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的价值观冲突

(二)全球化中的价值观冲突

毋庸置疑，全球化确实包含着普遍化、趋同化、同质化、一体化的趋向。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全球化运动必定以某种价值认同为前提和基础。并且，价值认同本身就是全球化所包含的普遍化、同质化趋向的体现。但是，全球化并不等同于普遍化、趋同化、同质化和一体化，它同样也包含着特殊化、异质化。事实上，在全球化中，“社会在有些(主要是经济和技术)方面在趋同，在有些(主要是社会关系)方面在趋异，而且，从某种特定意义上说，还有一些方面维持原样”^[5]。全球化中的这种特殊化、异质化趋向也表现在价值观的变化上，故而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并没有带来某种一元化的全球价值观。在全球化运动中，与上述价值认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球范围内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

从现象上看，价值认同与价值观冲突并存于全球化过程之中，前者是全球化中的普遍化、同质化趋向在价值观变化上的表现，后者是全球化中特殊化、异质化趋向在价值观变化上的效应。但就其实质而言，全球化中的价值观冲突是前述价值认同的必然结果。一般来说，价值观变化的特殊化、异质化趋向只会促成多元价值观的同时并存，而并不一定导致各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全球化中之所以出现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是与全球化中价值认同的特殊性质密切相关的。正如前述，迄今为止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实质上是对西方价值的认同，而这种性质的价值认同必然导致不同价值观、特别是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在近代全球化进程开始以前，在以往地球上的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彼此之间相互隔离的状态下，各个民族和国家价值观之间的差异早已存在，但这种差异即每一种价值观相对于其他任一价值观的特殊性和异质性基本上还并不构成什么问题。近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运动的发展，价值观上的差异日渐成为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普遍交往、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性发展的巨大障碍。正是为了消除这种障碍、抹平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价值观上的差异，使西方资本和商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力图以各种强制的和非强制的方式使非西方国家的人们认同西方价值。但是，一旦全球化中这种对西方价值的认同危及非西方民族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从而使这些民族和国家的人们陷入精神上无可归依的状态时，西方价值观普遍化诉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就会受到人们的质疑和诘问，并由此激发价值观变化的特殊化和异质化趋向。可见，全球化中价值观变化的特殊化和异质化趋向并不是自发产生的、与普遍化和同质化趋向并存的东西，而是由普遍化和同质化趋向激发起来的、对这种普遍化和同质化趋向的自觉回应，质言之，它就是对西方价值观全球扩张的对抗，因而它必然引起不同价值观、特别是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在这里，全球化中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表面上是由价值观变化的特殊化和异质化趋向引起的，实质上却是由价值观变化的普遍化和同质化趋向即对西方价值的认同必然导致的。

在全球化运动中，价值认同引发价值观冲突是以民族认同或民族文化认同为中介的。虽然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与民族认同都属于认同的范畴，但它们实际上正好代表了全球化所包含的普遍化和同质化与特殊化和异质化这两种相反的趋向。民族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民族认同是面对全球化的冲击而对本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的守护，它实际上是特定民族在普遍化和趋同化的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寻根固本的活动。因此，在全球化的话语系统中，“‘民族认同’实际上应该被理解为‘民族认异’，即一个民族确定自己不同于别人的差异或他性”^[6]。如果说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代表的是与异质化相对立的同质化、与特殊化相对立的普遍化，那么，全球化中的民族认同则正好代表与同质化相对立的异质化、与普遍化相对立的特殊化。令人感兴趣的是，近代以来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作为全球化之前提和基础的价值认同的强化，不仅始终没有淡化或消解掉民族认同问题，反而一次又一次激起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和认同追求。并且，全球化运动中的价值认同越广泛，与之对立的民族认同问题就会愈突出，由此引发的不同民族的价值观、特别是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也就愈普遍和激烈。所以，“全球化促进或者说包含与异质化相对立的同质化、与特殊化相对立的普遍化的程度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是复杂的”^[7]。

在考察全球化中的价值观冲突问题时，全球化所包含的与同质化相对立的异质化、与普遍化相对立的特殊化的程度问题，同样也是极为重要的。全球化中价值观变化的特殊化和异质化趋向原本是由对西方价值的认同激发起来的，是对西方价值观普遍化扩张的对抗，但如果它超出了民族认同的范围，把某种不同于西方价值的另一种特殊价值加以绝对化，从而演变成以另一种价值观的普遍化诉求来替代西方价值观的普遍化诉求的趋向，也会使全球化中的价值观冲突变得异常激烈和复杂。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当代全球化中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及其社会后果上。“原教旨主义也是全球性之产物，而且尽管它可能采取表面上反全球的形式，但它通常也具有全球性之明显特征。”^[8]原教旨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全球化或全球性，它反对的是西方价值观的全球化和按照西方价值标准建构的全球性，而追求自己所肯认的价值观(某种原教旨)的全球化，主张按照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重建全球性。换言之，原教旨主义所代表的就是一种把自己所认同的一套价值绝对化，并力图以自己所肯认的价值观的普遍化诉求来对抗和替代西方价值观的普遍化诉求的趋向。在当代全球化中，原教旨主义的盛行不仅空前地加剧了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的冲突，而且也带来了或预示着每一种原教旨主义所肯认的价值观与其他所有的特殊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代的全球性社会中，当出现多种价值观的普遍化扩张时，价值观的冲突必然演变为激烈的社会冲突。

全球化中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之间、特别是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而对于非西方落后国家而言，西方价值观与本民族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又往往是和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即现代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纠缠在一起的，并经常以后者为中介。虽然“全球化”与“现代化”具有不同的内涵，前者具有某种空间或地理范畴的性质，是指从区域到全球；而后者则具有某种时间或历史范畴的性质，是指从传统到现代，但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过程与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实现了内源型的现代化，并按照资本主义扩张的内在逻辑和凭借其先发优势，强制或引诱非西方国家认同西方价值，力图把西方价值观念普遍化和全球化；一些非西方落后国家则一方面努力启动或多次启动强迫型、追赶型等外源型的现代化，并由此在不同程度上认同西方价值，另一方面在西方价值观普遍化扩张的重压下又不断出现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和认同追求，而民族文化认同说到底还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其核心价值的认同。因此，在这个全球化与世界现代化基本相重合的过程中，“‘西方’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普遍’的代号，‘现代西方’则象征着‘普遍的现代化’。通过这样的转换，认同‘西方’变成了认同‘现代’。”^[9]与之相应，全球化中非西方落后国家面临的本民族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冲突，往往也就直接表现为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作为对西方价值观普遍化扩张之回应和对抗的极端化形式，原教旨主义之所以是“反现代的”，就在于其看到了并特别强调全球化中现代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之间的表里关系。也正因如此，所以本土与外域、传统与现代这两对范畴及其相互关系成为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论争中的一个焦点问题。面对上述当代全球化中复杂的文化价值观冲突，文化进化论主张在理解不同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时将地理范畴(本土与外域)转换为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而文化相对主义则要求人们将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转换为地理范畴(本土与外域)。虽然文化进化论和文化相对主义各有其弊端，其中，前者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后者则具有文化保守主义性质，但二者都看到了当代全球化中不同民族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特别是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是与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紧紧缠绕在一起的事实，并都力图对这一事实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说明。

总之，全球化中的价值观冲突与价值认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价值认同的性质和形式决定了价值观冲突的必然性及其具体内容。在全球化运动中，无论是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冲突、特别是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还是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都直接根源于人们对西方价值的认同亦即西方价值观的普遍化扩张。而人们对西方价值的认同愈广泛，各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也就愈普遍、愈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