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研究社会分工问题是以人的发展为价值取向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奋斗目标，我国目前大力推行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这样一种坚持以人为本、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为目的的社会发展观。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对现阶段的现代化建设中的发展观问题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工发展状况
在中国，社会分工自原始社会末期以来，其发展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不同阶段，历经四五千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86]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社会分工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分工的发展水平和特点，也因此而受到限制，曾在数千年内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在自然经济状态条件下，尽管基本的分工形式已经形成并确立，有了脑体分工，农业与手工业分工，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分工等等，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但从整体上来看，社会分工还是处于极不发达状态。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而言，不仅奴隶服从这种分工，而且在内部，几乎无分工可言。人们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生活。从19世纪中叶起，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随之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的社会分工结构开始缓慢的解体，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外出谋生。到清朝后期，城市人口达2400多万，占总人口的6%。但是，当时存在于最广大农村的自然经济，虽已因外国资本和大炮的双重攻击千疮百孔，却仍然主导着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生产方式。直到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几乎无像样的工业，现代工业仅占10%，产业工人300万人，仅占全国人口的0．6%，城市人口仅占全国的1/10，为5700万，与全球当时的平均水平相差20个百分点。只有到了20世纪中叶，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迅猛发展以后，特别是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开始现代化建设以来，中国社会分工才出现大的发展变化，进入了一个快速变化的质的飞跃期。
我国现阶段虽然消灭了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但由于这个阶段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社会分工依然未能消除旧式分工的性质，处在这一阶段的人的发展的水平也由此决定。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工具有以下特点:
1．旧式分工和劳动异化现象仍然存在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我们废除了私有制、摆脱了私有制对人的发展带来的制约，但奴役人的旧式分工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人们为了获取生存条件不得不长期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服从社会的分工，丢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接受另外的工作，使人成为职业的奴隶，这种旧式的分工必然使人的发展呈现不同程度的畸形和片面。现代化的进程愈向前发展，人愈是被局限于某一领域，人成了机器和高科技的附属物，人在其劳动成果中难以看到自己独立的个性和能力。同时，现阶段的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谋生的手段而并非完全是自觉自由自愿的行为。劳动不是一种自由地、体现人的个性的活动。城乡居民、不同地域的人在劳动能力和劳动成果方面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农村人口的生产劳动缺乏流动性和自主性。从整个社会成员来讲，人还未从体力劳动以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解放出来，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仍然是沉重的负担，缺乏良好的闲暇生活环境，从多方面制约着人的个性的成长和完善。同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劳动力在一定意义上讲仍然是商品，一些地区和部门在使用劳动力方面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剥削现象，劳动异化现象也必然存在。这就使社会分工的发展还仍然受着生产关系某些环节的阻碍和影响，生产力还未得到彻底的解放，从而对人的发展存在着负面影响。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首先，“身份制”的存在。“身份制”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按照制度化的规则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群体。这种地位规则界限明确，一般不能由个人根据个人意愿自由更改，甚至有的是与生俱来的，在人的一生中若无特殊情况不会变化。其社会表现即为所有社会成员都分别具有“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和“农民”等几种不同的社会身份。每个社会成员在若干地位特征获取上的差异，首先体现在身份上。
其次，“单位制”的存在。“单位制”即指我国社会中所有社会成员的地位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与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单位的联系，包括社会成员的单位化程度及其所属的单位类型。所谓“社会成员的单位化”是指社会成员被组织到程度不同的单位之中，社会普遍单位化，社会资源的分配也随之单位化了，以致个人不可能大量占有重要的社会资源，而只有进入某一单位，将个人单位化，才有可能分享某些社会资源，才具有占用由国家代表社会控制的社会资源的合法权利。在这一制度安排的背景下，单位化程度(如单位级别)不同，必然会造成因个人单位地位上的差异而形成的个人地位差异。这种个人地位差异，不仅体现在作为单位人的个人的收入、福利、劳保、医疗、住房等的“生老病死”方面，而且也连带涉及单位人的家属，如在子女入托、医药费等家庭生活质量上的地位差异。
最后，“行政制”的存在。“行政制”是指行政关系和行政地位在相当普遍的社会范围内成为人们社会地位及其关系的结构性基础，致使权力成为标志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外显特征之一。行政关系和行政地位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这是现代化社会结构及其科层制——权力依职能、职位分工和分层，并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管理方式和组织体系的一个普遍性特征。但在我国社会，由于单位与国家和社会资源的特定关系，使得科层制组织特有的行政关系和行政地位随普遍的单位化而泛布于整个社会。社会成员因其在行政关系和行政地位体系中的位置不同、与资源的关系不同而形成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异。“行政制”的普遍存在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行政隶属关系。任何单位都有自己的行政隶属关系，并最终对口归属于国家行政部门，作为其行政管理的直接对象。二是单位行政级别。几乎所有的单位组织，无论其大小、类型及功能，都因其行政隶属关系而在国家统一规定的行政序列中被分配有一定的位置，即具有某种行政级别。三是个人行政级别单位成员地位的行政化，即社会资源与行政体系的紧密相关，使得个人行政级别与其地位等级发生直接联系，个人得到了相应的行政授权，就获得了某种社会地位。行政授权的普遍化，将原本是狭窄的政治或行政权力扩大到全社会的范围，使之成为普遍的地位特征。
2．旧式分工发展与扬弃的趋势同在
中国当前的社会仍然存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存在着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马克思认为，旧式分工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是，“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87]“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88]“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89]在中国，从理论上说，现阶段的旧式分工，仍集中体现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城乡、工农的分工。“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90]“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之间利益的对立。”[91]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因此，从世界范围看，这种旧式分工在当代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中正在被迅速改变着。当代中国也正在迅速进入这一全球化进程，分工的结构和内容也受到全球化进程中科学技术和普遍交往的发展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从当代中国城乡和工农结构的变化，从城乡分离到向城乡一体的过渡，来窥见中国在旧式分工框架内超越、扬弃旧式分工的因素的成长。
