了《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为读者阅读《手稿》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本文凡引用《手稿》，均依据中央编译局校订后的第3版（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译文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所收译文相同，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198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卷翻译的。1982年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在发表《手稿》时采用了两种方式编排：第一种按《手稿》的写作时间、阶段的顺序编排；第二种按《手稿》的逻辑结构和思想内容编排，并由编者加了标题。中央编译局编译的《手稿》中文第3版是根据以逻辑结构编排的《手稿》版本校订的。

(96)俞吾金：《人文关怀：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维度》，载《光明日报》2001年2月6日理论版。

(97)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98)旧唯物主义按照对待人的问题的态度，可以区分为“敌视人”的自然唯物主义和抽象地“重视人”的人本唯物主义两种形态。前者以霍布斯和法国唯物论中的机械派为代表；后者起源于法国唯物论中的“现实人道主义”，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中达到了典型形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7—170页。）

(99)《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91、489页。

(100)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101)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102)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

(10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241页。

(104)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105)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106)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107)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45页。

(108)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109)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11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83页。

(1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1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58页。

(1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88页。

(114)“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

(115)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11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06页。

(11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07页。

(11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05—106页。

(11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07页。

(120)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

(12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83页。

(12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84页。

(123)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12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84页。

(12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84页。

(12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57页。

(12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57页。

(12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57—58页。

(12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58页。

(13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5页。

(131)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132)孙熙国：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133)尉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

(13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5页。

(13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8页。

(13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4页。

(137)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50页。

(138)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2卷，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79页。

(13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

(140)段忠桥：《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载《江海学刊》2009年第3期。

(141)孙伯鍨：《孙伯鍨哲学文存》第4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页。

(142)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8页。

(143)俞吾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14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14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1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页。

(1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7页。

(1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8页。

(14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1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

(1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491页。

(1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7—498页。

(1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21页。

(1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15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15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15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15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1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1页。

(1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页。

(1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页。

(1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2页。

(1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16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16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16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1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5页。

(1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

(1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

(17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17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1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59页。

(1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页。

(1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5页。

(1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58页。

(17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17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63页。

(17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17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18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18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18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页。

(18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18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1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1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2页。

(18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18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18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19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19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19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19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页。

(19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页。

(1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