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抗日根据地“革命教育模式”形成的几种因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实践，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总方针指引下，从中国革命战争和各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打破中外传统教育模式，坚持教育为战争服务的原则而创造的一种“革命教育模式”。这一教育模式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

（一）“以俄为师”的直接示范

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历程中，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由于“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俄国人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俄国人率先实践的，所以“走俄国人的路”便成为中国革命这一时期选择的最佳参照系^[137]，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教育的最佳参照系。当时在中国西北的革命根据地（即后来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实地采访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指出：“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在中国人关于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想法上，俄国肯定地而且明显地起着支配性的影响，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间，它是唯一的支配性的外来影响。”^[138]可以说，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制度实际上是苏联教育经验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1．体现在教育方针和教育指导思想上

列宁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教育要培养出合格的共产主义建设者，他曾指出：“我们要运用全部国家机构，使学校、社会教育、实际训练都在共产党员领导之下，为无产者、为工人、为劳动农民服务。”^[139]围绕这一基点，1935年5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干部决定一切”的教育方针，不仅指导了1935～1955年苏联教育的发展方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实践。^[140]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中，强调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141]。1940年相继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指示》，1942年又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极大地推动了干部教育工作。

列宁在论述无产阶级教育的对象时特别指出，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工农要做文化教育的主人。抗日根据地坚持了列宁的这一教育观，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社会教育重于学校教育的办学方针。

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党的指导思想，所以革命根据地一贯都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学校工作的重要内容。无论是苏区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列宁师范学校、红色医务学校、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还是后来各个抗日根据地的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军政大学、华北大学、中原大学及各种形式的训练班，都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办学中坚持党对教育的绝对领导。各校都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延安解放出版社印的《马克思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原著也被分发到班上供学员学习和集体讨论。^[142]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以俄为师”，大力吸取苏联教育制度中的先进因素，创立了适合中国革命发展需要的教育新道路。可以说苏联教育影响最有力量的地方在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把它作为一种活的榜样，一种产生希望和信念的理想，其在精神和思想上的影响远远大于其教育理论本身。^[143]

2．在教育实践中的直接影响

苏联教育除了在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层面对抗日根据地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外，也在当时的教育实践层面起了直接的示范作用，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延安干部学习教材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和苏联的教科书。^[144]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29年在莫斯科成立了列宁选集中译本校订委员会，负责翻译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杂志等。大致同时莫斯科还办起了中文印刷厂。在此基础上，1931年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正式成立。1938年该社改名为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中文、西班牙文、德文和东欧各语种的马列著作。在该局工作的中国同志有李立三、陈昌浩、张锡畴、谢唯真等。该局出版过不少中文版的马列著作，许多成为当时抗日根据地干部教育的学习材料，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不小的作用。

（2）30年代末、40年代初，苏联同延安革命根据地有了直接联系，派来少数医生和技术人员，并送来药品和俄文书报。这样，学习俄语就成为当时的迫切需要。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新华社、新中华报社、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文化协会、文化俱乐部等部门，相继开设了俄文讲习班，由曾在北京大学学俄语的王禹夫担任教师。后来，马列主义学院因编译马列著作的需要，也开办了俄文讲习班，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师哲任课。上述俄文讲习班多带有在职或业余学习的性质。当时，专门学习俄语的学校主要有延安大学俄文系和中央军委俄文学校。延安大学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最早创办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俄文学校的教育方针，是以军事知识为主，吸收各国关于近代军事技术上的科学知识；培养具有军事知识及坚定的政治立场的高级翻译干部。^[145]