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在迅速消失，城镇化水平为78%，最高的达92%，中等收入国家为60%，世界的平均水平为46%。[92]我国1949年城市化水平仅为10．6%，1960年上升为19．8%(1978年反而下降为17.92%)。[93]1949年中国农村人口占89．4%，城镇人口占10.6%。对此，毛泽东的刻画是，“中国大约还有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94]但到了1982年，我国城市从1953年的157个发展为236个(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37个，占16%)。改革开放后，80年代初期起，中国的农村城市化进入较快速发展期，2001年我国城市达662个(其中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166个，占25%)，城市化达37．66%。18年内平均每年提升1．1个百分点。到2002年城市化率达39．1%。当然，我国目前城市化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和同等国家城市化水平约15个百分点左右。与此同时，工业化的发展更加迅猛。工业化率在1950年为14.08%，1978年为44.3%，2002年为50%。[95]从就业结构看，农业劳动力在中国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1978年为70．5%，2001年已达50%。农民内部已发生着剧烈的新的分化和变动，据2000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全国工人总数的50%以上，在产业工人中占57．5%，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37%。[96]特别是中共16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以后，2002年又进一步制定了“五统筹”的方针政策，在全国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同时，城乡互动之间、工农之间和社会各类分工之间的调整和变革，已在更为广阔和更深刻的领域中展开。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97]在这样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城市周边的乡村，已经日益同城市融为一体，遥远的乡村虽然还在扮演着昔日分工体系中的角色，但农民工向城镇的流动以及乡村现代农业产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都在真正地推动着传统分工的巨大变革。在中国社会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劳动力中已有50%的人，尽管他们还不能说已超越了分工的束缚，还必须服从于对谋生的物质需求的依赖，但依其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其中相当部分人已有了不同程度的自主择业、相当程度的流动性和活动空间，正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谋求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另外仍然依赖于土地的50%农民，也处于不断地被冲击和影响之中。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随着执政党和国家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导向力度加大，特别是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技术的普及发展，以及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国际经济关系互动，中国的城乡关系乃至中国的社会分工的格局都将继续发生意义更为深远的变化。“城市将突破原有的物理空间，向郊区拓展，城市和乡村在生产和消费、劳动和资本、管理和信息方面发生新的密切联系，形成新的空间结构;城乡产业结构高级化并在经济上广泛合作、相辅相成。城乡文化快速整合;生态环境关系上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社会关系更趋复杂化、平等化，形成新的社会结构。”这样的描述，可以说是真实可信的。扬弃旧式分工的因素已开始在中国社会内部孕育并成长着。[98]
3．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向中等发达国家靠拢
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正在向中等发达国家靠拢，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世界交往的空间。自15—16世纪西方开始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以来，一直到20世纪上半期，几百年的时间里，逐步形成了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在这种国际分工中，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为农牧业结构单一和畸形发展的经济，是发达的宗主国经济的附庸。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直到新中国建立前，也同世界绝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样，以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身份进入了国际分工体系。在这一国际分工下，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分工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与农业、采掘业之间的分工，也就是世界加工厂与原料、燃料供应和廉价劳动力提供的分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情况有重要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商品和劳务出口在GDP中所占比重上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然居于国际分工的最底层，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而发达国家则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加工工业，形成所谓“垂直国际分工”的基本格局。尽管80年代以来，少数“新兴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如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等，脱颖而出地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范围内的社会分工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总体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未超出垂直国际分工这种格局。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和情况就开始发生重要变化，特别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在世界分工中的位置开始发生了质的飞跃，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尽管我国“中国造”的装备多数还是“本国身体，外国脑袋”，工业总体装备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20—30年，但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已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居世界第四位。[99]许多国内外学者认为，从当代世界产业结构的转移与中国发展趋势看，中国今后20年将日益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业中心之一，在国际分工中中国将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这一分析来自两方面根据:一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处于新一轮的战略转移期，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一般制造业生产基地正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二是当代中国整体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和新型工业化迅速推进时期，中国已有独立科技体系和相当程度发展的高科技产业，有强大的装备制造业，有较廉价的丰富的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可供制造业梯度延伸的广阔空间。这两方面因素结合，中国完全可望实现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本质性的飞跃。一旦中国实现了这一飞跃，同时伴随着中国自主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全面开放的扩大，中国与世界相互交融，文化交流、交融加深，中国人的世界交流的水平和层次都将会极大提高，中国人民实现人的自身全面发展的空间将会空前扩展，流动、发展的机会和条件也将前所未有的得到改变。中国人正在由民族的人走向世界历史的人。
上述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分工的特点的分析表明，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中等发达社会的转变期，无论是人们终身被分工束缚的状态，还是旧式分工造就的三大对立与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工人与农民的对立)，无论是从社会分工的纯技术层面，还是从社会分工所联系着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层面，中国都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呈现着纵横交织的多重图景。扬弃旧式分工的因素虽然还处于最初生长的阶段，其成长的趋势却是不可阻挡的，与当代世界文明大潮相互交织、交互影响。[100]
二、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与科学发展观
社会分工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但社会分工本身也包含着矛盾:一方面社会分工造成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分工也造成了私有制的不同形态的更替;一方面是社会财富在日益增多，另一方面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使劳动者在生活的贫困线上沉沦;一方面是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野蛮状态的延续。人类的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倒退的交织，在这一切的背后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特定阶段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表现出既促进生产又奴役人的二重作用，社会分工的这种两重性也带来了一个人类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社会究竟应该为了增长社会财富而牺牲人的发展，还是为了保全人的发展而适当地牺牲社会财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倾向于前一种选择，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倾向于后一种选择。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为当代发展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科学发展观正是这一理论在当代的发展。
1．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中国当代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它的具体表述如下:“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101]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世世代代的永续发展。
