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的问题

整体性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起的作用是具有涵盖性的，应该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认识。以下说明力图达到目的：

（一）人在场的问题

近期有学者研究认为：“在一般哲学的语境中，本体论是关于事物‘是其所是’即阐释事物存在根据的学问，其所探究的是世界所存一切的最后根据。也就是说，本体论并不是力图说明某一事物的存在理由，也不是对生活经验片断的把握，而是关涉对一切事物的本质与根据的探寻，它要为全部人类文化奠定基础。然而，这种关乎存在全局性、整体性的哲学诉求不可能在经验层面完成。经验总是有限的，要实现对有限的超越，必须要诉诸人的思维与精神。通过考察哲学的历史，我们发现，对于本体论的合理理解不能离开对人的问题的解答。也就是说，只有有效回答‘人是什么’，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揭示本体论之谜”。又说：“同所有哲学一样，马克思哲学也要面对本体论问题。诚如卢卡奇所言，马克思虽然写过专门的本体论著作，但马克思哲学‘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是关于存在的论述，即都是纯粹的本体论’。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首先就是在本体论层面上得以确立的。具体而言，马克思所建构的是一种人在场的本体论。”关于人在场，还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都对本人有所启发。

首先我们要追问：是什么人在场？接着还要问以什么方式在场？

费尔巴哈的抽象人，仅仅是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天国哲学来到现实哲学的一个桥梁。可以说这个“人”还没有成长，更谈不上“成人”了。这种脱离现实运动、在一出生就停止发育的虚幻人，其致命要害就在于他没有进入一个正常人要想生存就必须从事的感性活动。

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哲学流派，主要特征也在于主张以人的生存，人的生活世界为核心。这样看来他们便符合了马克思的“感性活动”的人的立足点。但是马克思的从事“感性活动”的人，并不就是“感性的人”。问题并不复杂，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性的，在实践中形成的本质也是社会性的。因此，说马克思主义是实践本体论，与说它是“社会人本体论”含义是一样的。

西方一些哲学家，主要是以存在主义为主的、凸显人本观念的思想，他们虽然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概念，但是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人规定为感性人。他们的哲学大厦都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但是它们的附着物——人，却总是单面的、经验的、随机的。这样的“生活世界”，只从现象上去把握，永远也不可能概括全面，抓住真谛。他们对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一词，很可能不以为然。但是除了这个概念，没有什么可以把人从感性世界直接提升到理性世界的指称了。

马克思为什么以社会人为本体？就是因为他从纵向和横向都把人看作一个整体。不管是过去的自己还是未来的自己，通过社会遗传都在现实中形成结点。一切非人化现象，在情感上值得悲悯，但更重要的是改变现实的行动。对立阶级并负不了总责，它必须准备着走向反面。

人如何在场？自然是通过关系才能“在场”。人的终极问题应该是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但却不能成为人在场的方式。一切理性的、宗教的模式，康德、黑格尔等等，尽管他们演绎的都是人的思想，人的各种理性形式都出现，但唯一不在场的就是人本身。因为在他们看来，普通的生产劳动，只是理性的琐碎的表现。而马克思恰恰把这一活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

生产关系，只有抽象的形式，没有抽象的内容。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根轴线，它展现出按人类成长规律而排列的不同内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人类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的史前时期，就由此而结束。在这个大背景下，马克思作为一个思维着的精神的载体代表，首先在场。资本运动的载体是资本家，但是工人阶级却是它的自发动力。资本家在经济规律的支配下做出种种的决策，并推动这些决策的实现；这些决策对工人阶级造成直接的影响；工人要反抗，资产者会镇压；诸多的学者做出种种反映；有的为资产者辩护，有的对实际运动做出解释，有的对工人表示同情，有的为社会寻找出路。这一切的一切都经过了马克思的思想过滤器，成为让世人反思的精神产品。这就是在场，这就是真真切切的人的在场。

人的在场，为什么会成为问题？就是说，在以往的哲学当中，会发生困难。还不是因为哲学是形而上的学问吗？本来是因为有了人才会有哲学，但是人类思想发展的道路就是这样曲折，它在提升的过程中居然把人抽象到过程以外去了。厚厚的书本，洋洋洒洒，不是在向神灵表白，也是在自说自话。好不容易来到人间，费尔巴哈倒是用人代替了神。可是，感性的人直接出现在哲学文本当中是不可能的，那是文学艺术的任务。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初，还没有见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学术文本。有的只是对二人革命友谊的热烈歌颂。在学术界，在教育领域，更多的还是研究恩格斯如何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的思想。

