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来源与第四个组成部分

第二节　第四个来源与第四个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在列宁已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之外，马克思主义还有第四个主要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那就是英、美、德、俄的人类学思想。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宝库中，人类学乃是一个重要的传统。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对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从而使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受到这方面思想的重大影响。马克思的父亲在1835年给马克思的信中就提到过康德的《人类学》^[5]，而马克思在大学求学时，很早就对人类学的课程发生了兴趣，据马克思的《柏林大学毕业证书》记载，马克思在1836—1837年度的冬季学期听了斯特劳斯教授讲授的人类学课程，其听课的态度是“勤勉”。1837年，马克思在《献给父亲的诗册》中，写下了题为“医生的人类学”的诗篇^[6]。后来，在费尔巴哈的人类学思想的感染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使用了“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7]这样的新概念。在作为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形成的标志之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也指出，历史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而“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8]马克思对人类史的重视是与他对人类学的兴趣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感兴趣的人类学本质上还是哲学人类学，而主要诉诸经验和田野调查的实证人类学尚未发展起来。

正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一个注中所指出的：“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9]在这里，恩格斯主要从古代社会组织逐步被发现的角度论述了实证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如果从总体上考察，实证人类学主要是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1859)出版后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实证人类学的研究盛极一时，对当时英美和欧洲思想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对人类学的实证材料的兴趣远在实证人类学产生之前就已形成了。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被迫移居伦敦，开始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大量实证资料，这一研究自然而然地使马克思对人类学的兴趣从哲学层面转向实证层面。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之前的各种形式”的论述表明，早在《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前，马克思已通过对大量历史著作、军事著作、法学著作和经济学著作等提供的实证资料的阅读，对古代社会的人类生活状况作了深入的研究。

从19世纪60年代起到逝世前，马克思阅读了实证人类学方面的大量著作，如巴霍芬的《母权论》(1861)、毛勒的《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庄户制度史》(1862—1863)、麦克伦南的《原始婚姻》(1865)、泰勒的《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产生的研究》(1865)和《原始文化》(1871)、达尔文的《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1871)、格莱斯顿的《世界的少年时代》(1869)、梅恩的《东方和西方的农村公社》(1871)、摩尔根的《人类家庭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1871)、班克罗夫特的《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居民》(1875—1876)，等等。晚年马克思比较重视并在阅读中做了大量札记的人类学著作是：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1879)、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1880)。这些札记构成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主要内容，它们和马克思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的其他论述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把英、德、美、俄的人类学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主要是基于以下的理由：

第一，如前所述，英国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研究虽然为马克思研究近代欧洲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思想资料，但是，近代欧洲社会毕竟是中古乃至远古的欧洲社会演化的结果，不熟悉以前的社会形态，要对欧洲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概貌作出判断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在与马克思一样透彻地研究了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人类学著作《古代社会》后，对这本书的理论意义作出了高度评价：“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10]当然，摩尔根的功绩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他之前，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的《母权论》已经揭开了家庭史研究的帷幕，特别是他通过对历史和宗教传说的研究，发现了人类原始状态中的群婚制，当然，这一重大的发现还常常和他的许多其他幻想纠缠在一起。接着，英国人类学家麦克伦南在《原始婚姻》一书中进一步揭示出蒙昧人中存在的“外婚制”现象，并认定母权制的世系制度是最初的制度。稍后，英国人类学家拉伯克在《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认定群婚制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所有这些都为摩尔根的伟大发现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摩尔根开辟了从亲属制度入手来恢复相应的家庭形式的新的研究途径；另一方面，他通过对美洲印第安人氏族的研究，发现母权制氏族乃是后来建立的一切父权制氏族的前提。这一发现“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11]恩格斯还认为，摩尔根的这一发现堪与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媲美。这充分表明了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极端重要性，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正是专注于近代欧洲社会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所无法包容的；同时也表明，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游离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之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目光并不局限于近代欧洲社会，而是及时地研究并吸收了同时代的人类学研究成果，用以充实、丰富并发展自己的理论。晚年马克思停下了《资本论》的写作而大量阅读人类学的著作，晚年恩格斯撰写《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以执行马克思的“遗言”，这些现象都表明，人类学的研究已经构成他们整个学说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第二，正是人类学的研究使马克思的理论视野扩大到整个非欧社会，尤其是东方社会的全部历史阶段，从而揭示了非欧社会、尤其是东方社会的发展规律。早在1853年6月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通过对有关东方社会的历史、经济、法律、宗教等方面的著作的研究，已引申出这样的结论：“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12]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仅把东方社会的生产方式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把它列入到“前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中，而且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揭示了亚洲社会的发展总是停滞不前的奥秘：“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13]在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异。比如，在对俄国人类学家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的阅读中，马克思评论道：“由于在印度有‘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罗马就是证明)和荫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14]马克思坚决反对把欧洲社会研究中抽象出来的基本概念，如“封建主义”等概念，简单地套用到东方社会上去。他通过对人类学所提供的各种实证资料的研究，揭示了东方社会演化的不同路向和特殊规律。所有这些都表明，对英、美、德、俄的人类学的探讨对马克思主义说来并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其学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第三，只有承认英、美、德、俄的人类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来源和主要组成部分，才能完整地说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初次出版后，西方出现了“两个马克思”的新理论，把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人道主义”而与作为“科学主义”的成年马克思的思想对立起来。这一虚幻的对立之所以产生，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当时西方的学者对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尚缺乏了解。自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德于1972年首次出版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以来，这一虚幻的对立也就自然而然地消解了。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表明，人道主义与科学精神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不但不是对立的，而且还是始终融贯在一起的。这些笔记还表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经历了青年时期(主要是哲学研究和批判)、成年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晚年时期(实证人类学研究和批判)这三个不同的阶段^[15]。晚年马克思的思想既体现出人道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高度统一，又体现出马克思对全人类的生存状况，特别是对东方社会的生存状况的愈来愈多的关注。显然，撇开晚年马克思对人类学的研究来考察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全面或不充分的阐释。

由此可见，把英、美、德、俄的人类学思想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乃是我们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必然会引申出来的结论。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人类学这四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呢？一方面，新哲学观——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人类学奠定了思想基础。众所周知，当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去探究经济学时，便发现了剩余价值，而正是这一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与此同时，由于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这就为以前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古代社会，甚至原始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奠定了思想前提。实际上，马克思的名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6]表达的也正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人类学的研究又倒过来促进了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深化。比如，在写于1847—1848年初的《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句话：“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段斗争的历史。”^[17]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的英文版中给上面这句话加了这样一个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18]因为人类学的研究已经表明，在原始社会中，并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恩格斯的这个注表明了人类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端重要性。不用说，晚年恩格斯的人类学研究，尤其是他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的探索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正是英、美、德、俄的人类学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舍此，我们就不能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