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归纳为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我党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继承和运用，也体现了我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科学发展观是针对传统旧发展观提出的新理念。这里所说的科学，就是把人的发展而不是把物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最高目标，扬弃以客体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树立以主体人为中心的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观。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和为人的发展。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实质上是人们追求幸福和发展的结果。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102]“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3]由此可见，离开了人就不成其为社会，离开了人的发展，也就谈不上是发展。整个社会发展就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人是社会赖以发展的诸因素中第一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因此，致力于造就富有个性的人并使他们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以客体为中心的发展观是传统的旧发展观，它把经济增长指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尺度，把社会发展仅仅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并把经济增长过程片面地归结为物质财富的增长过程。因而在经济运行中“见物不见人”，人被视为实现物质财富增长的工具和手段，被设定为只知道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经济人”，从而把人的精神、文化和自身发展从经济活动中排除出去。这就必然造成人的素质提高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以及快速的经济发展与滞后的社会发展的矛盾。因此，以“客体为中心的发展观”是一种片面的、以牺牲人的发展为沉重代价的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并不否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是把经济发展看作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是坚持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并且把人的发展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最高目标。这种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满足人的需要、提升人的素质、维护和保障人的切身利益、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价值标准，并以此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坚持以人为本、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为目的的社会发展观，是对25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刻的战略思维观察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产物。从根本上讲，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把握好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性，有效地处理我国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化解经济发展过程中凸显的社会问题，如城乡差别问题、就业问题、文化问题、社会公正问题、社会腐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教育和文化问题等等。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实行“人才强国”战略，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提供人们充足优质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论及有关科学发展观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时指出:“我们要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努力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把经济发展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为社会主义从根本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人的全面发展的利益。因此，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享有者，始终坚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根本在于使最广大人民真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动力。
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人类发展，即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增长并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要通过经济的增长来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它仅仅作为一种手段存在。经济增长旨在提高以人的生活质量为核心的人类发展水平，而不仅仅是提高人均GDP水平。科学发展观作为当代新发展观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成为当代发展理论的主潮。尽管当代新发展观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也许并没有直接从马克思那里“引经据典”，但它和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思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是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是内在的一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包括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理论在当代的回应。
2．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对科学发展观的规定
(1)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规定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实质
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理论归属和最高价值取向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社会分工的问题是和人的发展问题相联系的，这个问题也就成为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最核心的问题。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成为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最核心的问题，是由社会分工、人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以及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的联系决定的。本文第三章第三节已有论述。而这一理论规定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实质
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温家宝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具体展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的基本需要及其现实满足程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和价值尺度。发展意味着社会进步，发展作为我们时代的主题，基本上是指人类主体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人类为什么追求社会发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正是由于人类有客观性需要，才产生了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各种生产，其中最主要的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的需要有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其中，“物质需要即人们的物质资料的需要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基础，也是人的全部需要的基础。精神需要是人的需要区别于动物需要的重要标志，社会的发展程度越高，人们越把精神需要当作其需要的重要内容。”[104]人类需要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客观性，客观地要求经济、社会获得综合全面的发展，而人类需要的无限递增和不断再生性，则导致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永恒追求。既然社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那么，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现实满足程度便成为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尺度。正如1995年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指出的，“人民是发展的中心，我们的经济要更有效地为人的需要服务”，以“提高和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建立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框架。”以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作为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不仅是现代社会而且也是未来社会的一种必然选择。
