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萌发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那么，在马恩那里，他们是如何探讨社会风险问题的呢？由于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创新的实践源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发展史上，他们正是由批判资本主义经济风险问题开始社会风险研究的。
在马克思青年时期所写的文学和诗歌作品中，已经表露出他对“风险”范畴的最初理解。在《悲剧〈乌兰内姆〉的几场》中，马克思描述了卢钦多对贝娅特里瑟的表白:“你是个一眼能看透人心的哲人，我已抵挡不住你的诱惑——你迫使我，你就让我加快而勇敢地行动吧，相信我吧，我对你的爱慕已深，因为我在迅猛地冒着风险呀!”[1]此时的马克思沉浸在对“风险”的感性认识当中，没有对其进行理性界定。但是，由文章的语境可知，这里的“风险”类似于“危险”的涵义。恩格斯在1841年底至1842年初写作了《谢林和启示》一文。他此时已经意识到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但是仍然高度评价了这个封闭体系中所蕴含的革命倾向。恩格斯认为，面对黑格尔哲学这座迷宫，“有勇气冒着风险走向这座迷宫的人，当时为数不多；现在，平坦的大路已经开通，沿着大路走去就能获得神话中的宝物”。[2]在恩格斯的心中，冒“风险”需要勇气，由此可见，恩格斯此时也同马克思一样，没有对自己使用中的“风险”范畴进行理性思考，“风险”与“危险”基本同义。对“风险”一词同样的使用方式还出现在恩格斯的《科拉·迪·里恩齐》一文中。从1840年底至1841年初，恩格斯完成了这部文学作品，他撰写了剧中人物科隆纳的一句台词:“我甘冒一切风险，以致牺牲你的生命。”[3]
由于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文学式的写作方式也有所改进。1845年秋至1846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与“风险”有关的论述将逻辑证明与文学语言结合在一起使用，并且，“风险”与“危险”的涵义仍然等同。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施蒂纳时使用了“风险”一词:“堂吉诃德用迷迭香、酒、橄榄油、盐所制成的神药使桑乔(笔者注:桑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呼施蒂纳的绰号)经历了一次风险；正如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第17章里所说的，桑乔喝完了药水以后，整整一连两个钟头满头大汗，又抽筋又吐泻。”[4]施蒂纳认为，一个人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就会成为这样的人。比如，不顺利的环境可能阻碍一个天生的诗人登上时代的高峰，阻碍他创作伟大的作品，但是，不管他是雇农，还是侥幸地生活在魏玛宫廷中，他总会作诗。对此，马克思指出，天生的诗人仍旧是他天生的那个样子，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天生的诗人由于在变化、在发展，可能“因不顺利的环境”而成不了他可能成为的那样。因此，施蒂纳所举的例子不仅根本没有证明什么东西，并且还证明了它所要证明的东西的反面。这样，施蒂纳的理论就存在着被颠覆的危险。马克思接下来说:“我们这位‘唯一的’侍从(指施蒂纳)经过了这一切风险以后，又回到了他老家的茅舍的港口。”[5]马克思把施蒂纳比作“世界上最快乐的、寻找冒险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他的大部分冒险中，其结果并“没有达到它们的”使“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最终目的”。所以，施蒂纳就乱扯全部历史，引证柏林阅览室的全部图书，从各国语言中找到同源词作为自己的归宿，并歪曲一切国家的政治事实。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延续着青年习作中的文学气息，但唯物史观的奠基已使他们具备了从实践视角对“风险”进行思考的能力。
1846年9月16日，恩格斯在《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中首次触及了“经济风险”问题。当时，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颇能对无产阶级产生迷惑作用。他在1840年写作了《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一书，主张财产与盗窃的一致性，认为可以用保护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各种问题。1846年，蒲鲁东写作了《贫困的哲学》一书，提出用改良主义的方式来替代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写这封信的目的之一就是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他说:“现在讲一件滑稽的事。蒲鲁东在一本还没付印的新书里(该书由格律恩翻译)，想出了一个妙方，能够凭空弄到钱，使所有工人早日进入地上天堂。”[6]这个妙方就是“在英国早已就尽人皆知并且破产了十次”的“各行业全体手工业者组成的协作社，大货栈”。[7]协作社运作的具体方式是:由协作社里各个社员提供的一切产品都必须按照原料费用加上劳动费的方式来议价，并且使用协作社内部以同样方式议价的其他产品来换取；超出协作社一定时期需求量的那部分产品，就将它们投入到世界市场上出售，收入归生产者所有。蒲鲁东认为，这样的协作社可以废除中间商人赚取利润的图谋，于是消灭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实现形式。但是，恩格斯在书信中严肃地指出，在废除剥削的同时，“协作社的资本的利润也废除了，这种资本及其利润同被他废除了的中间商人的资本及其利润恰好是一般多，因此，他用左手得到的东西，又用右手抛出去了”。[8]因此，“在协作社所能提供的费用上节约，与巨大的风险相比根本不算一回事”。[9]在这段文字中，恩格斯已经摆脱了单纯从文学上使用“风险”一词的空洞做法。撇除协作社的空想成分，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经济组织。因此，协作社的风险是其在经济活动中可能遭到破产的危险，亦即“经济风险”。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恩格斯比马克思更早地开始了经济风险的思考。
对一定理论问题的探讨，往往是由某个实践难题的困惑引发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显著的风险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周期性爆发的大经济危机就有若干次，如1825、1836、1847、1857、1866、1873、1882年的大规模经济危机。于是，恩格斯对经济风险的考察迅速推进。在书信《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8月24日)》中，恩格斯预测经济危机时谈到了商人投机中的经济风险，“看来危机确实已经临近，即使最近的破产仅仅是危机的预兆”，[10]尽管德国东北部、波兰和俄国的收成前景都还不错，部分地区甚至很好；同时最近欧洲的好天气也对延缓危机产生了影响。可是，法国却不能摆脱之前的困境:“金融市场的不大的恐慌看来已经过去，统一公债和铁路股票又迅速上涨，银根松动，投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波及谷物、棉花、轮船、矿业等等方面。但是，棉花投机已经很有风险:尽管丰收在望，价格却不断上涨，这完全由于大量消费和在新货运到以前的短时期内可能发生棉花不足的缘故。”[11]恩格斯不但认为棉花投机有风险，而且还提出这种风险的根源在于消费与供给的不协调。
随后，在1852年12月10日，马克思在《议会。——11月26日的表决。——迪斯累里的预算案》中开始接触“经济风险”问题。该文揭露了英国税收制度的阶级实质，他说，尽管“把税降低意味着减少生产方面的风险。按照政治经济学规律，减少生产费用必然会使价格降低”，[12]那么，最终的受益者应当是消费者。但是，能生长头等大麦的土地，在英国是独占的领地，只在诺定昂郡和诺福克才有，国外麦曲的供应也是有限的；同时，英国的大啤酒酿造者握有实际的垄断权。因此，生产费用的减少并没有使价格降低，这样，“从降低麦曲税得到好处的既不是农场主，也不是消费者，这些好处将为大地主和大啤酒酿造者所瓜分”。[13]因此，这种税收制度是代表大地主和大啤酒酿造者利益的。在整个分析过程中，马克思肯定了税收和生产风险的正比例关系，通过调节税率，可以调控经济风险的发生概率。只不过，这一手段在资产阶级那里成为了骗人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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