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区别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都是为其服务的，因此解决生态危机关键在于生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建构。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将是对传统资本主义工业化路线的超越，生态社会主义进行“生态重建”过程中必须对工业主义的思维定势(如重视物质价值、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强调经济理性高于一切等)进行革新。所谓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重建”，是指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体系进行生态现代化的变革，按照社会生态标准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进行彻底的改造。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标准要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这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生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建构中，对生产资料实行某种形式的公有制并不是其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们最为关注的是对生产资料的管理问题，主张建立一种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型”的经济模式，并且注重自然资源及其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全面正义。

从生态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建立过程来看，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的特点，以20世纪90年代为比较明显的分水岭。在90年代之前，它比较倾向于“稳态的、小规模的、分散化的零增长经济发展模式;在90年代之后，它比较倾向于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的经济模式

“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经济模式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莱斯提出的一种理想社会经济发展理论。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反生态过程中，提出了遏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生态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莱斯认为，政治经济学家穆勒关于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都需要稳态化的思想为解决当前生态危机提供了有用的方法。一种“稳态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能会为质的改进提供机会”，^[14]为实现社会变革提供了可能的方式。在莱斯看来，正因为以往人们未重视穆勒的理论，从而造成今天的工业社会，无论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处于失控状态。只有重新重视穆勒的理论，建立稳态经济和较易生存的社会才有可能在未来解决我们当前的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莱斯指出，穆勒这一建议不仅体现在其“关于稳态国家”的理论中，而且可以在傅立叶、马克思、拉斯金、莫里斯和布克钦、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的著作中看到。他强调:“这些思想家绝不仅仅只是关注高集约度的市场布局本身。他们共同关注的中心一直是这样一种假设，即社会改造可以使一切个人的劳动活动和自由时间的真正满足具有丰富的意义。”^[15]莱斯指出，这一传统理论的基本立场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上:人类满足需要的前景必须植根于创造一个运转良好的共同活动和决策的领域，从而使得每个人都能够在其中锻炼出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对这种传统来说，组织社会必要劳动的方式上的质的差异和这种劳动与消遣、闲暇活动的关系，是各种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中产生的满足问题的关键因素。通过非等级制的，比如以群体为基础的联合体的结构来组织劳动，这种方式将成为完全不同于现存形式的一种具体的社会实践方式。这种决策机构可以使个人在自由和自主的条件下来决定自己的需要。莱斯强调:“这种理论对于传统来说，最重要的是改变表达需求和满足需求的方式，而不是确定或预先决定一套可提到的需求理论。”^[16]在莱斯看来，替代性方案的满足前景将与克服提供商品和劳动的过度化专业分工以及克服由此产生的商品交换领域的局限性有关。但是“商品和市场交换本身并不存在固有的邪恶，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完全消灭他们才合乎需要。只有当商品交换成为满足需要的唯一的方式时，才有理由考虑这一点”^[17]。莱斯批评资本主义工业化经济一般化的市场交换所带来的全球化使生产结构集中，并使大城市以外的与生产中心没有直接联系的那些社会的经济基础受到损害。现存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方式阻碍了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责任感的形成和发展。但是莱斯反对把市场交换领域的有关性能说成是一切社会的综合经济体制的普遍有效的格局。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着眼于人的需求的变革，围绕着需求做文章，但不是预先确定一套可替代目前的那种需求的新的需求，而是试图改变表达需求和满足需求的方式。

