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创造辉煌也负载沉重

第二节　历史创造辉煌也负载沉重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具有自我觉解的能力。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具有广博深厚的文化背景，涵养了中华民族的开阔胸襟，形成了具有外向辐射力的中华文明。

正是古代强有力的思想道德教育催发了巍巍中华的强国声威，先后出现先王之治、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洪武之治、康乾之治，震动世界，国威远扬，都是以强有力的思想道德教育为其根基的。

正是思想道德教育形成丰厚的精神积淀，炎黄文明、强汉精神、盛唐气象、大清情结，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导精神，形成中华民族的坚强的自信力，在三千年历史上一脉相传，历久弥新，直至今天仍然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仍然释放它的巨大热量，推动现代化的进程。

正是思想道德教育孕育了中华儿女的高尚情操，那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的思想光辉，至今仍然是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以和为贵的长期教育养育了富有包容性的开阔的民族胸襟，正在今天发扬光大，并赢得世人的尊重。

正是思想道德教育催发了中华文明的外向张力，显示着中华民族的先进性，扩大而为东方文明，崛起在人类文明史上。

但传统的也不都是精粹，不都是无可挑剔的，对传统的审视与扬弃是我们的时代责任。陈述历史不应该蹚浑水，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史虽然创造了辉煌，也负载着沉重，作一番认真的清理是需要的。

马克思对我国传统思想道德教育曾作过坦诚而尖锐的批评，明确指出，为了保存旧中国而不惜坚持内封闭性，拒绝对外开放，产生了严重的恶果。他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到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¹⁾1858年，马克思对中国思想意识领域的保守性弱点也曾进行过深刻的揭露，他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而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里一场殊死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悲剧题材。”⁽²⁾

这两段话揭示了中国人思想陈腐、教育滞后的严重危害：一是封闭性。清朝中国与外界完全隔绝，不承认自身思想的老化，不承认我之外的真理的存在，对世界上魔术般的惊人变化无知，肆意排斥外来思想，而一旦接触新鲜空气就难以摆脱解体的命运。二是保守性。不顾时势的发展，安于现状，拒绝变革，执意保持一个陈旧的中国，以至严重地滞后于时代潮流而不自觉，终于成为已失去生命力的需要“小心保存”的“木乃伊”。三盲目性。清朝康、雍、乾以盛世自诩，妄自尊大，自以为“尽善尽美”，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像，远离工业革命的世界潮流，恪守道德至上的陈腐观念，使经济发展与利益竞争边缘化，结果在现代经济法则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终于演化出受列强欺凌的历史悲剧。可以说，马克思对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的缺陷作了颇有深度的概括。

近代人一方面热情地讴歌传统思想道德教育对形成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巨大价值，另一方面也对传统思想道德教育的缺憾作过沉重的反思。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其为君说法奈何？若曰：汝宜行仁政也，汝宜恤民隐也，汝宜顺民之好恶也，汝宜采民之舆论以施庶政也。是固然也。若有君于此，而不行仁政，不恤民隐，不顺民之好恶，不采民之舆论，则当由何道而使之不得不如是乎？此儒教所未明答之问题也。……试观二千年来，孔教极盛于中国，而历代君主，能服从孔子之明训，以行仁政而事民事者，几何人也？然则其道当若何？曰：不可不钳制之民权。”孔教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长，则虽加刀于我颈，我固不得为古人讳也”。梁启超这段话揭示了传统思想道德教育中存在的痼疾：只重道德说教，不重制度完善。历史证明，只重民本意识的灌输，不重民权观念的确立，民主制度的推行，思想道德教育中臣民意识根深蒂固，不免是要失败的，格君之心不能只靠民本意识的说教，更应靠民权意识的制约。这个总结应该说是切中要害的。

在古代虽然很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用，但忽视政体的完善与变革、法治的建立与健全的追求。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的基点是人治意识，寄希望于贤人政治，而不是法制政治。更多的是呼唤格正君心，而不是健全法制，只希望出清官、明君使社会有序，而不是致力于营建法治社会，结果是以人代法。也许古代的思想道德教育太有力了，以致法制无法健全，也不需要健全，遇到任何社会思想矛盾都想到思想道德教育中去寻找原因与出路，很少从政体、法制层面去认识原因，寻找办法。思想道德教育的一切努力都只是为了稳定和维护现有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催生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只注意到权力的至高无上的需要，忽视了权力的合法性与正义性的需要。所以中国古代法家也曾很强大，但并未能为中国建立法制秩序，这是因为古代思想道德教育中没有处理好权与法的关系，只重权之威严，不重法之健全。

在古代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却把个人价值忽略了，出现思想道德教育理念的偏失。只注重人性的自抑制，不关注人的个性解放，只提倡履行道德义务，不鼓励权利争取，人的权利缺少自我辩护，缺少舆论支持，缺少法律保障；只重人的自我抑制，不重超越他人；只重人的思想的社会控制，不重人的才智的社会释放；多重德，少重力，多护德，少激才；只注重培养旧世界的忠实继承人，而不是注重培养现实的改革家、新世界的创造者，结果是思想教育越强，人性抑制越重，说“礼教杀人”，并非言过。教育的结果是竞争意识不强、创造意识不强、科技意识不强，获得思想却失去自我。

在古代的思想道德教育中，制造义与利的对立，推行道德至上主义，抑制了经济的发展。虽然很早就认识到，“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尚书·毕命》），政治与民生具有不可分割性，但思想道德教育实践中强调得更多的是“谋道不谋食”，重义不重利，“忧道不忧贫”，“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把道与食、义与利对立起来，以压制经济发展为代价维护思想稳定。孟子认为，“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孟子·离娄上》），其道德万能、道德至上的偏颇，表现得很充分，导致思想道德教育中对民生的忽视，对经济的疏远。虽然教育理念上也经常宣扬民生第一，但教育践行中民生、民德关系始终有些紊乱，以道德抑制经济，以政治和谐压制经济竞争，以均富为尚，以为富不仁为定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强有力的思想教育掩盖了生产力落后的弊端，强化了落后的惰性，陷入了忽视经济发展的误区。

强调教育规范性，忽视教育召唤力。传统思想道德教育模式受传统政治模式制约。凸现的是政治品性，早期的诰、谟、典、誓、谕，都是政治读物、政治教材，所反映的都是权力的意志，所谓教为政本，善教得民，都从政治视角去认识思想道德教育的价值与地位，都以维持现存的政治秩序为主旨，强调的是思想道德的规范教育，缺乏价值诱惑力与发展召唤力。因此只讲教育强度，忽视教育活力，出现思想道德教育自身强化追求与活力追求的错位问题，只讲思想定于一尊，只讲教育权威性，弱化百虑一致的民主性，其结果是只有一个思想信息渠道，单向化，单一性，对非主导思想的深怀疑忌，同时主导思想沦为教条，走向神化，也就失去继续发展的生命力。

历史是一种美，是凸现人自身本质力量的创造美，如山之伟岸，如谷之深邃，如江之粗犷，如泉之细柔。然而历史往往拒绝直线的诱惑，因而也往往是一种残缺美，却是坦诚美，也是深沉美，透视的是一种美的力量，吸引着我们，鼓舞着我们，成为创造未来的动力源。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