但是思想解放的力度是不可估量的，它会让人们把没有考虑过的种种“大”问题都要考虑一番。这就涉及到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异，到二人之间的矛盾，进而出现了“进步——退步”论的争议。先不说哲学史上的发展与分流，也不谈几多文本在思想倾向上的侧重，有一点是应该作为前提的，而且这一点一旦确立，就会对以上的研究进行全面的否定，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是一个整体。

需要注意，两位革命导师，是在各自已经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开始奋斗之后才走到一起的，并不是因为相识才选择了共同的道路。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说明他们不可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产生本质的分歧。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合作是世人皆知的，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搞研究，在学术上把马克思当作核心。在经济上，宁肯去经营自己很讨厌的商业，以求给马克思经济上的援助。《资本论》这部巨著共有三卷，只有第一卷是马克思独立完成并出版的，后两卷是在他逝世之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他在任何一个看不清的地方都标上自己的推测，注明这一部分由他自己负责。学风之严谨、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但他始终称自己拉第二小提琴。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他对当时自然科学成果进行了大量研究之后，准备吸收到哲学思想中来。对此做了大量的积累材料的工作。这时，杜林发起了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攻击，恩格斯放下自己的学术研究，开始写作《反杜林论》。等成书之后才又回过头来拿起自己做了一半的科研工作，这时候，马克思逝世了。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第三卷，指导工人运动的任务让他没有精力去写作《自然辩证法》。直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也没能最终完成这部著作。直到1925年，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自然辩证法》才得以出版。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大多都是札记的文本。我想，这样的责任心，不只是对马克思的，而是对全人类的。况且，如果没有学术观点上的默契和贯通，这些工作是不能胜任的。

人的个性是他独立性的标志，思想家更不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青年时代的经历各不相同。就连家庭婚姻也是相差很远。马克思虽然贫困，但有孩子围绕身边。而恩格斯却一生没有正式结婚，更没有孩子。马克思是大学里的高材生，恩格斯只在大学旁听过。恩格斯经商的实践活动，就更不是马克思所具备的了。但是这些都不影响他们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共同信念。

恩格斯比马克思小两岁，但是马克思活了65岁，恩格斯活了75岁。更要紧的是马克思后来的身体已经是勉强支撑着在研究问题，恩格斯的体魄还是比较强壮的。这样，在马克思逝世后的十二年时间里，社会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们的思想成果也经历了更现实的考验。有些事件，恩格斯发表意见的机会更多一些。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些恩格斯后来提出的观点，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论，即便马克思在世，也不会有另外的样子。我们不能刻舟求剑地把逝者的思想，拿到后来与恩格斯做机械对比。比如说到恩格斯和列宁更关注唯物主义一般原则，而不是现实的人。这是把重心放在了《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这两部重要著作上的结果。我们还是想想《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吧！想想那些激情满怀的通信吧！

另外，我们还应该想到，就是一个人的思想，其发展过程也是曲折的。马克思恩格斯不都是从唯心主义转到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到共产主义的么？

袁贵仁发表文章指出：“在存在利益对立的当今世界，从少数的‘有钱阶级’、‘有闲阶级’出发与从最广大人民群众出发所遇到的问题是很不相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能是用玄妙、晦涩的语言去构造抽象、神秘的体系而孤芳自赏，也不能是学术沙龙中的自由闲谈和窃窃私语，它要把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并用人民群众懂得的语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智慧，成为人民群众认识社会、自然和人生的有效思想武器，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主观世界的有效思想武器。”在学术思想领域，没有人给规定研究范围，也没有禁区，但是却有着价值观和主流思潮的引领。我认为，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对立，与改革开放初期研究“早期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对立”具有同样无病呻吟的性质。

（三）经济与哲学

马克思在《资本论》之外，没有一部如《精神现象学》、《纯粹理性批判》、《存在与时间》等等类似的大部头，就是说，没有一本“纯哲学”的书。我们经常提到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只是一些结论性的片断。那些包含着新世界观的文献，大多都是针对生活世界中的具体问题而写的，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等。《哲学的贫困》也是在谈经济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干脆就把经济学与哲学直接放到了一起。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作出怎样的解释呢？

关于“经济学之树结出哲学之果”的说法，我们已经在前面否定过了。但是正面的根据，我们还是应该想透。

经济学，作为一支独立的学科，是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的，它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具有同时代性的理论。在这之前，追溯到古希腊，经济问题也总是和哲学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既便是重商主义，这种在历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学说，不但是西欧封建制度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时期的产物，而且很快就被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所淹没。这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经济生活的认识只能是逐步的，也就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而且是它的黄金时代，才能形成独立的经济学说。

