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分析了公共信用制度中的金融风险问题。他认为，公共信用制度也就是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两个商业城市萌发；当历史推进到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欧洲社会时，逐渐流行开来并成为普遍现象。资本主义的殖民制度、海外贸易、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迅速成长的温室，于是，这种制度在善于殖民、贸易和战争的荷兰首先确立起来。就“国债”的本质而言，它是国家的让渡。不管是在专制君主国家、立宪君主国家，还是在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国债“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35]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国民财富里真正被全国人民所共同占有的唯一部分就是这个国家的国债。由于这个原因，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人民所负的债务越多，这个国家的人民就越富有。于是，“公共信用”成为资本主义的信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感叹道:“随着国债的产生，不可饶恕的罪恶，已不再是亵渎圣灵，而是破坏国债的信用了。”[36]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的批判在当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历次世界金融危机证明，并不是债务越多，财富越多，公共信用秩序的健康发展在维护金融安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济风险的扩张是伴随资本的全球扩张进行的，而资本的扩张往往以金融业为载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对金融业有一定分析，这种分析以公债为主要对象。在他看来，公债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手段之一。它就像一根魔杖，使那些不直接进入生产领域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它们转化成为资本，但又用不着承担直接投资生产的风险:“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37]“国债”的债权人事实上并没有付出多少，因为他借贷出去的货币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共债券，这种公共债券在债权人的手中所起的作用与等量现金实际上完全一致。这样，在社会中就出现了各种持有国债的有闲阶级或食利者阶级。同时，金融家们由于充当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中介者而大发横财。国债所筹资本不愁贷不出去，它们中的大部分成为了从天而降的货币资本落入包税者、商人与私营工厂主的口袋中。此外，国债的兴起还提高了股份公司和有价证券的交易量，刺激了证券投机，这样，交易所的金融投机行为和现代的银行业逐渐兴盛起来了。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又着重论述了资本扩张所依赖的运输工具的改进对于经济风险的巨大影响。他认为，随着运输工具的发展，商品的出售时间不断得到缩短。一批又一批的商品可以每隔一个较短的时间发车，并且连绵不断地到达市场。这种状况所导致的结果是，资本回流的时间不断缩小，以至于在同一时间，资本总额中的一部分还在转化为货币，而另一部分则已经作为商品资本开始流通了。由于这种回流在若干连续的期间内发生着，所以商品的总流通时间被缩短了。随着大量人口与资本向一定的地点迅速集中，大量的资本也就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运输工具的变化会对生产地点和销售市场的位置产生重大影响。马克思说:“一个生产地点，过去由于处在大路或运河旁边，一度享有特别的地理上的便利，现在却位于一条铁路支线的旁边，这条支线要隔相当长的时间才通车一次。”[38]与此同时，“另一个生产地点，原来和交通要道完全隔绝，现在却位于好几条铁路的交叉点。后一个生产地点兴盛起来，前一个生产地点衰落了。”[39]这样，运输工具的改进和变化，会在商品的流通周转时间、购买和出售的机会等方面造成地点上的差别，这一情况可以在各地工商业代表同铁路公司的争吵中得以证明。
除此以外，马克思还注意到平均利润与经济风险的关系。在“平均利润”观念的基础上，资本家可以开始自己的计算。比如有一个特殊资本，由于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间比一般商品要久，或者它不得不在比一般商品更远的市场上销售。这样，如果这个商品的价格仍然同其他商品一样，那么它所冒的风险就得不到补偿。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它总会把由于自身性质而失去的利润捞回来，原因在于，它使用了加价的办法补偿自己所付出的风险准备金。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那些要冒较大风险的投资，例如航运业的投资，也会靠加价得到补偿。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起来并且与此同时保险事业发展起来，风险对一切生产部门来说实际上都一样了。”[40]由此推之，马克思进一步得出结论:“风险较大的部门要支付较高的保险费，但会从它们的商品的价格中得到补偿。这一切在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每一种可以使某一投资获利较少而使另一投资获利较多的情况——在一定限度内所有投资都被看做是同样必要的都会被作为永远有效的补偿理由加入计算，用不着总是要重新靠竞争活动来证明这个动机或计算因素的合理性。”[41]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指明了资本主义由平均利润观念导致的一种“风险意识形态”，即等量资本承担等量风险，等量风险获得等量利润。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意识形态是建立在掩盖“剥削”行为的基础之上的:“资本家只是忘记了……所有资本家都按照他们资本的比例，对共同的掠夺物即全部剩余价值，拥有同样大的权益。