第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和最高原则。人的发展不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目标。社会发展史说到底不过是个人和人类本质力量发展的历史，人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创造者和享有者、接受者，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我们说一个社会比另一个社会更进步，其价值判断的根据在于这个社会能够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人的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过，我们的目的是社会生产力的最高度发展和人的最全面发展。社会发展全面性的最终要求，以人的发展的全面性为目的，因而也以人的发展的全面性为标准。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因此，把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的进步和全面发展联系起来，已成为确立发展目标的关键。
(2)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规定了科学发展观的基础和前提
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关于社会分工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简化为社会生产力—社会分工—社会关系—人的发展(本文第三章第三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其实才是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及社会分工作用于人的发展的终结原因，是社会分工作用于人的发展的更深刻的根源。社会分工并不必然地导致人的发展的异化、片面化，只是在社会分工特殊的发展阶段，准确地说是在旧式分工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够发达和社会关系的异化、片面化，才会导致人的发展的异化。而要消除旧式分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
消灭旧式分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具备的第一个前提条件，也是最根本的前提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之所以是消灭旧式分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前提在于:
第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消灭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物质前提。要消灭分工就必须大大提高劳动者能力，直至每个人的能力都获得全面的发展，使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区分仅仅是凭兴趣，而非凭能力差异。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指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05]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表述了类似的思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06]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是产生真正分工的开始，也就是产生阶级的开始，那么要真正消灭分工、消灭等级或阶级，也只有消灭脑体分工才能实现，而人的全面发展正是要求每个人都具有脑力劳动能力，或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述，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批判的批判者;当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脑力劳动者的时候，脑体分工自然就会消失。随着人的全面能力的发展、脑体分工的消失，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社会公共事务和劳动的组织管理者，那么依凭着能力差异为存在条件的阶级自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所在。
第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还将造成社会财富的充分涌现，为劳动者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增多和自由地选择职业和自由地发展自己提供了可能。可以说，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来谈消灭旧式分工只会流于空诞，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如果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07]
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和基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这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前提和基础。
从物质层面上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生存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08]“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09]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断实质上说明了人和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物质的生产力，这是一切社会和人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解决好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改造自然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又具有反作用，而生产力是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从我国目前现状来看，我国还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虽然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必须以唯物史观为依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10]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完全摆脱贫困状态，这是实现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的最根本的物质前提。
从精神层面上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有精神文化的需要。精神文化的发展，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经济建设搞好了，生产力提高了，就会给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提供更充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的顺利解决创造有利条件。发展生产力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手段，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是人类向更高的社会形态过渡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的政治解放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任务则转变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才能使人最终成为生产和文化的主人;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们才会把劳动当作是自我完善的需要;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才能为人们提供极大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人们才会拥有充裕的时间用于自身各方面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直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幻想在经济尚落后的情况下去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人的全面发展只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们必须坚决地以发展经济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物质基础的增强，是人的全面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言，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这就表明，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增加物质财富的过程，是人获得发展的过程。离开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人的发展就失去了依托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不恰当地强调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发展的绝对意义，庸俗地把人的发展等同于物欲的满足，不仅背离了社会演进的规律，也玷污了人性和人格的尊严。然而，否认物质基础对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的意义，也就否认了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和条件性。在社会发展中，凭借虚幻的理想和空洞的热情不仅不能修成正果，而且酿成苦果的教训比比皆是。
所以说，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脱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以人为本就会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和保证。[111]
(3)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规定了科学发展观的特点