在马克思这里，经济学和哲学之所以能够浑然一体，一个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哲学思想的批判与创新的结果。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在哲学界独领风骚，正因如此，也被我们当代人概括为“实践唯物主义”。我们就从这里说起：

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分歧就在于，是不是看到了思想意识背后的物质原因，进而是不是承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也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人类解放学自然要研究支撑这个社会运行的主体的生存状态与前途命运。“无产阶级要把哲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要把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物质武器。”但是在这中间要有一个过渡的桥梁，那就是科学的经济学说。

在马克思这里，要想找到哲学与经济之间的脉络，那就太普遍了。只是它们需要一定的转化。劳动是第一个沟通二者的概念。在哲学层面，它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发生物质变换过程的范畴；在经济学上，它就是创造物质财富的脑力体力的支出。哲学上讲价值，是指主客体之间满足与被满足的效益关系；在经济学上，这种关系，只能定义为使用价值。生产力，在哲学上是改造物质世界，用以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在经济学上，它是指单位时间制造商品数量的多少问题。矛盾，首先要确立在一个事物里，才能看出双方的对立与统一，而对人来说，最切近的矛盾就是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否定之否定，最有意义的就是：公有制——私有制——公有制。联系的复杂性，请看商业利润的分析和平均利润率形成的分析，再加上地租与平均利润率的关系。形式与内容——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价格与其价值的关系；质量互变——自由竞争到垄断；矛盾的同一性——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这些只是随机的选择，还不是深入的挖掘。

从实践特征来看，实践是一种对象性活动，客体必须能够呈现在主体面前。经济学中的商品、货币、资本、价值、利润、地租等等，在人的感性活动中，从而在人的认识领域，都会有相应的物质载体。学生们学起来要比纯哲学思维容易得多。比如一元论、二元论、不可知论、庸俗唯物论、庸俗进化论、质、量、度、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等等，教师不把它们套用到某一事例当中去，就无法理解。而这种套用总是偶然的、个别的，因为这是简单枚举，是从大海里捞出的大针小针，让我们更担心的是没有捞上来的部分。经济学则不然，它直接对应生活，不会让人产生其他联想，从而发出疑问。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辩证法当中，“发展”这个概念是包含内容最丰富，因而也是最活跃的。马克思与她女儿有一番对话，其中有一问是：“您的座右铭是什么？”回答是：“怀疑一切。”这当然不是笛卡尔的怀疑一切，而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解就是“在辩证法面前，没有什么最终的、不变的东西，一切都是过程”。这一辩证法的灵魂，在《资本论》当中得到了最全面的体现。“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转化为剩余价值，单个资本循环转化为单个资本周转、单个资本转化为社会总资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转化为成本价格、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剩余价值转化为企业主收入、商业利润、银行利息、地租。经济范畴不断地由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上升到复杂。整个《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就是在这些经济范畴发生辩证转化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从起点商品到终点地租，贯穿的是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形式的逻辑进程，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整体。‘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事物的发展还没有到达比较完善的程度，我们对它的认识不可能全面，更不会深刻。但是，面对较完善的事物形态，我们却必须从它的原始状态开始自己的分析过程。这样，只要找到合适的起点，概念间的转化过程就是自然的了。

如果我们想体会马克思哲学的魅力，就一定要读《资本论》。这个宝库里面的东西，是马克思其他著作都不能替代的。

（四）儿童哲学何以可能

观察目前的学术领域，儿童哲学这个概念已经形成，有些研究成果开始登上学术殿堂。据称：“儿童思维是一种始源性的思维。儿童是好奇的和喜欢追问的，人生的第一次惊异肯定是从儿童开始的。我们平常都会感受到，儿童喜欢刨根问底的苏格拉底式‘傻问’，他们特别对事物包括自己的来源感兴趣，如经常喜欢问：‘天是什么呀？’‘天外还有东西吗？’‘我们头上的星星是从哪儿来的，它们为什么不掉下来呀？’等等。这些问题和当年屈原的《天问》一样，直接涉及宇宙学的问题。”我们不妨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儿童哲学，是为儿童建立的哲学吗？儿童能有哲学吗？这种精神产品与儿童食品和儿童服装绝不是一类事物。如果没有成人，能有儿童哲学吗？

如果儿童不成长，没有发育到成人，他身上的一切特征，就不会有人类学的意义。

正是因为成年人有反思的能力，儿童的天性才有意义。因为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不过是以往的自己，而且有些东西离自己还很近。这是超越性的反思，不是单线条的展示。正是这种超越才赋予了那些天性的存在价值。如果有的人智力停止发展，二十几岁总是在十岁以下的智力水平上生活，我们不但接受不了他的天真与率性，恐怕还要去积极治疗。我们不是把古希腊时期的唯物主义叫作朴素唯物主义么，就是说他们无可选择地处在人类的幼稚期。

