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第一的教育主题构建

第三节　民生第一的教育主题构建

汉初的上层人物原来多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基层官吏，多比较务实，关注民生成了他们的第一要务，也成了汉初思想道德教育的全部内涵与根本目标，思想道德教育在政治上一般处于低调状态，坚持与民休息、发展经济的治国方略服务。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载，陈平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是，“上佐天子，下育万物，外抚四夷，内亲百姓”，这说明上层官员都有一种清晰的民生关注的责任自觉。

一、以关注民生为思想道德教育的第一要义

汉初思想道德教育以关注民生为要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因民之欲而不扰乱，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帝王一般都喜欢通过张扬自己去巩固皇权、显示皇威，汉初统治者却能把民生放在第一位。据史载：“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汉书·文帝纪》）予以断然否决。这说明汉文帝意识到，宣传自己应以不损害民生为前提，其关注民生，崇尚节俭，千古一帝。

1.以“劝民归农”教育消除不稳定因素

汉初统治者意识到，发展生产不仅是改善民生的现实需要，也只有发展生产才具有最大的政治说服力，因此其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目标是驱民归农，让天下百姓各归其本、各食其力。汉文帝一再申述，“农，天下之大本也”，并且身先天下，“亲率群臣农以劝之”，以自己的行为劝导天下，以务农为重。汉初注意到把那些陷入生存困境的，如“卖身为奴婢”的、“聚保山泽”的，都让其回乡务农，分给土地，使社会上的“流民”减少到最低限度，最大限度地消除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汉初统治者还向全社会频频发出“毋夺民时”的教育告诫，让百姓安心生产以改善自己生活，这样的教育也易于得到百姓的积极回应。

2.以“足用”为“安民”之本

汉初统治者意识到“安民之本，在于足用”，思想道德教育应立足于与民休息、发展经济，为富民、足用创造条件，富安天下，人乐其所，是其教育旨归。《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是说得很确切的。刘安说得更明确，“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节欲之本，在于反性”（《淮南子·诠言训》）。这是一条思想道德教育链，即反性、节欲、省事、足用、安民、治国，足用为安民之本。

3.以尚俭禁奢教育酿造醇厚民风

汉初统治者大力倡导尚俭美德，在社会上广泛开展尚俭、节欲、禁奢教育，以为德育之基，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汉文帝以身作则，无论治政、治身都崇尚俭朴，在全社会厉行尚俭之风，在历史上享有很高声誉。据《史记·孝文本纪》载：“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帏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他还要求修筑陵墓“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苑设施，车骑服饰，均无所增益，可谓当时社会上厉行节约的典范。由于最高统治层的以身示范，竭力倡导，形成了社会性的尚俭禁奢的良好的思想氛围与道德风尚。

汉初统治者意识到，一方面热心于尚俭教育，另一方面真诚的民生关注，能最有效地转换为醇厚民风的回报。据《罗记·平津书》载，汉初放宽政策，与民休息，“驰商贾之律”、“驰山泽之禁”，便民惠民，生产力因此得到解放。汉文帝“劝课农桑，减省租赋”，汉景帝时三十税一，大破十税一之历史常规，百姓负担奇轻。《前汉书·景帝纪》载：“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汉初扫除烦苛、减省租赋的结果是造就了黎民醇厚的社会道德风尚。可以说汉初是历史上尚俭禁奢教育最有成效的一个时代。

4.以尊重生命权教育得民心于天下

汉初思想道德教育中因为受道家思想影响，比较注重个体生命价值，提倡内养生外治国并重。公元前207年刚入关的刘邦即向关中父老宣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又派人到各地把这一思想广泛传播到百姓中去。曾经长期承受秦政滥杀无辜之苦的秦民看到汉对百姓生命权的尊重，都滋生了对刘邦极好的第一印象，秦民因而大悦，纷纷自动以牛羊酒食劳军，刘邦都推辞不受，表示绝不费民，于是百姓更加拥护刘邦，唯恐他不称王于天下。刘邦入关之初即宣示珍重生命、力戒杀人，是深得民心之举，是很有政治识见的。这说明刘邦入关之后的思想教育的第一仗就打得很漂亮。

