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怎样提出和运用总体性理论的

第七讲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怎样提出和运用总体性理论的?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的关注，除了理论研究方面的原因之外，还出于我们对现实生活的两个认识。其一，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在于个人竞争力的差异，有的人能够非常成功，有的人则一生默默无闻，抛开外在因素不谈，从主观因素看，主要是一个人把握事物能力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一生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总体把握事物的能力。对事物的观察和把握能力主要是一种总体性能力，即能否总体地、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世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我们能够感悟到这一点。其二，近年来我们的治国方略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强调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如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要使这些治国方略成为现实，那就必须寻找理论依据，如果没有一种新的哲学思维作基础，它们就成为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我们认为，理论依据之一就是总体性理论。

一

对于总体性原则的推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取向之一，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论述了总体性问题，可以说，强调总体性是贯穿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根主线。自从卢卡奇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即主客体相互作用辩证法;而主客体相互作用辩证法的特征之一就是总体性以来，几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都强调总体性。所以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把握了总体性理论也就把握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也就把握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或者说，也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比较推崇并认真研究总体性理论的有五人，这就是:卢卡奇、柯尔施、列斐伏尔、萨特、阿尔都塞。有意思的是，我们都知道，阿尔都塞与其他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不一样的，他们断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阿尔多塞则断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人道主义;他们推崇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阿尔多塞则推崇马克思的晚期著作。但是，在总体性问题上，阿尔多塞和他们的看法是一样的，尽管论述问题的背景和提出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下面简单阐释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观点。

卢卡奇和柯尔施可以视为一种类型，他们提出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主要内容就是总体性。无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代背景，大家是熟悉的，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对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总结。在探讨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时，卢卡奇等人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并把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关键原因归结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丧失。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之所以丧失了阶级意识，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方式的变化，二是因为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和宣传。就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方式而言，当时西方社会已经不再主要依靠以暴力和专政为核心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统治，而是主要依靠市民社会下面的意识形态来统治，从而导致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生异化。那么，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异化呢?就是无产阶级丧失了总体地、全面地把握问题的能力，再也不可能预测未来，也不会看到历史的过去，只看到现在;况且，在看待现在时再也没有了总体性眼光，只能就事论事。卢卡奇等人称之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原子化”、“割裂化”，实际上是把异化归结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丧失，而最主要的是总体把握问题能力的丧失。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主要途径，归结为如何让无产阶级重新获得总体把握问题的能力。就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宣传而言，第二国际理论家错误地理解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解为科学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理论、经济理论，从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果是“见物不见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很多功能，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指导无产阶级总体地、全面地把握问题。因此，卢卡奇等人试图通过恢复总体性理论来克服无产阶级的物化，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试图通过恢复主客体相互作用辩证法，从而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由此可见，卢卡奇、柯尔施是通过探讨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而重新提出和研究总体性理论的。

列斐伏尔是研究日常生活的哲学家，他一生都致力于日常生活批判，克服人的异化，做“总体性的人”，或者说，列斐伏尔的理论主要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揭示与克服日常生活的异化是他一生研究的主线。他通过研究日常生活发现，现代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严重地异化了，这种异化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直接导致了人的存在的分裂，即人的存在的分裂化、片面化。列斐伏尔不仅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异化，而且探讨了如何克服日常生活异化的途径，即如何克服人的存在的分裂化和片面化。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总体的人”概念，并试图用这个概念取代现实生活中存在分裂的个体。应该说，“总体的人”概念取自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那里，马克思讲到: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本质。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所讲的“总体的人”、“完整的人”概念很重要，因而要研究马克思的总体性理论，尤其要研究马克思的“完整的人”概念，并且要用“总体的人”取代现代社会中片面化的人。他认为，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就是“总体的人”，这样的人的形成标志着异化的结束。可以看出，列斐伏尔在这里讲的“总体的人”和马克思讲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是一致的。