莱斯认为，目前社会变革的方向取决于下述不争的事实:“物质生产越来越无限地发展，支撑这种发展的基础设施越来越不堪忍受(复杂的大规模的技术、较高的能源需求、生产和人口的集中化、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商品和花色品种日益繁多)。我已经论证了，这一事实的消极方面会遭致巨大的危险，而这些危险的潜在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他的本质一旦显现出来就不可能有效地加以对付了。”^[18]在莱斯看来，为了减少人们对这种结构的依赖，消除生态危机，就要建立新的需求结构，但他认为这种新的需求结构只能产生于当今不同的生活条件，从而必须从改变目前的生活条件、生活方式入手。为此，他提出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the conserver society)的目标。这种社会不是回到以前的原始社会，不反对科学和技术，也不排斥以市场为基础的商品交换。这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是把工业发达的各个国家的社会政策综合在一起的社会，其目标就是降低商品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重要地位，并且把人均使用能源及物质减到最低限度。大部分未来技术的发明都是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并和在环境中积累的残存工业废物作斗争。未来社会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只有当一系列相关政策，如逐渐克服甚至在最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中也存在的特有的贫穷的政策，成为上述目标的组成部分，向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的过渡才代表一种社会进步。如果情况并非如此，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对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来说，显然只是贫穷的另一种形式”。^[19]按照莱斯对于这一社会的解释，所谓“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就是把人均使用能源降到最低限度，减少商品满足人的需要的重要性的社会，一切技术的发明使用和政策的制定都要服从这一目标。

莱斯把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的特点概括为如下两个基本点。其一，“它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要重新改变社会政策，使其抛弃幸福的量的标准而采用质的标准，从而应当把它看作是社会改革的一个有力的动态阶段。”^[20]其二，对于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来说，在任何特定的时候，是否都把稳定的增长或国民生产总值下降的经济形势作为其特征，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经济形势(增长或下降)必然会随着特定的环境和需求的变化而变化。“最应该做的是重新配置资源和改变社会政策的方向，使满足需求的问题不再被完全看作是消费活动的功能。”^[21]比如，在个人和社会机构中就存在一种越来越多地关注职业满足和生产活动中共同决策的倾向。人们将越来越多地通过从事理想的职业，以及在生产活动中参与决策来获得满足。莱斯还特别强调这个社会的实现必须基于这样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严格实施社会正义的公正标准，“但不是绝对的社会公平，而是让‘劳动者报酬优厚、生活丰裕’，并对财富的积累进行限制，并使那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的收入有所节制，共同组成的社会政策必须被严格地执行”^[22]。第二，人口稳定，以此减轻生态环境负担，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二、“分散化”的稳态经济管理模式

“分散化”的稳态经济管理模式是阿格尔在莱斯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下，进而提出通过技术的“分散化”和社会政治管理的“非官僚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阿格尔赞同舒马赫主义，认为舒马赫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称为小规模技术的专门术语进行了界定。舒马赫反对大规模工业生产，认为最大并不一定是最好。他提出了一种“适宜的技术”，认为“小的是美好的”。阿格尔指出，舒马赫对庞大工业结构以及它所导致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批判，并不是一种激进的批判。在阿格尔看来，舒马赫没有把小规模技术的概念与从质上对主要社会制度进行的变革联系起来，因此使舒马赫的观点激进化。阿格尔主张:“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小规模技术意味着不仅要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而且要改组那种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23]

阿格尔反对韦伯官僚主义的社会管理模式，并对韦伯式的方案提出了两点异议:其一，阿格尔认为等级制，即上对下进行支配为工业生产所必须这一点并不使人信服;其二，阿格尔不同意官僚主义形式常常赖以为前提的劳动高度破碎化。他认为，要工人对工厂或办公室的决策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或使工人从属于高度破碎化的生产过程，并不是工业生产本身必须的条件。阿格尔说:“我们的看法是只有按小规模技术发展起来的民主地组织和调节的生产过程才能使工人从官僚化的组织系统中解放出来。”^[24]

阿格尔首先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来阐释进行社会变革模式。他说:“这种辩证法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工业繁荣的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危机，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在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人们对发达工业社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破灭，最终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即对人们在一个基本上不完全丰裕的世界上的满足前景进行评价。”^[25]阿格尔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来说明，当人们远离先前以广告为媒介的消费主义贪得无厌的控制观念后，人们重新培育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重新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愿望，并重新评价获得满足的手段和内容，把“人的幸福与自我价值实现的劳动和有益的消费结合起来”。阿格尔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人们明白“多少就是足够了”^[26]。

