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研究的古代起源

“社会风险”似乎是一个脱胎于当代社会的概念，理由在于，西方学者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在其著作《风险社会》中率先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提法，他认为:“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34]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风险社会是以风险扩张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发展阶段，可并不意味着在风险社会形成以前就没有社会风险。从人类历史来看，社会风险古已有之，与此相对应，对社会风险的理论探讨也有着相当长的思想历程。

《圣经》里有一个“诺亚方舟”的故事，说的是上帝在创造了人类之后，发现他们并不善良，整天钩心斗角、破坏自然。于是，上帝就诅咒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因而人类的生存变得愈发艰难，内部的争斗也愈演愈烈。终于，上帝决定毁灭自己亲手创造的人类以及各种禽兽。但是，诺亚是一个好人，上帝不愿看到他也遭此劫难，所以就命他建造“方舟”以度过将要到来的“大洪水”。在方舟建好之后，洪水果然到来，诺亚带着自己的子嗣和各种动物进入方舟躲避洪水。在洪水退去之时，其他物种都灭亡了，唯有诺亚方舟尚存，于是上面的人类和动物走出方舟开始了新的生活。“诺亚方舟”的故事尽管难以证实，但它却表明早在人类的蒙昧时期就有了风险意识，希望在危机到来之前预知风险的威胁，从而转危为安。

在西方文明萌发的古希腊，思想家们也曾对风险问题有过探讨。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解析政治制度时，认为在公平的政治规则之下，参与政治活动的各个公民必须分担整个国家所遇到的风险:“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我们已经有了公平比赛的条件，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已经准备好把我们的整个政制的未来都寄托在掷骰子上，我们，我是其中之一，必须准备分担风险。”^[35]如果说柏拉图从政治哲学角度对风险问题进行了最初的讨论的话，那么，古希腊的经济学鼻祖色诺芬则在《经济论:雅典的收入》中具体探讨了经济领域的风险问题。色诺芬的阐释是从新矿的开凿切入的，开凿新矿的目的在于获取更大利润，因为新的银矿很可能会比旧的银矿蕴含有更多的矿石。但是，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为什么现在人们不像从前那样去开采新矿呢，这是因为从事矿业的人现在比较贫困；因为只是在最近银矿才又重新开采；开采新矿的人要冒很大风险；发现一个可以有利运用劳动的场所固可致富，但如果找不到这种场所，他将损失所有的费用；所以目前人们决不愿意去冒这种风险”。^[36]由此可见，人们放弃开凿新矿的原因主要是面临较大的经济风险，例如找不到矿脉而带来的经济损失。在色诺芬看来，经济风险正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他由此提出，应当寻找一种可以在最为安全的状况下开凿新矿的方法。接下来，色诺芬详尽论述了这种方法。雅典的常驻居民由十个种族构成，那么国家可以拨付每个种族相同数量的奴隶，让所有的种族全都去开凿新银矿，而由此带来的经济风险由他们共同分担。计划实施之后，会出现如下几种结果:第一，十个种族中的一个发现了银矿，那么这个银矿的利润由十个种族共同享有，每个种族就可以获得小利；第二，十个种族中有多个种族发现了银矿，这些银矿的利润被分享后，每个种族就可以获得大利；第三，十个种族中没有一个种族能够找到银矿，在过去的实践中这种情况从未发生。于是，这种分担风险的方法就可以在获取利润的同时有效规避风险。由此推之，不但各个种族可以联合起来，各个私人也可以充分联合起来，色诺芬说:“私人也可能休戚与共地组织在一起，这样就可在更安全的状况下经营新矿；你们既不必担心这样组织起来的公共团体会损害私人冒险家，更不必担心私人冒险家会子公共团体以不便；正如战场上的同盟者，结成同盟的人数愈多，各自的实力就相应地愈为强大；在银矿中使用人数愈多，则其所获将愈多，而带给国家的利益也愈大。”^[37]

不仅在古希腊，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也有关于社会风险的内容，“女娲补天”就是一例。这个神话说的是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女娲捏土造人，人类很勤快，创造着美好的家园，并且幸福地生活着。但是突然有一天，天神共工和颛顼争夺帝位，造成天柱折断，从而引发了人类的灾难。女娲看着这样的灾难心里着急，于是炼“五色石”将天补好，让人类重新过上幸福安宁的日子。与“诺亚方舟”相似，“女娲补天”同样隐含着人类早期的风险意识，中国古代先民的智慧为后来的思想家们提供了灵感和材料。孔子是较早论述风险问题的古代思想家之一，他十分重视国家的政治风险对个人践行政治理想的影响。《论语》里这样写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38]孔子要求其弟子要坚决地信仰自己的“道”，不仅要好好地学习它，还要用性命保全它。这样，在践行“道”时就不应进入隐藏政治风险的国家，并且也不要居住于充满混乱动荡的国家。社会稳定就可以施展自身的政治抱负，社会动荡就应当过隐居的生活。如果国家的政治清明，而自己仍然因隐居而贫贱，那就是个人的耻辱；如果国家的政治黑暗，而自己因做官而独享富贵，这也是个人身上的耻辱。

从中国和西方古代的神话、学说可以看出，风险研究的源头不在当代，而在古代。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古代的社会风险概念并不成熟，“风险”与“危险”并没有被严谨地区分开来。例如孔子讲“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时，这里的“危”既可以理解为“危险”，也可以理解为“风险”。与此相对，当代“风险”概念具有不同于“危险”的多重特征，如可观测性、产生收益的可能性等，从而将二者明确地区分开来，这无疑是一个进步。因此，“社会风险”不仅仅是一个当代概念，准确地说，“社会风险”是发源于古代，成熟于当代的概念与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