萨特也非常注重研究总体性理论，《辩证理性批判》和一些论文如《科学和辩证法》都用很多篇幅来论证这个问题。萨特谈总体性主要是通过研究辩证法的形式，在研究辩证法的过程中提出总体性理论。萨特批判和否定唯物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确立人学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在论述什么是真正的辩证法或人学辩证法时，他认定辩证法只能来源于个体实践;当论及辩证法的内容时，他称辩证法为总体性运动，即社会的总体性运动本身构成了历史辩证法。在他那里，个体实践也是总体性，它构成了整个社会的总体实践。所以，萨特将辩证法的主要特征和内容归结为对总体性的强调。

和萨特一样，阿尔都塞也极力推崇总体性，并把总体性与结构性结合在一起，批判人本主义倾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主张用总体性方法研究马克思思想。通过对当时关于马克思主义错误理解的批判，阿尔都塞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探讨为什么人们会对马克思主义有错误的理解?例如，人们往往把马克思早期手稿当作是整个马克思的思想，认为早期手稿中的思想如人道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阿尔都塞指出，这些做法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在于这是一种“分析目的论”的错误，即在研究马克思的著作过程中首先预设了一个目的，然后从这个目的出发采用分析的方法(把手稿加以割裂，指认手稿中哪些是黑格尔的痕迹，哪些是费尔巴哈的痕迹，哪些是马克思超越他们的东西，然后得出结论说:尽管手稿中马克思具有黑格尔、费尔巴哈的痕迹，但马克思超越了他们，所以手稿是马克思的光辉著作)。阿尔都塞认为，要给予马克思的著作以正确阐释，关键在于阅读方法。在这里，阿尔都塞试图推倒分析目的论，提倡一种总体性方法。什么是总体性方法呢?阿尔都塞举例说，要把手稿当作一个总体来看待，通过对手稿的解读，找到贯穿于手稿中的“问题框架”，即主题思想。关键在于要用总体性方法看到一部著作中的各种思想是内在联系着的，是服从一个核心的。所以，阿尔都塞解读马克思手稿得出的结论是:手稿的“问题框架”是黑格尔、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这样看来，手稿就是马克思还没有形成正确世界观之前的著作。按照阿尔都塞的方法，我们在研究一个人的思想或读一本书时，关键在于从总体上把握研究对象。阿尔都塞的这种总体性方法与其后来的因果观有关系，其结构因果观反对线性因果观，包括他提出的社会领域的多元决定论都和这个总体性方法有关系。

当然，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存在两个理论难题，一个是当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总体性方法时，往往和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联系在一起。这里的难题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与总体性方法的关系?如何评价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或者说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对于这个问题是有分歧的。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总体性方法，是沿着马克思的道路前进，还是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具有强烈的黑格尔色彩，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是以黑格尔眼光来看待总体性问题的。但如何看待与黑格尔的关系，也是总体性理论的一个难题。

二

概括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他们如何把总体性视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二是他们如何将总体性意识视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三是他们如何将物化意识视为总体性意识的对立面，物化意识和总体意识的关系如何?在这里，我们以卢卡奇和柯尔施为代表，从他们的总体性理论的阐发中揭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的具体内容。

20世纪20年代初，中欧、西欧国家仿效苏联十月革命模式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失败，从而使革命形势陷入低潮。卢卡奇、柯尔施等党内知识分子从自己切身经历出发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并试图通过把握总体性来复兴革命。他们提出的总体性理论曾经被人们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支柱，但对其真正的理论价值一直没有很好地研究，更不要说充分地阐发。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理论的现实意义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对正在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民来说，这一理论更是具有毋庸置疑的启发作用。

(一)