在阿格尔看来，分散化的经济运营模式本身并不是一个革命的概念，它需要和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即生产过程的非官僚化和自我管理)联系起来。阿格尔认为，工人管理非常重要，在马克思那里，已经“赋予拥有生产资料和管理生产资料以同等重要的地位”^[27]。阿格尔通过对南斯拉夫模式和苏联模式的比较指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植根于工人管理，而苏联则植根于国家控制。他进一步分析道: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工人拥有生产资料，其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种国家高度控制下的中央集权所有制。阿格尔对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解释已经预言了后来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他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身可以理解为集中化与分散化这两极之间的连续的统一体”，“社会主义所有制分散化的程度与非官僚化的程度成正比。换句话说，社会生活全面非官僚化的可能性在一个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工人管理)的制度中要比在一个集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控制)的制度中大得多”。“社会主义所有制必须被看作是由工人管理的(以及工业技术分散化、最终非官僚化的)所有制。”^[28]

但是，阿格尔把实现分散化、非官僚化，实行工人管理视为生态社会主义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有效途径，这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确实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内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由于这一理论自身的设计漏洞使得它在实践上无法推行开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全球化经济体系的逐渐形成，已经无法将这个经济体系分割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散的块状模式，而且在日益加剧的失业、能源短缺等世界性的难题面前，阿格尔的这种经济模式理论更是因为不现实而被之后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抛弃。

三、“更少生产，更好生活”的经济模式

“更少生产，更好生活”是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经济模式。高兹认为，保护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生态保护提供了可能性，关键在于社会主义不是以少数人的利润作为生产的动机。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它选择的是以生态保护为宗旨的生态理性。这种社会主义与现存的社会主义不同，即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在高兹看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奉行的是与资本主义一样的经济理性而不是生态理性，它仅仅向人们提供了一幅资本主义基础特征的滑稽的放大画，因为它把追求积累和经济增长作为其主要目的。唯一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它实施这种积累的和增长的方式，是以中央集权的方式控制整个经济体系的方式进行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只要是受制于经济理性，不管是用计划还是用市场进行调节，都不会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继承而是抛弃经济理性，或者限制经济理性的作用，使之服从于社会的整体目的和价值。

高兹在批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高兹一方面反对之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零增长的“稳态经济”的生态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另一方面接受他们的分散化的经济管理模式。他明确指出:“零增长或负增长只能意味着停滞、失业和贫富之间的差距的扩大。”^[29]他提出建立一种“不自主领域与自主领域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主要是政府在国家和地方的分散的层面上起作用，同时，也存在不受计划控制而只受市场控制的个人和家庭的生产部门。工人控制了大部分工厂，他们在外界顾问和消费集团的帮助下，决定产品样式的缩减范围、新的质量标准以及生产目标。政府的经济目标是通过分散地缩小生产单位逐步消除商品生产和交换，这样，每个社区都能至少满足它的一般需要。各个地方性组织，比如每个社区、城镇，甚至街道都建立自己的工作室和工厂，以便他们进行自由的创作性的劳动和生产。

在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之后(以1989年《经济理性批判》出版为标志)，高兹适时地对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设想作了调整，提出“更少生产，更好生活”的理想经济生活模式。高兹对这种经济模式作了具体的描述。他说:“更少生产”实际上指的是“人们根据他们的想象而不是根据需要来进行生产”。在那里，市场消失，每个人都感到满足，人们共聚在一起，每个人各自计划着自己的生活。这种经济模式的具体要求为:以最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资源获得尽可能小量但又具有高度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的生活物品，“对我们的经济从产品到消费和物质的再循环进行生态学的重建”，“对涉及能源的生产和运输的所有环节进行生态学的重建”，“对化学工业、运输业和农业进行生态学重建”。“技术上的发明不仅必须有助于生态学的重建和理性化”，而且也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缩短劳动时间成为可能”，“把人们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30]高兹特别强调，实现所有人的所有活动的自主化，真正实现劳动的解放才是人类真正的解放，也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