就像恒星不恒一样，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一个过程，也是有寿命的。人类意识的发展附着在这个庞大机体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当然，这是在保证受到相应的教育与训练的条件下，按发育水平的最大值来说的。我们不妨举出马克思、达尔文、爱因斯坦、霍金这些人类的优秀个体来证明。可以说，他们不仅代表了人类的成年，甚至应该说是思想上的前辈。那么，相比之下，那些受教育不充分，思维能力不发达的个体，应该视为人类的童年期。一篇英文资料甚至把国与国之间用武力争夺领土的行为也比作童年期，说他们还没有学会相处的方式。这虽然有些天真，但也是从人类整体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儿童哲学的研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应该强调人类纵向的即历史的整体性观念。

我们经常见到的一句指责性用语就是：事后诸葛亮。尽管这是讽刺，但也不乏指明了一个客观事实：事物没有结局的时候，它的真相往往不会为我们所认识。

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为什么是绝对的？因为它没有对象，是自我意识。但是在它演化的各个阶段则都是相对的，是主客分离的。因此，我们对具体事物认识上存在的非全面性、不确定性是必然的。只是我们了解了整体运动规律，就会有可能做到全面把握事物，并预测事物的发展方向。

话说回来，儿童与成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受意识支配的行为能力的差距。农民在耕作期基本上就能估计出收成的情况；一纸合同的签订，基本上能够预测到它的经济效益；广告对销售的影响；捐献所产生的结果等等，这些即便有偏差，也会在逻辑框架之内。但是，作为儿童，极有可能连向前多走一步的危险都意识不到。因此，抛开创立一种哲学新形态的可能性不说，仅就社会意义而言，儿童哲学的研究对象，只不过是成人心智开启的史前时期。

有一位作家说过，只要一个人有第一部作品问世，那么，他之前的所有退稿，都应该重新估计。这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还不全面。因为这句话包含着如下含义：只要一部作品都没有发表过，那以前所有的稿件就都白废了。也就是说，功亏一匮的功就不是功。实际上，在这样的场合，我们应该以“凡努力过的就一定有结果”这样的命题，作为励志的名言。

对未来的预测，只能如康德所说的，是绝对命令，而不是假言命令。“如果要想老年时期有保障，那么现在就要积累财富。”这就是个假言命令，它是单一制约，与其他事物无关。但是，如果我们遵守“不妄许诺言”这样一个命令，它是无条件的，可以在多种场合反复出现。在前一种场合下，可以预测到基本生活状态；在后一种场合下，只能预见个人的信用状态，而进一步的生活状态是不能预见的。

只有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才能驾驭现实，合理地追求未来。这是需要大量知识积累和辩证思维训练的。由此看来，儿童哲学的建立，无非是在紧张的精神世界中寻求一片放松的绿洲。

我说的精神紧张，从宏观来看，就是传统理论与现实发展的复杂性的矛盾，由这种矛盾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从而引起对未来的担忧。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我们能够预测的大趋势。但是，放下曲折性和长期性先不说，请看我们的学者引证的齐泽克的推论：“到现在为止，历史实体都是作为所有主体性干预的中介和基础发挥作用的：社会和政治主体的任何作为，都是经过历史实体的中介最终支配和多元决定的。今天的地平线隐约出现的则是这种闻所未闻的可能性，主体干涉将直接干预历史实体，通过触发一种生态危机、一种致命的基因突变、一种核或相似的军事、社会灾难等等，这种干涉将灾难性地扰乱历史实体的运转……我们不再相信‘理性的狡计’这种标准逻辑，严格说来，这种逻辑是以历史实体对行动主体的优先性为先绝条件的：我们不能再采用‘让威胁我们的敌人施展其能量进而自我毁灭’这种立场了——让历史理性自我运转的代价太高了，因为在此期间，我们可能会与敌人同归于尽。”这再一次提醒我们，目前的社会现实与世界格局，是新一轮的“用头立地的时代”，一个民族要想生存，“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这种能力，是在学习以往的哲学以及各门科学的训练中获得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思维的复杂度还在增长，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向后退却。怎么会有儿童哲学这种“天堂里的玫瑰花”让我们去“研究”呢？况且，现在的儿童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天真了。早熟是社会遗传的结果，为了正确地诱导他们，儿童心理学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把这些东西搬到哲学领域，不仅贻笑大方，还是一种浪费。

