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已开始在后现代哲学的语境中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主要见解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从“天人相分”到“人化自然”。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语境中，人们为了把“天”从“魅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常把“天人相分”，即肯定“人”与“天”的漠不相关的状态视为正确地理解并阐释“天”的起点。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也包含着另一种危险，即遮蔽了“天”与“人”之间的始源性的、内在的关系。如前所述，“人”从来不在“天”之外，而是始终内在于“天”的，用当代哲学的用语来表达，人类自诞生以来，从来就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具有的人的本质。”[23]人在被社会教化的过程中逐步从自然存在物转化为社会存在物，这使男女之间的关系也打上了社会的烙印，但只要我们承认人是一种高等动物，那么人从属于自然，或者说，人在某些方面具有自然属性，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只肯定“天人相分”，从而替“天”祛魅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意识到，“人”在“天”内，“天”由“人”成。换言之，“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假如人们对后一个方面没有充分的认识，就不可能对“天”(自然界)与“人”的关系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当然，仅仅认识到这些方面仍然是不充分的，在对“自然界”与“人”的关系的理解上，我们应该把自己提升到马克思所说的“人化自然”的思想高度上。事实上，人不仅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又能通过自己的目的性活动对自然界进行改造。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界已在越来越彻底的程度上被人化了。尤其是在后现代哲学的语境中，人们思考的出发点已不再是“天人相分”，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化自然”。也就是说，在当今时代，只有从“人化自然”的观念出发来探讨“天”、“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探讨才不会流于空谈。
第二，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直接反思到以实践、工业为媒介物的间接反思。在中国古代哲学的语境中，人们总是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仿佛在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任何媒介物。但在现代哲学，尤其是后现代哲学的语境中，人们始终是通过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即生存实践活动这一媒介物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也就是说，人并不是自然的消极的旁观者，而是自然发展的积极的干预者，因为人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不得不从自然中获取自己的必需品。尤其是随着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重要形式——工业的形成和扩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了。因为正是通过工业这一媒介物，一方面，人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另一方面，自然环境、生态和资源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从而归根到底给人在自然中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危机。正是后现代理论，通过对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尤其是工业化活动的深刻反省，主张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转化为伴侣的关系。这就启示我们，在后现代的哲学语境中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媒介物上。实际上，这种焦点的转移正体现出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
第三，从单纯自然科学的眼光到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并重的眼光。在后现代哲学的语境中，人们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探索不再停留在单纯自然科学的角度上，而是努力把自然科学的视角与人的科学的视角综合起来。众所周知，马克思早已把社会理解为人与自然的本质上的统一，而人无论是作为探索的主体还是探索的对象，都是社会存在物。在这个意义上，人与自然的任何关系都是以社会生活为基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24]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解决好“天”、“人”关系的真正钥匙在社会生活中。只有把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紧密地结合起来[25]，在全球范围内确立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环境法规，人类才能有效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方式，真正地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自然的真正的伴侣和守护者。
【注释】
[1]本文原来的标题是《人在天中，天由人成：对天人关系的含义及流变的新反思》，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1期。
[2]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3]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4]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5]有趣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尽管人们经常以为自己在与别人“聊天”，但在这样的活动中，他们几乎很少涉及“天”，甚至也不像西方人那样喜欢谈论“天气”，而是热衷于谈论“人”或“人事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聊天不谈天，而是专谈人。这一现象似乎也启示我们，“人”从来就不在“天”之外，而是在“天”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谈“天”也就是谈“人”。
[6]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7]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
[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7页。
[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7页。
[1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16页。
[11]其实，杜林先生在1865年出版了题为《自然辩证法》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这部著作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杜林先生的“自然辩证法”的德文表达式是die naturiliche Dialektik；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德文表达式是Naturdialektik，而前苏联的梁赞诺夫在出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时用的德文表达式则是Dialektik Der Natur。参阅拙文《论两种不同的自然辩证法概念》，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3期。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恩格斯之所以强调人们应该去认识“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是因为他认为可以“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17]尽管马克思本人没有使用过“人化自然辩证法”这一术语，但他把“人化自然”理解为唯一现实的自然，因此，他对自然界的辩证法运动的思索只能以“人化自然”作为载体，也就是说，只能是“人化自然辩证法”。参阅拙文《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辩证法》，载《学术月刊》1992年第12期。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1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25]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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