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设想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这种“更少生产，更好生活”是针对资本主义过度生产、过度消费提出的改革方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他脱离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具体改造，只是抽象地谈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因此使得这种理论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正如西方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如果西方的左派、社会主义者真正接受了高兹的观点，高举起使所有人的所有活动自主化的旗帜，那么，其结果充其量只是使人们思想上得到一次洗礼而不会触动现实社会的一根毫毛。”^[31]虽然这种对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的评论有些偏激，但也正好指出了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因乌托邦的色彩而无法真正在现实社会实现的事实。

四、“公有制和民主管理”的经济模式

“公有制和民主管理”的经济运行模式是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经济模式。佩珀是从深层生态学入手关注生态问题的产生原因和解决办法的，他在这一过程中走向生态社会主义。他认为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的生态正义。

佩珀认为，资源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分配领域，还应该改变需求结构。依照“多样化路线重新界定财富，而这也包括一个所有人都拥有合理的物质富裕生活的‘底线’”。^[32]他指出，生态社会主义不拒绝生产和工业，认为它们在资本主义只是被异化了，否则生产和工业本来是具有解放性的。“资本主义最初发展是为了生产力，但现在它阻碍了它们无异化的和合理的发展。因此，它必须被社会主义发展所代替，其中，技术是适应所有自然(包括人类)的而不会对它造成破坏;技术强化了生产者的能力和控制力。”^[33]

佩珀由此提出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按照需要而不是按照利润进行资源开发与分配的世界范围内的商品交换和交流。生产不再是建立在工资奴隶制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愿劳动的基础上，大多数人将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并与别人相处。因此，个人愿望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强烈的共同体精神相一致。具体到实践中，就是“公有制和民主管理”的经济运行模式。佩珀指出，这种经济模式弥补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不能满足生态要求的那一部分，并在与现存秩序的斗争中促进一个新的社会的产生，即“生态社会主义的综合”。^[34]佩珀总结了“生态社会主义综合”的内容，包括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通过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实现重新占有对我们与自然关系的集体控制来克服异化;生产和工业是具有解放性意义的;依靠一个有能力的“国家”或相似的制度实现的计划生产是重要的，并且这种生产建立在自愿劳动的基础上，按需而不是按利润进行资源的开发与分配。

佩珀还进一步指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正确评价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因为贫困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为了摆脱贫困，为了利益，国家和个人可能倾向以环境为代价获得利益上的满足。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必须是理性的，因为它是为了每一个平等个体的利益而进行的有计划的发展。“一个建立在公有制和民主管理基础上的社会，仅仅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出售利润而生产，那么它将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为生态环境所接受的满足的框架。”^[35]

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融合了各种现实的红绿政治运动所主张的基本内容，代表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寻求实践发展可能的倾向。

五、“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联合的经济模式

“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联合经济管理模式是福斯特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经济管理模式。他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考量和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危机，指出当代生态问题的根源是社会经济制度。正是因为这一点，福斯特认为，自然资本化和改进技术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既然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社会关系方面，那么解决它就要从社会关系入手，寻找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联盟的“新社会运动”——生态社会主义。“新社会运动”主要指的是以种族、性别、文化、社区、环境为主题的运动。

福斯特认为，追求社会正义的旧社会运动与追求环境正义的新社会运动应该联合起来，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产生社会不平等和环境破坏的共同根源，而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又都是人类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它们有共同的产生根源和共同的理想目标。在当前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现实面前，作为这种新社会运动的联合——生态社会主义所主张的制度必将成为首选社会制度。从人口和资源的关系来看，人类必然要在工业革命之后经历一场新的革命——环境革命。