①社会分工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从分工出发构筑了社会有机体，论述了社会分工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多次从分工的角度论述了社会有机体，他说:“把自己的‘分散的肢体’表现为分工体系的社会生产机体，它的量的构成，也像它的质的构成一样，是自发地偶然地形成的。所以我们的商品所有者发现: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112]在工场手工业中存在着“最简单形式的协作原则:同时雇用许多人从事同种工作。但现在这个原则表现为一种有机的关系。因此，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不仅使社会总体工人的不同性质的器官简单化和多样化，而且也为这些器官的数量大小，即为从事每种专门职能的工人小组的相对人数或相对量，创立了数学上固定的比例。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在发展社会劳动过程的质的划分的同时，也发展了它的量的规则和比例性”[113]。“在机械工厂中，这个总机体的骨架却是由各种类型的机器本身组成的，其中每一个机器完成总生产过程所要求的特定的顺次进行的个别过程。”[114]而“工人本身只表现为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器官(而不是机器表现为工人的器官)，他们同死器官不同的地方是有自我意识，他们和死的器官一起‘协调地’和‘不间断地’活动，在同样程度上受动力的支配，和死的机器完全一样”[115]。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社会分工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认为，不仅分工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所有制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经过对生产力和生产过程人们交往关系历史演变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116]他们还指出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等政治上层建筑以及其他观念上层建筑的基础。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17]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结构就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三个层次的因素组成的。[118]
②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
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理论是我们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关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之间存在的相互制约关系的理论则要求我们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进行社会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关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生产和交换、分配、消费之间，效率和公正之间，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和分工结构之间，社会分工中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和人们的利益结构、需求结构之间，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国家利益之间所存在的辩证关系的理论，是我们实现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只有协调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系统的有机性和整体性，才能在发展中保持社会的和平和稳定。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规定了科学发展观的以下特点:
第一，全面性。科学发展观就是以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为依据把社会系统看作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子系统组成的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里面的这些子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它们决定着社会大系统的整体功能状况。单有某一个子系统的发展，将是不全面的、不健康的。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看来，所谓全面发展，它主要是指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地来说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不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它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应是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其他方面的发展，而社会的全面发展又必须通过人的全面发展来加以体现。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指少数人的发展，而是指所有人民都应得到公平的发展;也不仅是指当代人的发展，还包括后代人的发展;也不仅仅指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还包括满足人们在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生态生活等方面的各种价值需求，使人体力和智力上的各种潜能得到充分的展现。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经济发展又是同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紧密联系的。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但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也会反过来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只有经济发展而没有社会发展不叫全面发展，同样，只有经济和社会发展，而没有人的发展也不叫全面发展。社会有机体的全面发展又必须要协调好自然、经济、社会和人各方面的关系。
第二，协调性。科学发展观既然是以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为依据把社会系统看作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子系统组成的一个大系统，那么，在这个大系统里面的这些子系统间的协调发展就异常重要。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又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在与他事物的普遍联系之中，一个事物离开与他事物的联系，就谈不上存在，更谈不上发展。从普遍联系的观点看，事物的发展必然与其他事物相关联，只有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才能有健康的发展，否则，就是畸形的发展，甚至是停顿和倒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同样如此，讲协调发展，就是要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人与自身关系的优化，强调社会各个领域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和谐统一。据此观点，衡量一个社会是发展还是不发展，不应仅仅根据某种单一的经济指标，而应根据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环境的一系列综合指标，依据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的转型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容易造成各方面关系的不协调和失衡。目前，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和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大的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协调。二是在城乡、地区和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收入分配的失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发展，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明显提高，但在这一过程中，发展是不平衡的，确实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成为制约未来发展的主要因素。从现实经济运行的诸多结构性矛盾看，最突出的是城乡二元结构深化、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三是外需和内需的不平衡。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它就是要坚持“五个统筹”，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推进人与自然关系相协调，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相协调。任何只注重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发展，都会影响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可持续性。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自然历史过程，而且是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发展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它规定了科学发展观只能是一种可持续性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可持续性包含纵横两方面要求。从空间上说，它认为社会发展，应该是把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等多层次、多方面的矛盾加以整合，使之成为具有自我再生能力的持续性发展。从时间上说，社会发展应该是当代发展和未来发展的统一，实现人民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也就是把社会主体的人看作是一个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人的整体，要求不仅要从当代人、当代社会发展的角度评价发展的问题，还要从未来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角度评价发展问题。