二、厉行政不扰民的政德教育

汉初的思想道德教育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上层道德建设上，大力倡导无为而治，以“无为”行政为德。陆贾是无为而治的积极倡导者，他强调治道“莫大于无为”（《新语·无为》）。他推出两个无为而治的样板：一是“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而天下治”；二是“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故无为也”（《新语·无为》）。竭力提倡漠然无为而无不为、澹然无治而无不治的施政理念。

汉初的无为而治思想有其时代性的内涵，其本质特征是政不扰民，这与老庄的无为思想是有所区别的。从政治层面上讲，是指“上无苛令，官无烦治”（《淮南子·主术训》），不扰民生的无为，不赞成那种“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的超然于世式的消极无为；从道德层面上讲，是指私志不入公道的无为。刘安对“无为”作了具体的思想诠释：“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权自然之势，而曲故⁽²⁾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迫而不动者也”（《淮南子·修务训》）。汉初提倡的行政“无为”即不以私志、私欲损“公道”、枉“正术”而为；即为而不自夸，为而不居功；即因顺自然之势，循理、举事、立功而为；从管理层面上讲，是指不妄为，其《淮南子·原道训》中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这是说，无为即不要任意妄为，其目的是以上无为而求下无不为，充分发挥下民的主动性。因此，汉初的行政无为观反映了不扰民生的高尚政治品格，也反映了不因私损公的高尚道德境界，反映了不逆事理而妄为的科学态度。所以汉初的无为行政、政不扰民，不是一种倒退，而是顺应时势、尊重民心，忌逆向运动，忌逆百姓意志，这是对民之自为能力的一种信赖，坚信民能自为，上不可妄为，下不可扰民生，坚持政治上宽松与经济上与民休息的互融。

三、营建以“孝”为核心的社会道德风尚

汉朝建立之初，面对的是“秦俗日败”的社会道德基础，一改秦朝的“遗风余俗”成为现实思想道德建设的急迫任务，因此下工夫纠正秦朝思想道德教育中只关注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价值而忽视稳定人心、发展经济的社会价值，只重法的价值而忽视德的价值的偏颇，致力于通过思想道德教育改善社会道德风尚，优化百姓精神状态，为民众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贾谊力举道德教育大旗，鼓动革除秦俗，大倡新风。他在《陈政事疏》中揭示“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的历史教训，对秦之“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的现象高度警觉，并大声疾呼“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他期望通过自己的热情呼唤以形成“专务以德化民”的社会共识，把社会道德风尚的革新放在重要位置。刘安也一再呼吁圣人主动承担施德教、正风俗的社会责任，“圣人在上，民迁而化”（《淮南子·缪称训》），“夫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淮南子·道应训》）。这一切都说明通过思想道德教育以改善社会的道德风尚，开辟一个崭新的时代，是社会的普遍要求。

汉初社会道德建设以孝为核心，以为孝德教育是思想道德教育的“至德要道”，以孝德为社会秩序的根本，从此孝成为政治伦理意识、成为治国之道，大力宣传以孝治天下，并在汉朝一直坚持下去。汉家之谥，从汉惠帝开始皆以“孝”称，惠帝、文帝、景帝，都以孝为谥，称孝惠、孝文、孝景，这“孝”成了政治道德的标榜。先秦倡“孝”只是在道德层面，汉讲“孝”则在政治层面，加重了“孝”德的社会分量。一是认为孝是最基本的社会道德，“导民以孝则天下顺”；二是认为孝德与政治关系密切，政治秩序基于伦理规范，能在家孝则能对国忠，忠臣只能出于孝子之门。《孝经》中说：“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汉初倡导孝德三大举措：一是教育上置孝经博士，孝经师，行政上“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二是以《孝经》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教材，学校的必读书。三是大力表彰孝德，《后汉书·百官志》载：“凡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对民间出现的各种善行，都以“扁表其门”的方式，予以表彰，树立榜样是一种最好的宣传。汉朝对鼓励各种道德风尚有许多在当时行之有效的创举。