（3）抗日根据地的办学思想、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联同类学校的直接影响。徐特立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初创时期就曾经说过，要善于吸取前人和外国的经验教训办学。他在《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一文中指出：“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曾进行设计教学，废除科学系统，结果儿童所了解的只是个别问题的经验，而科学降到最低的水平。在第一次五年经济建设前不久停止了设计教学，而提出系统化的口号。”^[146]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延安自然科学院等一些学校在办学中吸取了苏联的经验教训，提倡系统化教学。关于教学法，列宁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不需要死记硬背，但是我们需要用基本事实的了解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因为不把学到的全部知识融会贯通，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就会成为一块空招牌，共产主义者也只会是一些吹牛家。”^[147]革命根据地对于列宁的这一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并贯彻于具体的教育实践之中。坚决反对旧教育的灌输式教学，反对机械地记忆教员所讲授的东西；主张采取启发式，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力。至于组织形式的影响，甚至可以从列宁小学、高尔基戏剧学校等教育机构名称上窥见一斑。

除了课堂教学外，课外生活中也有苏联的影子。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年》、《夏伯刚》、《十三勇士》、《保卫察里津》、《喀琅施塔得海军》，苏联话剧《母亲》、《改圆成方》、《马门教授》等，均在抗日根据地上映或演出。

3．留苏教育的影响

由于相同的意识形态和苏联对于中国革命的关注，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一直很重视与苏联的教育交流。^[148]早在1920年8月，毛泽东等人就在湖南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并在章程中提出“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的宗旨。同年，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等人发起留俄勤工俭学团，积极准备赴俄勤工俭学。在俄罗斯研究会的推动下，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一批湖南学生动身到苏俄留学，这是我国共产主义者早期赴苏留学的开始。^[149]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急需一批懂得革命理论又能开展实际工作的干部，但是当时我党还不具备大规模培训能力，于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创办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列宁学院3所学校，便积极承担了为中国革命培养理论干部的任务。到1924年初，东方大学已经成为苏联规模最大的共产主义大学之一，在校学生达1015名，在来自国外的学生中，中国学生占有较大的比重，从而形成了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留苏教育的一次热潮，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当时，仅中山大学即为中国培养了2000人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了国共两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家，有的还成了军事家。我党许多第一代革命家即在这3所学校产生，他们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经历对他们以后的革命生涯产生了很大程度的影响。

这些留学生留苏学习期间所受的教育，所形成的哲学观、世界观，所接受的教学体制、方法，在有形无形之中影响着他们回国后从事的教育活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接受，更是成为他们从事革命和教育活动的指导思想。很多人在翻译宣传马列主义教育思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写的《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所著录的书籍，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150]在教育实践方面，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大批无产阶级教育家（详见表9-11）。

表9-11　留苏学生归国后在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工作^[151]

这些留苏学生归国后在不同革命时期或多或少地从事着教育教学工作，从而把自己对于苏联教育的理解渗透到我党在根据地创办的各类专门学校及政治、军事学校的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及教学活动中去。可以说，20年代和30年代广大留苏学生群体的存在是苏联政治、教育在中国不同时期革命根据地产生影响的重要渠道和途径。^[152]

（二）国统区教育的间接借鉴

国统区的教育，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均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而在革命根据地，由于战争环境和其他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从30年代末起，由于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许多中国共产党领袖和负责文教的高级干部对于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的肯定、赞扬和宣传，也由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主张与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理论有相通之处，特别适合于革命根据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加上当时共产党各大报刊对陶行知及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广泛介绍、报道，以及先后来到革命根据地的柳湜、刘季平、董纯才、程今吾、戴伯韬、丁华、方与严、张劲夫、林迪生等陶行知的同事、学生对生活教育主张的宣传和推行，使国统区的教育思潮和运动以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为中介，对革命根据地教育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1．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的影响

