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主富国的教育目标与社会理想

第二节　尊主富国的教育目标与社会理想

法家以自己的政治清醒直面“大争之世”、“多事之时”（《韩非子·八说》），一派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一心想改变社会动荡、思想复杂、政治斗争激烈的局面，法家正是基于其社会改造的雄心，确立思想道德教育的政治目标与社会理想，力求主尊国富。

一、“一尊”——营建权力一统的尊严

如果说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理论是封建主意识与奴隶主意识调和的产物，那么法家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则是封建主意识对奴隶主意识决胜追求的产物。法家思想道德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使全社会定于一尊、民一于君，慎到说：“权独制于君则威。”以一为宗是法家的哲学思想，定于一尊是法家的政治目标，以一为统，即通过思想道德教育确立封建君主权力的至尊地位与绝对权威，是法家思想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法家认为，物不两盛，事不两立，言不二贵，法不两适，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道一无双，这些都是客观规律。只有思想统一才能维护政治统一，思想上不能“两立而治”，只能定于一尊。思想道德教育就是要一言、一教、一尊、一民心、一民力，天下归一，万民一从，这是社会发展的最佳状态。法家思想道德教育所追求的是国家的统一、权力的统一、思想的统一，这是法家思想道德教育的清晰的政治目标。法家的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功利主义指向，一切为了国家的富强、霸业的成功与最高权力的安全。

二、“去私”——维护法律的公正

法家思想道德教育不仅立志于营建封建权力的尊严，更在意于营建社会法律的公正。

法家认为，用网要抓纲，治民要治官，教民先教官。法家强调，为官要废私立公，居官无私，法律运行要公正。韩非子说：“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为官的要“明于公私之分”，“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韩非子·饰邪》）。“立法令者，以废私也。”“私者所以乱法也。”（《韩非子·诡使》）韩非子强调思想道德教育的重点对象应该是官吏，他举例说：“摇木者一一摄其叶，则劳而不遍，左右拊其本，而叶遍摇矣。临渊而摇木，鸟惊而高，鱼恐而下。善张网者引其纲，若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韩非子·外储说右下》）韩非子在这里深刻地揭示了一条重要的思想道德教育规律，即治吏犹引纲，教民先教吏。

法家思想道德教育注意到对象的三个层次，即君、臣、民，认为上所好，民必甚，官员的思想道德状况对百姓思想道德素质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管子·法法》中说：“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百姓不是根据为官者怎么讲，而是根据为官者怎么做，决定自己的行为选择的。管子揭示了思想道德教育的重点对象应是“上”，并以之为一条重要规律，《管子·牧民》中说：“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法家高度关注上层社会对普通百姓的思想道德示范作用。

法家对为官的以法行私颇有警觉，一再提醒为官者公道与私利的对立。韩非子认为“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韩非子·有度》）。慎到也曾严肃指出：“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艺文类聚·刑法》）法家强调，为官无私，“赏信罚必”，才会有思想道德教育的说服力，罚不避强大，赏不私亲近，才能服众。慎到认为，“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执法公正才能天下太平。法家在意于以此抑制奴隶主贵族的特权意识。

法家清醒地意识到，法律的公正才有权力的尊严，才有政治的说服力。“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慎子·君人》）法家思想道德教育中公开申明法律公正性的社会教育价值，强调以法处事的道义责任。

三、“定分”——营建与维护社会的法治秩序

法家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涵与目标是“定分”，即设定与维护社会政治秩序与利益关系，为全社会所接受。商鞅明确指出，“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商子·定分》），之所以设置官、吏为师，开展社会性思想道德教育，就是为了使天下人明确各自的“名分”，即明确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做到上下、贵贱、长幼、贫富等尊卑有序。如果尊卑无分则社会混乱，“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倍，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管子·五辅》）。“定分”的目的是“止争”、“禁暴”，制止社会混乱，“卖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管子·五辅》）。所以名分如何是社会治乱的关键，“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管子·五辅》）。思想道德教育就是要使“万民皆所知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管子·五辅》），通过教育使天下人都能明白法律所体现的政治关系与利益关系，从而都能自觉遵守，自我约束，因此通过教育确立人们的“名分”意识，是摆脱社会混乱、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举措。

法家排斥儒家的道德教育的维护社会有序的价值，认为那是以智乱世。法家思想道德教育着意于制止社会的无序与混乱，维护以强权为核心的强势秩序、政治秩序，不是以人本为核心的精神秩序、人伦秩序。

四、兴功——把社会思想整合到尚农战上来

法家有很强的实力崇拜、功利追求意识，大倡以力兴功，强调思想道德教育中要以农富国，恃卒拒敌，奖勤罚懒，鼓励农耕，把社会思想整合到尚农战、兴功利上来，所以以农战为本是法家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管子、商鞅都主张把万民教育引导到以其全力竞求功利上来，管子要“立民所欲以求其功”（《管子·明法》），商鞅要“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商君书·错法》）。管子讲得很明确，“凡所谓功者，安主上，利万民者也”（《管子·明法解》）。只有万民忙于功利追逐，主才能安，民才能富。

法家反对儒家的远离耕战的“以言相高”的“贫国弱兵之教”（《商子书·农战》）。商鞅认为，要主尊国安必须以农战为教，他认为，“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子书·农战》）。他竭力主张施行以农战为尚，通过教育让百姓“归心于农”，百姓“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商子书·农战》），就能形成良好的道德素质与社会风气。韩非子主张大力提倡由农而富、由战而爵，反对无功爵禄，思想道德教育要“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事”（《韩非子·和氏》），大力张扬耕战的社会价值。因此韩非子不赞赏齐桓公的“发仓廪而赐贫困”的做法。管子主张以劳为教，“民欲逸而教以劳”，“劳教定而国富”（《管子·侈靡》），劳致则有功，则国积财致富。法家主张在思想道德教育中，要旗帜鲜明地抑止博闻、辩慧、游居的不良风尚，反对“巧言辩说”、“巧言虚道”、“烦言饰辞”，拒绝“高言伪议、舍农游食”之徒，警告“主好其辩，不求其实”，会产生不良后果。可见其教育务在求实，而反对务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