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模式”概述

（一）“改革模式”的含义

“改革”是对旧事物中不适应新情况、新条件的要素、部分、机制等进行调整，以期更好地发展。“改革”不同于“革命”，它更多的是在理性的支撑下对社会进行的比较温和的改良。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老是处于“革命”突变的亢奋中，更多的时候应当是理性、平和的发展。因此，改革就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与方式，没有各种改革，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改革的历史。

从1949年到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近30年间，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以“革命”的名义而进行的较为激烈的社会改造运动之中，这种在新的政权已经建立的背景下，仍然诉诸“革命”或“继续革命”的方式推动社会发展的结果，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在“革命”中亢奋的中国终于开始冷静下来。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社会从此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瓦解’，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已大大加强，新体制的基本架构已大体确立，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286]。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改革历史。

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走入了“改革模式”。用“改革”的眼光来审视，教育改革即是对教育的方针政策、制度、内容、方法以及思想观念等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20世纪中叶以来，在科技、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教育改革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中国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后，也启动了教育改革的进程。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为标志，教育改革全面展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契机，教育改革向纵深推进。纵观1978年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历程，改革始终伴随左右，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当今教育发展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可以称其为理性回归的“改革模式”。这一模式要求中国当代教育领域的各种问题的解决，应该诉诸理性的“改革”而非剧烈的“革命”。

（二）“改革模式”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迄今为止，这一“改革模式”可分为两个阶段：

1．“改革模式”的初步发展阶段（1978年到1991年）

从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前，是中国当代社会改革的第一个阶段。教育“改革模式”驶入初步发展阶段。

（1）“改革模式”的准备阶段（1976年10月至1984年）。主要是完成拨乱反正，恢复教育的正常秩序，以普及小学教育和中等教育结构调整为重点，进行教育改革的初步探索。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以非凡的勇气和胆识，引导教育界走出思想的禁锢，从思想上为“改革模式”的展开做好准备。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287]同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工作的成绩，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年9月，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明确提出要否定“两个估计”，批评教育部“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288]。1977年11月1日，邓小平在审阅教育部《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的修改稿时，作出批示：“我看虽写得不好，但可用。”^[289]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1977年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和1977年第12期《红旗》杂志，共同发表了教育部大批判组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的报告，撤销了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至此，压在教育战线上多年的“两个估计”被彻底推翻。1978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各地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中教育继续革命典型事件进行甄别、批判；1979年9月，《人民教育》发表评论，提出教育战线要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进一步肃清“左”倾思想的影响；到1983年邓小平提出“三个面向”，确立新的教育发展观，“文化大革命”以来束缚教育发展的主要“左”倾观点基本得到肃清。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不仅确保了教育工作的恢复与发展，而且为教育改革模式的初步展开扫清了障碍。

（2）“改革模式”的初步发展阶段（1985年至1991年）。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5月27日）的颁布为标志，教育改革全面启动；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年）等法律和法规的颁布实施，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教育体制改革为重点，“改革模式”获得了初步发展。

这一阶段，中共中央于1985年5月27日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教育改革初步展开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根据当时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结构以及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教育改革的目的、基础教育改革、中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组织领导五个方面，全面规划了教育改革的策略。主要是：其一，“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要求我们不但必须放手使用和努力提高现有的人才，而且必须极大地提高全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20世纪90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人才。其二，“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提出：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同时还要努力发展幼儿教育，发展盲、聋、哑、残人和弱智儿童的特殊教育；地方要鼓励和指导国营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其三，“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出：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其四，“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建成科类齐全，层次、比例合理的体系，总规模达到与我国经济实力相当的水平；改变政府对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高等教育的结构，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同时还要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提高教学质量。其五，“加强领导，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保证教育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提出：要动员和教育全党、全社会和全国人民关心和支持教育体制改革，发展教育事业。^[290]

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来看，《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当时中国改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85年5月19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去年十月以来，中央相继作出了三项改革决定［即《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3月）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引者注］。这些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91]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占有重要战略位置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成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实践的“改革模式”初步展开的纲领。

2．“改革模式”的进一步拓展阶段（1992年至今）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的改革进程进入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的新阶段，我国的教育改革也以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标志，跨入了进一步拓展的阶段。在这一时期，《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9年1月）、《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年6月）等有关教育改革的重要文件相继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8年）以及《社会力量办学条例》（1997年）等教育法律陆续颁布，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宏观管理体制到学校管理、从“两基”验收到大学生收费上学等等，教育改革在各个领域向纵深推进。

在这一阶段，《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成为教育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拓展确立了方向。要点包括：^[292]

