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民主”到“教育开放”再到“教育创新”

教育主题即不同时代教育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课题与总体方向，它直接源自特定社会文化和教育的客观现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教育主题，时代在前进，现实在发展，教育的主题也随之变换。马克思主义是最讲求实际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他们最懂得根据时代的特点和变化了的现实紧扣教育发展的时代主题。

（一）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及其教育主题——“教育民主”

对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小平同志的判断是：“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4]

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的教育主题是：教育民主。“教育民主是反封建的教育和反对教育的封建主义的行动”。^[5]它是要把教育从封建主义的垄断和专制中解救出来，实现教育权利在法律尺度上的平等，把教育的贵族意识革新为平民意识，把教育内容的意识形态化改造为非意识形态化。

照理说，教育民主化通常是由资产阶级领导、联合其他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和实现的，何以反倒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教育主题呢？这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所决定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从社会性质来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社会的经济成分来看，“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只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它主要掌握在帝国主义者及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而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则占了现代工业的第二位，“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却仍然“停留在古代”^[6]；从文化水平上看，是一个长期被封建压迫和民族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国家，“是一个缺乏教育的民族”^[7]，“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8]，“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他们大多是文盲、半文盲，没有多少科学知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所面对的社会与教育的现实。在这样一个现实条件下，毛泽东断言，“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9]他清楚，农民才“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10]直到1955年，他还是承认“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也意识到文化教育的落后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已经构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11]

“教育民主”，这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所把握的属于他那个时代的教育主题。可以说，毛泽东毕生的教育努力都集中在教育民主化这个目标上，一如他自己终生践行的箴言所表达的：“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12]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的教育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及其教育主题——“教育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邓小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社会和教育现实情况又如何呢？建国初期，我们“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13]。帝国主义的敌视及其包围、封锁和孤立政策，使得我们很难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因而从整体看是封闭的。不过，这是被动的封闭。从中苏论战开始，到中苏关系的恶化以至破裂，我们把原本向苏联东欧开放的门也关上了。将对外开放视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被动的封闭最终走向了主动地关闭。“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14]闭关锁国，加上错误地引发的“文化大革命”，致使整个社会陷入全面的危机：在经济上，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政治上，冤假错案成堆。在组织上，党和国家的各种组织严重不纯。在思想意识上，教条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左”的错误理论泛滥。在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上，愚昧压制了文明，知识受到轻视鄙薄，知识分子遭到排斥打击，不仅直接祸及整个科教文化事业，而且殃及各方面人才的教育培养，损伤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元气”。社会生活上，法纪秩序荡然无存。^[15]

处于封闭社会当中的教育也必然是封闭的：这种教育封闭，不向文明开放，不向科学开放，不向教育者开放，不向未来开放。而此时的世界，发展才是“全球性的战略核心问题”：“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6]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更是最为迫切、最为根本的任务。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7]不过，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18]。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深重灾难，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从亢奋、迷惘和困惑中唤醒，经过全面、深刻的反思之后，才有继之而来的举国上下声势浩大的“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运动。人们真正认识到，平均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

那么，怎么发展才能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首先要打破自我封闭，勇于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19]。只有开放了，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才能从根本上破除极“左”思想的社会基础。教育领域也同样如此，唯有开放了，才能彻底走出思想贫乏、内容空泛、秩序混乱的泥潭，摆脱官僚主义泛滥、专制作风盛行、夜郎自大心理弥漫的状态，才能“拨乱反正”，赢得真正的发展。因此，我们说，破除教育封闭，求得教育开放——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所把握的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教育主题。

（三）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及其教育主题——“教育创新”

1989年，中共通过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顺利完成了权力移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登上历史舞台。

时间进入90年代，对于第三代领导集体而言，“当务之急”还在于“集中精力搞建设，一心一意求发展”。因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基本路线在党的十三大（1987年）上就已经得到了确立，而且这个“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0]。这些战略布局和决策基本上是第二代领导集体完成的。既然第二代领导集体已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创了良好的、稳定的政治局面，那么，第三代领导集体要肩负起“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责任，也实属历史的必然。要发展，而且一有机会，就要尽可能地发展得快一些，这是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工作重心。

90年代的中国，国内局势基本稳定，经济建设进入快车道。有学者认为，从1992年到2000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到了第六个发展时期，“是深化改革，理顺机制和经济建设开始腾飞的阶段”^[21]。虽然也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等事件，但对于已经积累了丰富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动荡和波折而已。