四、柔性化解社会尖锐矛盾

陆贾《新语·辅政》中说：“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汉初统治者面对社会性思想矛盾冷静而处，尽量避免使用暴力手段。据《史记·孝文纪》载：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与匈奴和亲而匈奴背约入盗，吴王诈病不朝，有官员提出张武受贿案等，无论边境危机或内部政治矛盾，汉初统治者都能以思想道德教育去化解矛盾为第一选择，绝不轻用暴力，尽量不让矛盾激化，也能注意避免思想道德教育中的草率与粗暴。汉初以德怀远、臣服匈奴的方略，使汉王朝思想道德意识伸向边远民族。他拒绝水淹赤眉军的建议，避免百万之众为鱼；收服河北铜马起义军，并尊之为铜蹄，保护其自尊。汉景帝时，藩国割据势力的强化导致吴楚七国之乱的爆发，但能够很快予以平定，这一方面说明汉初的社会性思想道德教育形成了良好的政治条件，为平定社会动乱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很快化解了七国之乱所带来的社会思想矛盾；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汉初以黄老思想为主导的思想道德教育对复杂的政治性问题的软弱性的缺陷，为汉武帝采取独尊儒术思想方针提供了客观依据。

五、致力于形成民众自我教育

正如王充所说：“黄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无为；正身共（恭）己，而阴阳自和；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论衡·自然》）黄老思想主导的社会教育的显著特色是低调与静态，把教育的注意力放在让受教者“自化”“自成”，自修成德，形成个人道德修养的自觉上。道德即人的天性，道德教育就是保真，保持人的本性。《淮南子·齐俗训》认定：“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而人的天性的具体内涵即“清静”，“清静恬愉，人之性也”（《淮南子·人间训》），“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淮南子·原道训》）。因此，人的道德即清静寡欲，即坚持理性，不应有太大的思想情绪波动，“喜怒者，道之邪也；忧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过也”（《淮南子·原道训》）。喜怒、忧悲、好憎，都是情绪的躁动，都是对人的理性的干扰，都应该受到理性的节制。失去冷静，即失去理性，即失去道德，守静即道德。汉初找到了在百姓中开展自我教育的最好形式，即在民间开展道德评选活动，通过举孝良、评孝悌把道德意识普及到全社会中去，形成社会性的道德自觉。刘邦时曾下令设“三老”以主管民间的思想道德教育事宜，待遇相当优惠。汉文帝也曾下诏说：“孝悌，天之大顺也”，“三老，众民之师也”；要与力田、廉吏一道，“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可见已注意营建一个民众自我教育的网络。

六、形成“教在我”的责任主动

思想道德教育效果如何决定于教育者。刘安认为，教育者应“与道为一”，即“全其身”，这是教育者的条件，“自得则天下亦得我矣，吾与天下相得，则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间者乎。所谓自得者，全其身者也”。他干脆说：“天下之要，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身，我身得则万物备矣。”（《淮南子·原道训》）刘安认为以道教民而民弗从，是因为诚心未到位，教育者“与道为一”、“与天下相得”，才有可能得到受教者的积极回应。

在这方面汉初高层人士是做得很好的，汉文帝执政期间，天下承平，但为人还是相当谦虚谨慎，感到自己“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民有灾难，他总要先思“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西汉文纪·仪佐百姓诏》）。边境不安宁，他又下诏自责，“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西汉文纲·匈奴和亲诏》）。据《资治通鉴·汉纪五》载：“时有献千里马者，帝无贪欲，不为所动，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于是还其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其令四方毋求来献。”清廉自守，为臣民所范。作为一国之主，处处“以示敦朴，为天下先”，谦恭如此，且“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责任感极强，处处表现出教育者的真诚。汉文帝不仅以德教化民，更以德范示众，本身具有很高的道德声誉，因而也具有很强的社会道德感召力量。正因为统治者能以身示范，力倡社会道德，历代史学家莫不交口盛赞汉初“德之至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