福斯特在规定生态危机的时间尺度、性质和特点时指出，由于没有抓住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因而环境经济学家及环保主义者在解决环境问题上表现出不可能性，包括世界自然和物理科学家团体、世界观察研究所著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提供的解决当前环境危机的理论和策略也存在着严重缺陷。福斯特进而指出，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主要社会历史原因在于资本与自然的冲突，要解决这种冲突，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因为他们的生存状态决定了他们进行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决性。然而，现在的环境运动与阶级运动存在着脱节。工人阶级为生存不得不破坏环境、环保主义者对工人失业的遭遇也漠不关心。这些都不利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需要“新社会运动”把二者联合起来。在这场新社会运动中，资产阶级国家联盟必须由民主国家权力和大众权力的联盟来替代。而且在这场激进的社会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不是仅拒绝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而是要认识到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积极的替代制度在这种社会革命变革中的关键性作用。社会主义不仅主张世界范围内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而且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它能优先考虑治理环境破坏最严重、规模最大的资源区”^[36]。福斯特认为，这种以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它是在公有制的原则下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这也是生态社会主义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关键。

六、“生产性正义”的经济模式

“生产性正义”的经济模式是奥康纳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它以对资本主义否定性批判为关注重点，并以对“生产性”的阐释来替代资本主义的分配性正义，使交换价值重新被使用价值所替代，以此改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奥康纳把传统社会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作了专门的比较，批判了传统社会主义的不足。在他看来，传统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追求的目标是: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充分就业等，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与资本主义追求利润同质的一些定量性的实践要求。传统社会主义关注的是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仍属于分配性正义范畴，而不是与具体劳动、使用价值和需要相关的生产性正义。由此他指出，“传统社会主义关联于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生态社会主义则关联于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同传统社会主义相比，其范围更为宽泛，即更为普遍化。但是生态社会主义同时也更为特殊化”，因为它关心的是与环境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某些特定工人群体的健康问题、某些特定社区的污染问题，以及某些特定行政区域的分区问题等等”^[37]。所以，奥康纳自认为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构建不仅在于指出具体劳动(劳动与土地)以及使用价值和需求应该受到批判，而且还在于它们正在受到各种社会运动的批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社会主义严格说来并不是一种规范性主张，而是对社会经济条件和日益逼近的危机的一种实证性分析”。^[38]但是实证性事实分析总是离不开规范性价值的限制，事实性分析恰恰是为了符合规范性价值要求而采取的对现实作出不断调整的前提性研究。具体明确地说，生态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的方式的一种批判;在实践中则是对这些生产力和再生产力的一种批判。这种批判从各种社会运动和斗争中获得其规定性，目的是以替代性的技术、劳动关系、交通模式、抚养方式等等为基础来修缮或废除这些生产力和再生产力。

奥康纳由此提出必须以“生产性正义”替代“分配性正义”，因为“分配性正义”的前提是“任何东西，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外化物，都可以用一个最小公分母即金钱来进行衡量。否则，分配性正义的成本就太高了”。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对核能制定一个合理的价格的唯一办法就是“计算辐射受害者遭受的收入损失，然后再加上健康受损带来的医疗账单和一般‘痛苦’”^[39]。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中的公平是金钱意义上的平等分配，它关涉的是社会交换关系;而对于生态环境本身来说，需要从生产性正义入手去解决，因为它关涉的是包括劳动关系在内的社会生产关系。生产性正义强调的是“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少化、使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40]。比如，某个公司致力于社区建设、工作中的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对有毒废物的拒斥等，生产性正义就对其持赞成态度。所以，奥康纳得出的结论性断定是:“生产性正义将需求最小化，或者说，彻底废止分配性正义，因为，分配性正义在一个社会化生产已达到高度发展的世界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正义之唯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态社会主义。”^[41]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是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的社会理想选择。

由此可以看出，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建构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直接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反生态的经济制度。把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建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并以生态的特征与之区分开来。可以说，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抓住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中最显性的生态危机，并致力于把改变生态危机与改变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这种变革现实的思路和做法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