从发展的时间上看，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具体的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具有客观规律性的一面，又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一面，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并且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由此，科学发展观又进一步强调可持续发展。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指社会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和发展，而且要持续地满足后代人的需要和发展，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和发展的能力构成威胁和危害，确保人的需要和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地说，主要就是指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考虑环境、自然资源，保持人和社会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保护资源和改善环境，使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能持续进行下去，这是科学发展观从纵向关系上对发展的一种把握。坚持可持续发展，就要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经济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各方面之间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持续发展下去。坚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注重保持两种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持续性，一是物的资源，二是人的资源，轻视了物的资源不行，轻视了人的资源也不行。科学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观，它抛弃了那种通过对自然的无限征服和索取来实现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发展观和价值观，而强调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要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发展是要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要以持续的和长远的获利作为发展观的一种重要衡量标准，任何只顾眼前好处而不计未来损害的所谓发展，都不应被视为是科学、理性的发展。[119]
3．如何实行和坚持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真正克服了传统社会主义观“重物轻人”的弊端。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不仅是在口头上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标追求这样一种精神理念，更重要的是党中央已经把“以人为本”作为了一种务必落实在实际工作中的基本原则。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生产力发展，还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完善，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不可能完全做到，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只能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正因为如此，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就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从现在就开始，从具体事情做起，把这一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各项工作中，以人民的利益为本，时时处处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理解人，围绕人们的生存、享受和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实现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
实行和坚持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科学发展观着眼于破解新的发展难题，在发展举措上有了新的选择。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同时，我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为破解各种发展难题提供了新的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是硬道理”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是，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产生了种种误区，如“高速度就是发展”，“建设规模大就是发展”，“GDP上去了就是发展”，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理解为“增长就是硬道理”，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看成是“以速度为中心”等。认识上的误区导致了实践中的偏差。不少地方盲目追求经济指标、GDP增长，忽视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急功近利，不惜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追求产值，严重歪曲和背离发展的宗旨。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发展速度与发展效益、发展数量与发展质量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发展相协调，人口增长与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相适应，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了发展观念的重大转变。[120]
第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我国过多地注重经济增长，造成资源大量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生态进一步恶化。从“九五”到“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有了较大转变，但近两年来良好局面又有所倒退。科学发展观强调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发展战略、发展道路的重大转变。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主要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筹各方面发展，正确处理各种发展关系，促进全面发展，实现了发展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121]
第二，要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但是要看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还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一是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亟待扭转。二是很多人存在将发展等同于增长的错误认识。似乎发展就是增长，从而造成了经济高增长、社会低发展的失衡局面。三是社会经济秩序的规范问题变得日益突出起来。四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日益突出。科学发展观突出以人为本，正是抓住了发展的核心和本质。为此，要逐步增加各项社会发展、生态资源、环境建设的投入，特别是要加大对社会管理和公共卫生、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对那些能够帮助贫困群体、失业群体和弱势群体重新融入社会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重新获得机会发展的项目，更应给予优先考虑，尽快形成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第三，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经济的和谐统一，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我们无法设想，在一个工业文明高度发达但人民利益存在严重对立和冲突的社会里，人与自然的关系会处于和谐状态。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其一是建立相互尊重、理解、信任和关心的良好人际关系。其二是要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其三，必须关注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其中最根本的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即提高人的教育水平、文化品位、精神追求、健康素质和道德修养等等。[122]
【注释】
[1]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19页。
[2]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页。
[3]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4页。
[4]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4页。
[5]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页。
[6]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0页。
[7]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4页。
[8]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1页。
[9]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34页。
[10]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1—9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12]刘群、孟永:《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与文化》，巢湖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3]侯钧生、韩克庆:《西方社会分层研究中的两种理论范式》，《江海学刊》2005年第4期。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2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8页。
[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1页。
[1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3—394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5页。
[19]乔榛:《马克思分工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种范式》，《经济学家》2005年第3期。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
[21]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22]侯风云:《马克思分工理论及在经济分析史中的地位考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0—39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