第一，卢卡奇、柯尔施把总体性视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卢卡奇明确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性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性范畴对于各个部分的决定性的支配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加以创造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柯尔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或者说，它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其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总体，其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总体。总之，在卢卡奇、柯尔施看来，具体的、总体性观点是马克思对于辩证法的最重要贡献，如果只关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忽略了支持这些批判的总体性观点，那将会失去马克思思想中最富创造力、最具革命性的本质。只要分析一下《资本论》的基本思路，就可以看出卢卡奇、柯尔施把总体性视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是正确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经济关系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都放入这个有机整体中进行考察。“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¹⁾而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方式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而只有对社会的统一体有所把握，才能够历史地理解社会关系的变化过程。正是由于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环节始终放在关联整体中进行理解，所以他才会将《资本论》视为“一个艺术的整体”⁽²⁾。实际上，不仅《资本论》，而且马克思的其他一些著作也贯穿着总体性视角。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也明确提出，人们越往前追溯历史，进行生产的个人也就越表现为不独立，而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生产的主体，即社会主体总是在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的生产的总体。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到，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³⁾尽管在很多地方马克思没有直接用“总体性”概念，但许多论述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一范畴展开的。毫无疑问，总体性原则确实是从青年马克思到晚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条不变的线索。由于卢卡奇等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方法，所以他们指出，既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是总体性原则，那么，总体性原则便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卢卡奇有这样一段名言:“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⁴⁾他这里所说的方法，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即总体性方法。在他看来，只有坚持总体性辩证法，才有资格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

第二，卢卡奇、柯尔施强调总体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主要内容，他们非常重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那么，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简单地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核心就是“对总体性的渴望”。他们认为，阶级意识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具体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而与对自身历史地位的感觉有内在联系。所以，阶级意识完全不同于工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意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能是渴望总体性。这样，他们就将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论证变成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至关重要性的论证，又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至关重要性的论证变成对无产阶级把握总体性的决定一切的论证。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分水岭就是在于能否把握总体性。例如，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缺乏总体性，割裂过程与目标的统一。只有无产阶级产生了总体性的阶级意识，并据此为自身争取生存、发展权利而改变世界的时候，历史发展才真正从自发走向自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与对历史的总体把握，是历史发展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那么，为什么总体性原则最终只能为无产阶级所掌握呢?卢卡奇是这样回答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能够看到社会的整体，“只是因为对无产阶级说来彻底认识它的阶级地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它的阶级地位;因为这种认识是它的行动的必要前提，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才同时产生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和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进化的总过程的学说”⁽⁵⁾。卢卡奇在这里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诚如他所说的，掌握辩证法，对历史进行总体的理解和把握，是无产阶级内在的、本质的要求。当无产阶级开始意识到改变世界、解放自己的救世主只能是无产阶级自己时，对总体性的渴望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第三，卢卡奇、柯尔施把物化意识作为总体意识的对立面加以抨击。他们认为，历史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把握总体性范畴，但实际上，无产阶级往往不具备这种意识。那么，原因何在呢?卢卡奇认为阻止无产阶级把握总体性的，便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卢卡奇从《资本论》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中，推出自己的物化理论。他把物化定义为:“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⁶⁾这可以看出，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接近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但就论述物化的具体表现而言，他是把物化作为总体性的反面来描述的:物化就是总体性的破坏。在这里，卢卡奇又借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关于在社会异化初期普遍物被分割为个体原子的论述，断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工人的原子化。他指出，在资本主义高度合理化的大工业生产中，随着生产的客体被分割为许多部分，生产的主体也被分割为许多部分，这样，工人就成为机械系统的一个零件，成为孤立的抽象的原子。这种原子化倾向一直深入到工人的灵魂之中去，以至于形成了一种物化意识。一旦被这种物化意识所支配，无产阶级就再也看不到社会总体发展趋势，只能被局部的、眼前的利益牵着鼻子走。就是说，主体面对客体只能沉思默想，而看不到主客体统一的和谐状态。在这里，卢卡奇进一步将实证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物化意识的主要表现。因为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乃是崇拜事实的方法，但从事实中是得不出总体意识的，只能孤立地、片面地、专门化地考察事实。这样考察的结果，必然是主体只能沉思默想地面对独立的客体，而无法看到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的总体。卢卡奇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统治的，这样，整个社会就成为一个合理化的、系统化的，并且是按照永久的、铁一般的规律进行运转的结构。人们只能适应而不能超越这个结构，从而陷入一个支离破碎的系统中而不能自拔。在这里，卢卡奇不但正确地分析了作为总体意识的对立面的物化意识的主要表现，而且还精辟地揭示了这种物化意识的形成过程及其危害性。