（五）劳动类型与总体性劳动

我们对文明的分类，把它归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现在，对国民经济和民族素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是精神生产。就是说，精神文明现在已经不是物质文明发展的自发产物了。“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时代再也不会有了。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社会运动的总体，也是非常值得重新考虑并给以高度重视的。

陈先达先生撰文指出：“社会主义新财富观不单关涉物质财富，还关涉精神财富。精神产品同样是满足人类需要的财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消费方式和结果并不相同。物质财富的消费受到生理限制。虽然随着社会发展，生理需要已经不是消费的限制，享受和奢侈性消费成为物质财富消费的主要内容，但这种消费终究有个限度。超过人的社会的、生理的、心理的合理的物质需求，往往表现为不合理的消费。精神财富的消费则是无限的。物质财富的不合理的、过度的消费会有害于消费者自身，而精神财富的消费则使消费者素质越来越高，即越来越有教养、有文化。物质消费虽然可以拉动生产，但社会物质的过度消费会破坏生态环境、破坏资源、妨碍可持续发展；而精神财富则是一种增值性消费：消费越孕育出新的精神产品，智慧的碰撞越会产生新的智慧。一个国家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应该有利于劳动时间的缩短和闲暇时间的增加，有利于人的素质的培养和提高。物质生产任何时候都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并非投入物质生产的社会劳动总量越多越好；事实正好相反，科技革命使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时间比例发生重大变化：精神生产在社会总生产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和马克思那个时候有重大差别的社会经济结构。那时，由于精神生产还不能形成规模，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讨论经济规律时，可以只考虑物质生产。而今天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

目前学术界基本达到一个共识，就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二是服务性劳动，三是从事管理和创造精神产品的劳动。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关于“总体工人”创造价值思想的运用。

服务性劳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品种和表现会越来越多，其复杂度的判定和价值量的计算也会越来越不直接，会有很多中间环节和外在因素与之交错，但政治经济学解决的并不是经济运动的操作层面的问题，而是理论思路和基本原则。难免有人对服务性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产生疑惑，在这里很容易产生“效用价值论”的观念，以为对需求的满足就是价值的源泉。马克思对服务性劳动做了细致的分析，他指出：“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就是说它处于流动状态，一经提供随即消失，不物化在一个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但作为一个“总体工人”不如说作为一个“总体劳动者”，他必然处在整体劳动的一个必要的环节上，起到一定时代相应水平和条件下允许和要求的作用。一位歌唱家满足了人们对音乐美的享受，就是他以自己的劳动构成使人们自塑为时代劳动者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当然，从国家一级演员到后面逐次递减的各个等级，也就标明了不同的劳动复杂度。同样，从教授到助教，从主任医师到医士，它们和从总工程师到技术员的意义是一样的。

至于管理劳动，不少学者都主张把它分为与生产直接联系的管理与公务管理两类，但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分这么细，只要认识到它们都是“总体劳动”的一部分，理解到它们在各自特定的环节上所起的不同作用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归结为下面的关系：

商品生产者——创造商品价值

科技工作者——创造知识价值

教育工作者——创造人才价值

艺术工作者——创造艺术价值

服务工作者——创造服务价值

管理工作者——创造协调价值

马克思特别提到“协作不费资本分文”，现代化的管理工作更是起到“放大生产力”的作用，因此劳动的复杂度会越来越高。有些行业其管理就是它的命运，比如，没有交通管理就没有交通业，没有通讯管理就没有通讯业等等。总之，社会的各行各业都是“一盘棋运动”，它们都是有序化的运作，是“社会总体的劳动”。

（六）解放理论与国际视野

翻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不仅符合历史进程，也符合逻辑和艺术规范的排列：开头的九篇文章，都是关于中国的。这让我们非常感动，如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已经是七十年后的事了，但是作为一个半世纪前的分析、评论与声援，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革命导师还应该有另外一层意义的热爱。

早在鸦片战争之际，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关注中国了。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这篇文章中说道：“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可是现在，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个革命将来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

马克思长期住在英国，《资本论》的所有案例模型都是用英国的经济事实。鸦片战争当然不会逃过马克思的眼睛。关键是他还对中国的历史十分熟悉，这是作为革命家宝贵的特质。联想到两位导师还对印度、对法国、对俄国等国家都有相当的研究，不愧如人们评价的：他们首先是革命家、社会活动家，然后才是理论家。这就让我们坚信一个认识：不但马克思的哲学是世界性哲学，而且整个马克思主义也是世界性的思想。明确了这一点，但愿我们在理解一些问题的时候，力戒狭隘性和偏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