（1）客观分析“教育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建国40多年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改革逐步展开，取得了显著成就。指出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教育的战略地位还没有完全落实；教育投入不足，教师待遇偏低，办学条件较差；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程度不同地脱离实际；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不适应日益深化的经济、政治、科技体制改革的需要。为此，要“遵循党的十四大精神，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加快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大批人才，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的教育体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规划“教育事业发展的目标、战略和指导思想”。提出：20世纪90年代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有较大增加、高等教育要集中办好一批重点学校和重点学科、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教育改革的发展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应“深化教育改革”。《纲要》还分别具体规划了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少数民族教育、残疾人教育、广播电视教育和教育对外开放等领域的改革目标和策略。

（3）制定“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策略。提出：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采取综合配套、分步推进的方针，加快步伐，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主要目标：第一，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第二，深化中等以下教育体制改革，继续完善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第三，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解决政府与高等学校、中央与地方、国家教委与中央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第四，改革高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高校招生实行国家任务计划和调节性计划相结合；逐步实行上大学收费制度；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由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

（4）明确要求“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提出：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努力使教育质量在90年代上一个新台阶。

（5）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要采取重大政策、措施，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大力改善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努力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的职业。

（6）保障“教育经费”。要求：各级政府、社会各方面和个人都要努力增加对教育的投入，确保教育事业优先发展；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立法保证教育经费的稳定来源和增长。

为了确保《纲要》得到落实，1994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进入21世纪后，在前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础上，又先后颁布了《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教育部2004年2月10日公布）、《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教育部2002年6月6日公布）、《教育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2007年5月18日国务院批转）等文件，确保我国教育改革的继续推进。

（三）“改革模式”产生的社会背景

1．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为教育“改革模式”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当代中国实践的“改革模式”的产生，得益于当代中国全社会的改革大背景的形成。这一进程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1）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1976年10月至1991年）。又可分为准备、起步和全面展开三个时段：第一，从1976年10月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改革开放的准备阶段。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等重大历史事件，从思想上逐步肃清了“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重新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立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方针，为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准备。第二，从1979年到1984年，为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改革试点、经济特区建设的启动为标志。第三，从1984年10月到1991年，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为标志，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开放在各个领域全面推开。

（2）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以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当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四大为标志，改革开放进入了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的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治国的根本方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些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持续拓展。

纵观1976年10月以来的3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色，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实践的“改革模式”提供了适宜土壤。

2．改革对各种“禁区”的突破为“改革模式”提供了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就是不断突破各种思想禁区，从而为教育的“改革模式”提供了思想基础。最近30多年来，思想禁区的突破，大的方面主要有三次：

（1）对“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禁区的突破。1976年10月以后，作为社会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基本结束，但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293]，全国各项工作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两个凡是”成为阻碍改革展开的最大“禁区”。

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同年5月，邓小平在同汪东兴等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294]1978年5月10日，在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的组织下，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刊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思想解放，对改革开放局面的形成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295]至此，“文化大革命”及其理论被彻底否定。为政治、经济的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也促进了教育领域对“两个估计”等“左”倾思想展开批判，从而清除了进行教育改革的思想枷锁。

（2）1992年前后的思想解放。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虽然全面展开，但深层次体制问题还未过多触及，还出现了经济过热、经济秩序混乱等新的困难。伴随这些问题的出现，理论界“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对改革开放产生了“姓资姓社”的疑虑，改革遇到了一定的阻力。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在中央党校举行的一次报告会上对此有精彩的描述：“你要多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丧失治理整顿的成果，他就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总之，‘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能低估。干什么事他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事都不敢干，什么事也不能干。”^[296]

在这个关键时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再一次为思想解放作出了贡献。1991年1月，邓小平在上海语重心长地指出：“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297]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针对当时思想理论界的种种争论，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扫清了人们思想上的阴霾。他强调：^[298]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要被姓“资”姓“社”的问题束住手脚；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允许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走向共同富裕；对改革开放要大胆地试、不搞争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批判了“左”倾错误观点，扫清了思想障碍，促使改革开放顺利进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心的新阶段，也为教育改革模式的全面拓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持。

（3）2006年前后对改革疑云的澄清。2004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又悄悄兴起了所谓“第三次改革争论”^[299]。这年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呼吁停止国企改革，引发了经济界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2005年下半年，经济理论界出现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的讨论，进一步引发了对改革进行“反思”的暗潮。

在改革开放又遇到一些新的思想障碍的情况下，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从2004年底到2005年初，中央高层领导先后在多个场合发表讲话，将2005年定位为中国的“改革年”。2006年3月6日的“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参加人大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温家宝总理在这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重申：尽管中国目前的改革有很多困难和问题，但是只能向前进，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这是中央领导对前一段时间以“反思改革”为名出现否定改革开放的思潮的回答。同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强调：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的同时，新华社发出通稿，全国各大媒体予以转载。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胡锦涛在大会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至此，新一轮对改革开放的疑云被消除，为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为中国教育的改革开放清除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