（1）陶行知为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周恩来曾称陶行知为“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同情革命，热情鼓励、支持并协助一批批学生奔向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这些同志到了延安等地后，在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支持帮助下，按照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因地制宜，结合陶行知的教育原则、方法，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并且在实践中发展和丰富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如，柳湜是陶行知的好友，到陕甘宁边区后曾担任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在发展边区教育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董纯才是陶行知的学生，在陕甘宁边区先后担任边师校长，教育厅编审科长等职。在创办边区中等教育、社会教育、编写小学教材、推动教育改革方面都有突出贡献，另外，他在边区发表的《论国民教育的改造》、《怎样以反对党八股的精神编教材》、《儿童教育中的主观主义》、《工农干部学习文化的几个例子》等文章也对教育改革产生了一定影响。张宗麟是陶行知所办晓庄师范的学生和指导员，到延安后担任延安大学教务长、教育系主任，对边区教育理论的发展及高级干部的培养作出了贡献。程今吾也是陶行知所办晓庄师范的学生，他是生活教育社的骨干分子，先后参加桂林、武汉、重庆的生活教育社的领导工作，曾写了《生活教育总社工作动态》。1944年调到延安任八路军抗属子弟学校校长。《延安一学校》就是他在该校工作的生动实录与教育经验的系统总结。还著有《程今吾教育文集》。

另外，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从成立到抗战爆发的五年里，为党培养了上百名干部，教育了几千名工农劳动大众及其子女。^[153]可以说，山海工学团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从事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一个据点。

（2）陶行知教育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教育。早在1939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地区小学教师暑期训练班结业典礼上所作的《抗战教育与小学教员》的讲演中，就提倡在抗战教育中实行生活教育。他说：“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陶行知主张知行合一，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说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还缺少一部分，就是生活教育。”1940年9月成立了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1942年，延安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室召开陶行知教育思想讨论会，李维汉在总结发言中，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给予了充分肯定。著名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先生多次撰文介绍陶行知及其学说，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并大力提倡在边区实行生活教育。^[154]在抗日根据地，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普及教育”思想得到广泛地传播和运用，“教学做合一”、“小先生制”被写进革命根据地的有关教育文件，作为教育工作的指导原则之一，并在各革命根据地的小学教育、中等教育、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得到普遍运用。以苏皖为例，苏皖是生活教育运动的发祥地。抗战以前，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主张就已在那里生根开花。苏皖革命根据地建立后，从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借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主张及其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方法，特别是在反“清乡”、反“扫荡”，实行分散游击教学的斗争实践中，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经验，起到了很有成效的作用。如盐阜行政区要求冬学教学内容应与冬季其他工作一致，真正做到“教学做合一”；并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原则与具体方法，用以解决学校教育中学与用脱节的问题。在其他革命根据地，陶行知生活教育主张的影响之大也是少见的。^[155]早在1938年的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就随处可见这样的景象，“每在午饭以后，或黄昏时分常常有四五个或八九个农夫蹲在树下，或屋檐下，听着小先生教唱歌或识字”^[156]。“小先生”制使许多不能入民校进冬学的民众受到了最基本的教育。正如陕甘宁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各界代表追悼陶行知的大会上讲话所指出的：“陶先生是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近三十年来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天才——人民教育家，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边区人民将永久纪念着陶行知先生，虽然他没有来过这里，但他的事业在这里得到了实践，且曾为广大群众增加了福利。”^[157]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抗日根据地具体的教育文件中也有着明显的影响痕迹。如1938年，抗日根据地制订了《边区国防教育的方针与实施办法》，在实施办法部分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多处提及“运用小先生办法”，“采用小先生办法”。^[158]1942年，边区政府《关于整顿边区各直属学校的决定》第七项规定：“教学要理论与实际一致，教的内容，要适合边区的实际需要，要教学做合一，所教所学都应是要用要做的。”^[159]1942年秋，盐阜区行政公署在《中学暂行规程》中规定中学教育方针时亦提到：“生活教育，社会与学校，必须打成一片，以免学与用，社会与学校脱节”，“在教育方法上，则须实行教学做合一，以求理论与实践一致”^[160]等。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和方法之所以被革命根据地教育所提倡和接受，不仅因为陶行知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与独裁，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更在于这一理论和方法符合中国国情，尤其适合在广大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进行普及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需要。

