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共向的教育体系的形成

第二节　多元共向的教育体系的形成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自己的存在方式、发展态势，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不例外，儒、玄、佛、道多种思想教育同时活跃于社会生活之中，形成乱中有序、多元归一的思想道德教育局面，具有时代性的特色。

一、多元共时的活跃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立意于弱化汉的政治指向性，而强化新时代的社会选择性；在思想道德教育中有意于结束汉的僵化，而创造新时代的活跃。

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是活跃的、开放的，且富有争辩性。活跃于社会生活中的思想有外来的佛教思想，有传统正宗的儒学思想，也有新产生的玄学思想，表现为共存的丰富性；也表现为有贬儒也有挺儒，有崇玄也有批玄，有尊佛也有排佛，具有争辩的活跃性。有的认为“道为兴善之本”（《南齐书·顾欢传》），有的认为“佛据万神之宗”（《弘明集·戎华论》），有的认为“士所以立身扬名著信行道者，实赖周孔之教”（《弘明集·答宗居士书》），各抒己见，各行其道。范缜是国子博士，在梁朝为官，写《神灭论》宣传“形神不二”观，高扬批佛大旗。而梁武帝虔信佛教，发动朝贵对之批判，可见对佛的护与批思想斗争激烈。北周武帝也曾召集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余人，进行思想论辩，对三教思想价值作轻重权衡。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思想具有不同文化色彩，社会上活跃的有华夏文化、异族文化，有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有儒学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还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其间有冲突、有互动、有交融，也因此呈现思想文化的丰富性和活跃性。儒家思想教育追求的是王权至上的大一统思想，玄学思想教育追求的是个性的自由与解放，佛学思想教育追求的是自我的精神解脱，活跃在社会生活中的思想文化色彩斑斓，适应人们的不同需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教育力量也具有多维性。当时除了官学中的经学教育外，还有佛教教育、玄学教育、道教教育，有校、寺、观不同的教育基地。官员、教师是儒家思想的教育力量，部分士人是玄学思想宣传扩散的力量，僧侣是佛教思想的传播扩散的力量，道士是道教的宣传教育力量，宗族长辈是家教的教育力量，不同的力量散布不同的思想，都活跃于社会生活之中。

这种思想多元争辩的存在使社会思想丰富化，因此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玄学、佛学思想有消极因素，但在思想道德教育史上不是倒退而是发展。

二、多元归一的指向性

1.坚持三教同归

三教虽有牴牾，但普遍认为，三教同源，三教同旨，具有思想底蕴的归善与教育功能的劝善的一致性，三教虽殊，同归于善，道有深浅，理无等级，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三教虽殊，劝善义一，途迹诚异，理会则同”（《弘明集·归宗显本》），三教的共通点是劝人向善、习善，同归一揆，这些思想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孙绰《喻道论》中说：“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共为首尾，其致不殊。”不过是三教各有治世治心的不同的着力点、作用层而已。梁武帝在《述三教诗》中写到，他“少时学周孔”、“中复观道书”、“晚年开释卷”，这应该是各适其宜的，虽然影响范围不同，但对人生都有价值，梁武帝这个思想在那个时代是具有代表性的。

2.坚持以儒为宗

儒家经学成为汉朝的统治思想，经过300多年的精心的理论打造与思想历练，已经根深叶茂，可承受各种思潮的冲击，并不那么容易把儒家思想排斥在社会主导思想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从政治思想上、社会教化上、学校教育上，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仍然是主流，虽然玄学、佛学对汉朝开创的独尊儒术的思想道德教育冲击很大，但儒学思想的主导地位并未完全改变，尊孔读经仍然是社会思想建设的基本通道，权力仍然需要经学思想支撑，只是有所弱化了。

首先，统治者主导的政治教育中主儒仍然是主流。魏文帝以孔子为“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三国志·魏书·文帝丕》）；魏明帝曹睿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晋武帝也强调“以儒学为本”。虽然玄、释、道的兴起打破了儒学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垄断，但其宗主地位并未完全失去，政治生活中祭孔扬儒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活动，同时学校教育中的儒学仍处至显地位，虽然官学中也有玄学、佛学，但儒学的核心地位并未完全改变。北魏孝文帝元宏“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太平御览·高祖孝文皇帝》）。可见，高层以儒为宗的仍然大有人在。

其次，在士人中主儒的仍然是中坚力量。一批社会上很有思想影响力的思想家主儒不衰，傅玄力倡儒为“王教之首”，他向晋武帝进言：“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则尊其道者，非唯尊其书而已，尊其人之谓也。贵其业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选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学校之纲举矣。”（《晋书·傅玄传》）这种思想在士人中还是很有市场的。玄学教育中也承认儒学教育的价值，王弼指出，“天生五物，无物为用；圣行五教，不言而化”⁽¹⁾（《老子指略》）。裴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晋书·裴頠传》），于是写崇有论以抗衡时风。