与相对平稳的国内局势相比，国际形势的发展更值得关注。首先是90年代初出现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这一系列事件加上刚刚过去的一场国内政治风波，使得进一步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变得更加急迫了。江泽民一方面感到要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紧迫性，另一方面，在认真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必须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新思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同时，国际新形势更重要、更显著的改变是在生产力和经济的领域：（1）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8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浪潮，各国贸易和投资联系空前加强，经济全球化开始驶入快车道。因为国内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与扩大，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也更多地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加入WTO。入世给中国带来的直接挑战是，怎样创造并拥有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因为加入WTO以后，在全球经济贸易活动中，真正的赢家将是那些拥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的国家或企业团体。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根据中科院的有关研究，在我国核技术、医药化学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中，90％是外国人；彩电、录像机生产的重要技术专利全部为外国控制；石化行业60％的发明专利为外国控制；外国到华申请航空航天方面的专利量高于国内申请量的30倍！^[22]（2）出现了经济形态变迁的迹象。90年代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高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速度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开始出现了经济形态由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端倪。这种新型经济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和知识（尤以科学技术知识为主）的生产、分配及使用为最重要的因素，它将对整个社会形态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今世界这个新的动向，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并告诫全党和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而我国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劳动力素质的普遍低下，这些都与知识经济的要求极不相称！从教育经费的投入看，我国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总额的比例在2％～3％，低于发展中国家3.5％的水平；高等教育的投入尤其不足，90年代以来，全国高校图书藏书量减少80％，内地高校进口外文原版书刊总量不及香港一所大学，全国高校藏书总量列斯里兰卡之后。从劳动力的素质结构看，在发达国家，25岁以上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20％，美国1994年就高达46.5％，而在我国的全部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只有区区2.8％，初中以下的却高达86％。^[23]（3）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并且越来越趋向于以国际竞争力作为衡量的尺度。小平同志讲：“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了，国际交流发展了，我们的经济一定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要拿国际水平的尺度来衡量一下。”^[24]这个尺子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际竞争力”指标。关于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比较公认的研究机构是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国际管理学院（IMD）。我国是从1996年开始加入到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国际管理学院（IMD）整体国家竞争力的评价体系当中的。根据该机构所作出的评价，199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虽然从80年代末的世界第11位上升到了第7位，但是国际竞争力的排名却落到了第26位，而在国际竞争力的8项指标当中，科学技术要素的排名列世界第28位，国民素质要素的排名仅居世界第35位。我国从事科技研究和开发的总人数虽列世界前4名，但科研成果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却分别排在第32位和第21位。^[25]可见，无论是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本国的发展需求比，我国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尤其是科技的国际竞争力和国民素质的国际竞争力都是极为落后的。（4）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观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发展观，被正式列入国际社会议程。1992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1994年的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首脑会议，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的议题，并相继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想，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由概念落实为全球的行动。在中国，1994年我国政府首次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构筑了一个综合性的、长期的、渐进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框架。1997年，以宋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纽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特别会议并提交了经国务院通过的《中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1999年，由中国科学院主持起草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率先提出了中国研究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实证体系和应用体系。直到2007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的正式出版，中国政府几乎每年都要推出一份《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这标志着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并已正式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综上所述，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以及国际竞争加剧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另一方面是可持续发展观对传统的发展模式和发展价值的排斥和限制，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1993年3月4日江泽民在出席全国政协的中国科协和科技界委员联组会上明确指出，一定要树立全民族的创新意识，建立国家的创新体系，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把科技进步和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5年5月，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说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不上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26]1998年3月江泽民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再次强调指出：没有科技创新，总是步人后尘，经济就只能永远受制于人，更不可能缩短差距。当今世界的竞争，实质是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实力的竞争。

可见，在江泽民的各种讲话和论述当中，“创新”是个关键词，它的出现频率极高。那么，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企业而言，怎么来增强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呢？“各种方式的教育”应该是“最重要的手段”，不仅如此，教育自身也要创新！因为，“事实越来越证明，我们的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不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能力增强的一个主要因素”。“这就要求必须改革脱离社会实际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通过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配套改革，尽快建立教育与经济、科技密切结合的新机制”。^[27]“要扫除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努力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益，优化教育结构，扩大教育资源。……推动教育体系的创新”。^[28]一言以蔽之，教育必须改革，必须创新！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所把握的属于这个时代的教育主题。

从“教育民主”，到“教育开放”，再到“教育创新”，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由此完成了教育主题的转换。各时代变换着的教育主题，既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发挥教育智慧的“场域”，而且它本身更是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和教育现实敏锐洞察、智慧选择的结果。换言之，对教育主题的正确选择和把握，既是教育智慧的体现，又是教育智慧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