以上三个方面，就是卢卡奇、柯尔施的总体性理论的基本要点。应当说，尽管这一理论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加以黑格尔主义化曲解的倾向，但由于这一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长期被人们忽视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总体性原则揭示了出来，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核心内容，即总体意识清楚地呈现于人们面前，所以它理应受到重视和推崇。通过卢卡奇、柯尔施的这些论述，我们认识到，他们要求恢复总体性意识，并以此作为复兴革命的必由之路，理由是充分的。

(二)

卢卡奇、柯尔施既是理论家，更是革命活动家。他们研究总体性理论，绝对不会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为了实践需要才去研究这一理论，从而把重心放在如何运用这一理论指导革命实践上。卢卡奇这样说道:“这种辩证的总体观似乎如此远离直接的现实，它的现实似乎构造得如此‘不科学’，但是在实际上，它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因此，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⁷⁾对我们具有启发作用的，不仅在于他们将总体性原则视为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正确方法，更重要的是他们运用总体性方法理解和说明现实，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革命策略。

第一，卢卡奇、柯尔施要求把当下任务与长远目标结合在一起，把当前工作放到历史的总体中加以理解。他们谈到了总体的诸多方面，但最重视总体的历史维度，强调总体性原则的核心内容是历史性。所谓历史性，就是指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从而要真正理解当下人的活动，只有把其置入历史的总体之中。总体性原则体现在当下，就是要将每一个当下理解为历史的总体。当下既是历史链条中的一环并包含着从前所有的经历，又是自立于从前而对未来的展望。总体性原则是理解当下与历史之间辩证关系的钥匙。卢卡奇指出，无论研究一个时代还是研究一个专门学科，都无法避开对历史过程的统一理解问题。辩证的总体观之所以极其重要，就表现在这里。“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⁸⁾在他们那里，历史与当下的统一过程，是无产阶级把握历史的总体性原则的过程，也是异化和克服异化的过程。在卢卡奇等人看来，只有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历史才会真正具有现实性，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的阶级，其根本任务就是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和引导社会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最重要的标志不是从眼前利益而是从长远利益出发。对于如何理解人的当下活动，马克思曾说过一段精辟的话:“人使自身作为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实际表现出来……只有通过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⁹⁾由此可见，卢卡奇、柯尔施要求把眼前的一切放到历史的总体中去理解，是继承了马克思的立场。卢卡奇这样赞颂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正统决不是守护传统的卫士，它是指明当前任务与历史过程的总体的关系的永远警觉的预言家。因此，《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正统派及其代表及共产党人的任务的论述并未丧失其意义和价值。”⁽¹⁰⁾

把当前工作与长远目标结合在一起，对当前中国人来说特别重要。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当下只能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符的事情。问题在于，我们在做眼前这一切的时候，千万不能把它们与马克思指引的解放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最终目标相分离。我们一定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不是在某处等待着的无产阶级的天堂，也不是在日常斗争的紧张中能愉快地被忘怀，只有在与日常操劳成鲜明对照的星期日布道时才能被记起的图景，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总是与历史的总体联系在一起，它总是渗透于整个社会历史过程之中。“这种最终目标不是与过程相对立的抽象的理想，而是真实性和现实性的一个环节。”⁽¹¹⁾革命者倘若明白了这一点，就应该善于通过把当下平凡的工作视为历史的总体的一个环节，善于说明当下平凡的工作与长远目标之间的密切联系，来使之获得意义。从表面上看，目前我们所做的事情可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做的没有多少差别，但由于我们有一种明确的趋向性，即趋向最终目标，从而我们所做的事情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的优势就在于这种趋向性，而这种趋向性显然如卢卡奇、柯尔施所说的，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核心内容的总体意识所赋予给我们的。