[25]威廉姆森:《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的考察》，载陈郁编《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2—3页。
[26]侯风云:《马克思分工理论及在经济分析史中的地位考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28]杰里米·里夫金:《工作的终结:后市场时代的来临》，王寅通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29]杰里米·里夫金:《工作的终结:后市场时代的来临》，王寅通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页。
[30]张圣兵编著:《全球化进程中的就业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217页。
[31]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页。
[32]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页。
[33]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36]王伯鲁:《广义技术视野中的社会分工问题解析》，《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年第2期。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9—40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9页。
[40]参见陈汇:《马克思主义交往观及其现代启示》，《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4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9—100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90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5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5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57]〔韩〕赵永植著，清玉等译:《重建人类社会》，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58]〔韩〕赵永植著，清玉等译:《重建人类社会》，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1页。
[60]〔美〕E·弗洛姆著，孙凯祥译:《健全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61]〔美〕E·弗洛姆著，孙凯祥译:《健全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62]〔美〕E·弗洛姆著，孙凯祥译:《健全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63]〔韩〕赵永植著，清玉等译:《重建人类社会》，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64]〔韩〕赵永植著，清玉等译:《重建人类社会》，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6页。
[65]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判》，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66]〔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著:《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67]〔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著:《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
[68]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232—233页。
[69]〔英〕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在边缘:全球资本主义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中文版，第141页。
[70]联合国计划发展署:《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71]参见张世鹏:《20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72]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69、70页。
[73]参见张世鹏:《当代西欧工人阶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82页。
[74]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72页。
[75]参见马丁·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76]〔德〕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77]〔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78]〔美〕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7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80]参见林剑:《论人的社会交往与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
[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4页。
[8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83]许苏静:《论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南京经济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8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8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8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8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8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86页。
[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9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
[9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
[92]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
[93]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
[94]转引自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
[95]伍保平:《加快城乡两元经济结构的转变》，《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96]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9页。
[9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98]余天心、王石生:《城市化水平落后15年专家分析城乡二元结构由来》，http://eblog．nease．net/cshsplh．htm
[99]黄范章:《中国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将扮演什么角色》，新华网2003年4月8日。
[100]宋萌荣:《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分析与现实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选择》，《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101]《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3年。
[10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10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104]鲍宗豪、张华金等:《科学发展观论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10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10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06页。
[10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10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
[10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1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111]刘小容:《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及其意义——以唯物史观为视角》，《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6页。
[1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4页。
[1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3页。
[1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6页。
[1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
[1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118]吴元梁:《唯物史观: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哲学研究》2005年第7期。
[119]刘小容:《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及其意义——以唯物史观为视角》，《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120]朱灿明，刘章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论邓小平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21]朱灿明，刘章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论邓小平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22]刘小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及其意义——以唯物史观为视角》，《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