相反，因为他们收进的利润和他们榨取的剩余价值不相等，所以他们以为，这些补偿理由似乎并不是使全部剩余价值的分享平均化，而是创造利润本身，因为利润似乎只是来自于根据这种或那种理由对商品成本价格的加价。”[42]由此可见，资本家所得到的利润表面上是通过“风险投资”，经受风险而得到的报酬；实际上却是掠夺于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对于金融风险，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考察了早期的信用银行。他指出:“在英格兰银行创立以前，在1683年已经有设立一家国家信用银行的计划。”[43]关于创立这种银行的目的，马克思摘引《银行信用，或对信用银行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研究。乡村贵族和伦敦商人的一次对话》一文说:“让企业家在他们拥有大量商品时，能够依靠该行的支持，寄托他们的商品，而用这种保存的储备作为担保，取得贷款，以雇用他们的职工，扩大他们的营业，直到他们找到良好的市场，无须亏本出售为止”。[44]这种银行以商人寄托的商品为担保，把商品价值中的四分之三以汇票的形式贷给产业资本家或商人。为了让这种汇票更便于流通，每个营业部门都有一些人员组成公司，每一个持有这种汇票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用汇票从公司换取商品，就像使用现金支付一样。马克思认为这种银行的营业并不兴隆，因为它的“机构太复杂，商品跌价时风险太大”。[45]
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并没有停止探索风险问题的脚步。在此之前，二人的研究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考察范围的，那么，在前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时期，是否也存在风险因素呢？1884年3月底至5月26日，恩格斯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在论述商人的产生历程时，认为生产者将风险转移给了商人，从而也将一部分利润分配给了商人，从而催生了一个新的寄生阶级。恩格斯指出，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中，农业和手工业发生了分离，这是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在这次大分工中，由于劳动产品的大量增加，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产品，这样，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就被提升为社会生活的必要环节。到了文明时代，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又发生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城市和农村开始形成彼此对立的局面，出现了城乡二元化的萌芽。一个自己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交换的寄生阶级——商人阶级出现了。他们“在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可以使他们的产品的销路扩展到遥远的市场”的前提下，以“居民当中最有用的阶级”自诩。[46]商人阶级不参与任何生产，但却以似乎合理的方式攫取了生产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于自身。他们从生产者那里夺来的“风险”最后酿成了日后资本主义的顽疾——商业危机的周期性爆发。
在《弗·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恩格斯以德国为例，把联邦制国家“政变”的政治风险归纳为国家的解体和小邦完全丧失独立性。在他看来，当时发动政变并不像以往那么容易，在1864年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俾斯麦同普鲁士议会发生冲突的时期，普鲁士是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现在业已存在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于是，“中央政府要企图搞政变，它冒的风险就太大了”。[47]这些风险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为了让政变的成功发动更有把握，中央政府必须得到各个地方政府的一致同意。哪怕只有一个地方政府不同意进行政变，它就会甩掉自己对帝国要承担的义务，这事实上意味着联邦国家快要解体了；其二，联邦宪法是各个地方小邦反抗普鲁士统治的唯一法律保障，如果这些小邦破坏宪法，那就相当于将自己的手脚捆起来交给中央政府去摆布。
恩格斯在增补《资本论》第三卷时论述了早期商业的风险状况。他认为，在商业发展的早期，商人们就有意识地和自觉地让利润率对所有的参与者都实现均等:“威尼斯人在黎凡特各国，汉撒同盟的人在北方各国，购买商品时每人所支付的价格都和邻人一样，商品花费的运费也一样。他们出售商品得到的价格以及购买回头货时支付的价格，都和本‘民族’的所有其他商人一样。因此，利润率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均等的。”[48]同时，这个时期原始的利润率必然是非常高的。但“经商所冒的风险非常大，这不仅因为海盗异常猖獗；而且因为各竞争民族一有机会，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暴力行为；最后，销售和销售条件要依靠外国君主的特许，而破坏或撤销特许的事情又经常发生”。[49]由于高风险的存在，商人的“利润中必须包含一笔很高的保险金。此外，周转是迟滞的，营业的进行是缓慢的，而在情况最好的时候……这种时候很少是长久的”。[50]保险金从贸易所获得的垄断利润中提取。恩格斯考证后认为，当时借贷所通行的利息率很高，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利润率平均下来也是很高的，因为利息率就总体而言是要低于普通商业的利润率的。因此，当时的利润可以支付防范风险的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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