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我对于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他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毛泽东的知心好友。他志向高远，勇于求索，乐于吃苦，提出过不少好的思想、主张，影响、帮助了青年毛泽东。他是我党的创建人之一。

毛泽东评点原文

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1]

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2]

蔡和森简介

蔡和森（1895～1931），中国共产党理论家，宣传家，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复姓察林，名和仙，字润寰，号泽膺，学名彬。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人。1917年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同毛泽东一起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华工和留法学生中宣传十月革命，组织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讨论。1921年在法国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曾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主任。1925年在上海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同年11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五届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三、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当选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代理中共中央秘书长。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28年、1931年分别发表了《党的机会主义史》、《论陈独秀主义》两篇文章，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929年去苏联莫斯科，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30年回国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31年3月以中央代表身份去香港指导中共广东省委工作。6月10日因叛徒出卖被港英当局逮捕，后引渡到广州，被广东军阀陈济棠杀害。遗著编为《蔡和森文集》。

试析

蔡和森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时的同学，同为杨昌济先生的得意门生。两人志同道合，常在一起议论天下大事，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1917年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和同学张昆第在湘江游泳后，一同来到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三人畅谈一夜。张第二天的日记记述道：“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成性，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破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又毛君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他们经常讨论的话题，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发起组织之下，成立了“新民学会”。成立之初共有22个基本会员，均为杨昌济先生的学生。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他们是具有强烈的爱国心、远大的抱负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不愿庸庸碌碌虚度一生，希望能为国家为人民有所作为。正如毛泽东所说：“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像毛泽东、蔡和森等少数人，还有很强的使命感，自认为对国家和社会负有“根本改造大任”，以及造福全人类的宏大志愿。但他们还没有找到一条道路，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当时把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主要归于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认为革新学术，改造全国旧思想为首要之务。所以，他们提倡“学问要进步，品性要改造”，寄希望于会员之间切磋学术，砥砺品行，互相帮助，共同向上。除开宗旨之外，新民学会的章程中还规定会员“须守之各规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毛泽东多年来就与朋友相约：不谈钱，不谈女人，不谈身边琐事。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第一师范毕业后，会员们一部分出国留学，继续寻找真理，以蔡和森为代表；一部分留在国内，深入研究中国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蔡和森在国内时即已倾心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是新民学会中第一个提出中国应该仿效列宁的人。1918年7月24日，他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他一到法国，就大量收集马列主义的小册子，边学法文边看书，“猛看猛译”，只用了3个月时间就“有了门径”，不到半年就“门路大开”。他将读书所得和世界观转变的情况，及时写信告知国内，和毛泽东保持密切的联系。

由于学习条件和环境的启示，蔡和森等在法国的会员，对十月革命的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与列宁学说，比国内的会员毛泽东等人要稍早一点，也深入一些。1920年7月5日至10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了五天会，一致通过了“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这就标志学会由成立初期的学术团体，终于逐渐变化为一个革命团体。但在如何改造的方法上出现了分歧。蔡和森主张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办法，以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萧子升则主张温和的革命，普鲁东的办法，实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会议决定将两种对立的意见写信告诉毛泽东。蔡信长约3000字，写于8月13日；萧信几乎长一倍，写于8月初。

蔡和森的信表明，他对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无产阶级革命的四大利器（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世界革命联络与方法，俄罗斯革命后详情等，都作了系统的研究，得出结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信中对挚友毛泽东说：“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萧子升的信，谈了许多琐事。强调读书，学俄文；分一小部分精力从事社会运动，以舆论为限。他估计：“十年之内，东方恐无大事可办”。他“主张温和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

此时，毛泽东在国内也已读了许多有关书籍和小册子，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作了分析研究，终于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1920年11月25日，他在致向警予的信中，痛感“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同一天致罗章龙的信中谈到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砺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后来，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谈到他当时由此得出的结论：“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这两封信标志着毛泽东已基本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

蔡和森8月中旬从法国发出的信，毛泽东收到较晚，12月1日始复信，复信长4000余字。信中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认为教育手段的革命，与最近罗素在长沙的演说相同：“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我于子升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随后毛泽东又收到蔡和森于9月16日给他的一封长信，5000多字。信中详论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这封信由萧子升年底回国时带来。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要他的朋友放心，陈独秀等已在组党，上海出的《共产党》不愧“旗帜鲜明”。

1921年1月6日至3月，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18人，开了三天会，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之方法、即刻如何着手三个问题，讨论法国来信。通过充分的讨论，表决结果：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根本方针的有毛泽东、何叔衡等15人，2人弃权，一人主张“促社会进化”；关于方法与道路，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12人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3人弃权，2人主张“德谟克拉西”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即刻着手方法，包括研究、宣传、经费等项，组织一项为“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全体同意。

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和长沙的两次大讨论会，表明新民学会已成为一个有较严密组织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首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长沙已列入陈的建党计划中：“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1920年冬，在毛泽东领导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何叔衡、彭璜等人。新民学会74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约30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在早期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有30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任过教授的有10人。这正是杨昌济先生教育救国思想熏陶的结果。

从毛泽东与蔡和森的交往以及对蔡和森的评价，可见他俩志同道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蔡和森对马列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关于建党思想的提出，关于新民学会的建立，关于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和发展，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光辉名字将永垂史册。

【注释】

[1]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1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1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