2．国统区教育制度对抗日根据地教育制度的影响

（1）在小学教师任职条件方面，1942年，晋察冀边区制订了小学教师检定任用办法。^[161]与国民政府相似，也采用试验检定与无试验检定两种方法。

（2）抗战时期根据地的中学大致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巩固区的中学；第二类是在统一战线区创办的中学；第三类是游击区所办中学。在统一战线区创办的中学，因为多数是在原有中学基础上加以改造形成的，所以其中学制度基本上是在国民政府有关中学制度的基础上，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加以适当改造的。如，盐阜公署1942年所公布的《中学暂行办法》和《中学暂行规程》就是典型代表。这两个文件，对中学的培养目标作了具体全面的阐述：“中学教育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课程也是参照国民政府的中学课程标准，并根据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略加变通。如，对中学课程所提出的基本原则是：“将民族民主革命的教育作为全部教育的基础……”对于中学教员的任职资格，盐阜公署《中学暂行规程》规定内容与国民政府所确定的标准也是基本一致的。^[162]

（三）传统教育的继承扬弃

毛泽东于1938年曾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63]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实践，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想。

1．提倡启发式

启发式是一个古老的教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孔子有一句名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除孔子外，我国古代有一批教育家，如孟子、荀子、王充、韩愈、柳宗元、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都重视启发式教学，并以自己的教育实践不断丰富着这一思想。

革命根据地的启发式教学思想是在继承传统教育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教学实践和革命实践逐渐形成的。正式提出启发式教学法，是1929年毛泽东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所写的《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中提出了十项教授法，其中第一项就是“启发式”。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又明确规定，“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164]

2．吸取书院制度的研究形式

书院是我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在近千年的封建社会政治和教育上都有着重要地位，起过重大作用，不仅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它重视和提倡讲学的风气，在自由研究和交流学术等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毛泽东曾对书院制度的利弊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从“研究的形式”来说，书院有很多优点，表现在师生的感情甚笃和能够开展自由研究等方面，因而“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165]但是从“研究的内容”来说：“就是‘八股’等等干禄之具，这些只是一种玩物，哪能算得上正当的学问；就这一点论，我们可以说书院不对得很！”^[166]毛泽东所创立的湖南自修大学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科学内容，而办成的平民主义的大学。湖南自修大学虽然只存在两年，1923年就被迫解散了，但这种在个人自修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实际提出的问题，进行集体的共同讨论、研究的方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校教育和群众教育以及干部教育体系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例如，“干部班要用讨论式”^[167]。革命根据地的很多学校都采用这种教学方法：抗大的教学方法采取教师的启发式讲课和学员的自学相结合，学员的自学讨论时间多于讲课的时间；陕北公学的教学方法以自学为主，集体互助等等。

3．吸取传统教材的编写优点

抗日根据地的教材吸收借鉴了中国传统教材的编写优点，如，1940年的冬学识字课本就是利用了《三字经》、《杂字》等传统识字教材的形式编成的，书名叫《边区民众读本》，内分《抗日三字经》、《实用四言常识》、《新五言杂字》三部分。^[168]由于采用传统教材的韵语方式来编写，朗朗上口，便于记忆，所以广泛流传，深受群众欢迎，有力地推动了群众识字运动的发展。类似的教材还有《新千字文》、《日用杂文》、《庄稼杂字》等。

综上所述，革命根据地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本土化的创造性成果，它既吸收了以苏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教育，同时也批判借鉴了国统区教育和中国传统教育。在革命根据地教育实践中探索和形成的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中心，强调教育的阶级性和革命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切为战争和革命斗争服务；以及干部教育、社会教育重于普通教育等特点和经验，既有着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合理内核和生命力，同时由于战争环境和历史条件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和不足，如在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上的一些“左”的倾向，在处理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关系上的一些偏差，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和学习苏俄教育经验中曾不同程度存在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做法等等，这些都是应该总结和记取的。但通过回顾总结这段历史，无疑可以为今天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