最后，地方上的基层官员致力兴儒。在地方官中有相当的儒学思想根基，多兴儒重教。《三国志·杜畿传》载，杜畿任河东太守“以为民富矣，不可不教”，他直接对所治之民施行思想道德教育，“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三国志·杨峻传》载，杨峻任南阳太守，“宣德教，立学校，吏民称之”。这说明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理念在社会生活中早已根深蒂固。

虽然国家分裂、各自为政，但由于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用，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在长达360年的分裂状态中，依然融合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政治分裂，并未导致思想解体，无论玄学思想、佛学思想都未能完全脱离儒家思想体系而单独生存，无法完全摔掉经学这块招牌。玄佛思想的冲击反映了儒家正统思想的弱点，也反映了儒家正统思想的生命力，冲击的结果不是被削弱了，而是更丰富了，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博大胸怀与涵容能力。

3.坚持变夷从夏

虽然民族矛盾复杂，但民族融合还是必然趋势，民族间的思想、文化的融合是思想道德教育的时代性主题。这不仅是一些思想家的明确的思维指向，也是一些政治家的清醒的思想认识。傅玄认为，“中国所以常制四夷者，礼义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则同乎夷矣”（《傅子·贵教》）。他主张依靠礼教化夷为夏，以达到九州同风。当时上层人士中有一种舆论认为，只要处心公平，推诚于物，则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有的则有意识地宣传“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本来就不应有夏夷之别，而应该是胡汉一家、夏夷一体。汉族人当政的地区则要“用夏变夷”，以强化少数民族的华夏意识，使之附汉归心。在胡汉、夷夏关系问题上，政治界、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多开明而有远见。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也意识到，只有用先进的儒家思想、汉族文化改造民族，才能缓和民族矛盾，才能提升本民族的生存能力，如果不坚持礼义教育就会失去自我，这反映了少数民族统治者的胆略与识见。所以，普遍力主“变夷从夏”，进行汉化教育，热情宣扬汉族道德风尚意识以改善胡俗，其政治目的是与汉共存。少数民族的君王大都深谙汉文化，前秦苻坚“雅量瑰姿，变夷从夏”。魏孝文帝深知汉思想道德文化的先进性，主政后全面开展思想文化改革，以洛阳为政治中心，力倡尊孔读经，于太和十五年立孔庙于京师，十六年亲问博士经义，十九年亲祠孔庙，曾坦陈：“朕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九）他为了推行汉化思想，甚至不惜付出血的代价，把阻挠汉化的儿子恂处死（《魏书·废太子恂传》），可见其决心之大。北周文帝宇文泰“知人善任使从谏如流，崇尚儒术，明达政事，恩信被物，能驾驭英豪”（《周书·文帝纪下》）。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比较清醒，他认为应尊重民族差异，“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惟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在社会生活习俗风尚方面作了大力汉化的努力，促进了民族的和谐与融合。

4.坚持大一统目标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分裂、各据一方，但都不以割据政权为满足，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追求和思想指向，即“春秋之义大一统也”，谁都在思念大同，都想统一中国，都视国家分裂为非常现象，都以大汉疆域为依归。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以复兴汉室为己任。据《晋书·苻坚载记下》所述，苻坚也是“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酺”，“岂敢优游卒岁，不建大同之业”。国家不统一寝食难安，这是上层社会的普遍心理。北魏建国者鲜卑托跋珪也下诏向社会灌输“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的思想意识。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夏国时，也宣称“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一些内迁的少数民族多以自己为炎黄子孙。因此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国主政者及其核心人物有不同民族，各以封建割据，拥权自重，但都未能掩没其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华夏的政治统一、疆域统一、思想统一、文化统一的共同追求。民族的不同，政治的差异，未能消解天下一统追求的共同理念。

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思想多元却目标一致，儒、道、玄、释虽各标新立异，但都为了权力的大一统、思想的大一统，都着意于协助统治者对社会的思想控制与导引。何晏力倡“执一统万”的儒家传统思想，强调万统于一。王弼认为，“众不能治众，治众者，寡也”（《老子指略》），其说以寡治众，分明是在申述皇权存在的合理性，为皇权辩护。郭象也认为，“圣人未尝独异于世，必与时消息，在皇为皇，在王为王，岂有背俗用我哉”（《庄子逍遥游注》）。佛教也大力宣扬安于命运，广行善事，以维护政治稳定为其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