第二，卢卡奇、柯尔施要求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并要求进行总体变革现实的斗争。在历史的纵向上，他们要求把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成一体，把每一个历史的瞬间都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观察;在社会的横断面上，他们要求把社会的各个方面连成一体，把每一个实际接触到的点都放到社会的整个面上去分析。卢卡奇强调，总体总是相对于部分而言的总体。部分不能够仅仅当作孤立的原子来理解，任何的部分都始终处于与自身密切相关的系统之中。只有把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放到社会总体中去把握，将孤立的事件理解为社会的特定环节时，客观的事实才会自然而然地向我们呈现。他说道:“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¹²⁾总体性原则就是要对社会生活进行整体全面的理解，不能以纯粹自然因素来解释社会。因此，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的范畴。“具体的总体”概念的提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马克思将黑格尔辩证法创造性地应用到现实社会的分析中，将黑格尔“抽象的总体”从天上返回到现实的人间，改造为具体的总体。这样，在马克思那里，总体性就不仅表述为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也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有机整体的认识。柯尔施分析说，“实在”或“社会”是由三个方面构成的:一是“经济”，它是唯一真正客观的和非意识形态的实在;二是“法和国家”，它们并不全是真实的，因为它们被意识形态所覆盖;三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既不是客观的，总的说来也不是真实的，它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扭曲的反映。他强调，按照总体性理论，这三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柯尔施的企图就是要说明这一有机整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卢卡奇、柯尔施基于社会总体论进而提出了总体革命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从来都是总体的全面的批判，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从来都是总体的全面的改造。既然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的各个环节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既然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是多方面的，实行的是总体专政;那么，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也应当是多方面的，无产阶级革命应当是总体革命，即无产阶级不但要进行经济革命、政治革命，而且还要进行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更重要的是，在进行经济斗争时，也应把经济斗争与整个斗争联系起来，经济斗争只有在革命的总体前景中才能获得意义。我国已经推翻了反动阶级的统治，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卢卡奇、柯尔施用总体性原则分析社会，要求对社会现实进行总体性的改造，对我们确定发展什么以及如何发展会有有益的启示。当前我国大力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就是总体的发展观，它要求我们在发展中注意可持续性，即要在推进今天的发展的时候顾及到今后的发展;此外，要求我们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和协调性。应当承认，这种科学发展观是建立在总体性原则之上的，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研究卢卡奇、柯尔施的总体性理论，尤其是通过研究他们如何运用这一理论分析社会现实的，来加深理解和自觉遵守科学发展观。

第三，卢卡奇、柯尔施要求把社会与个人的联系当作是一个关联总体，维护个人自由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合理张力。他们认为，社会和个人的联系以及社会和个人的意义不能割裂开来理解，而必须作为一个关联总体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在社会各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中，最本质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个人与社会的整体联系。卢卡奇指出，用总体性原则观察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一方面不能脱离具体的个人来谈论社会共同体，从而把社会共同体视为可以凌驾于具体的个人之上的抽象物，另一方面又不能撇开社会共同体笼统地谈论个人的自由，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游离于社会关系之外的抽象的个人，所以只有把个人置入社会关系之中，这些个人才是真实的。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理解成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完全正确的。在他看来，只有明白了个人与社会的总体联系之后，才能正确地看待无产阶级政党与单个的工人之间的关系，他反对人为地割裂无产阶级政党与单个的工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支柱，是无产阶级使命的良知。柯尔施更是提出用总体性原则看待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关键是要保持个人自由和社会认同之间的内在张力。正确的途径在于，出发点是个人的权利，而落脚点必须放在共同体上。

萨特继承了卢卡奇、柯尔施将社会与个人的联系当作一个关联总体的做法，并提出用统摄理解方法看待现实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萨特看来，所谓统摄理解，无非就是自己的实在的生活，也就是一种总体性运动，它把自己的邻人、自身以及自己的环境条件集合在正在进行的宏观的综合性统一之中。这样，在萨特那里，总体性原则的现实特征就表现为社会与个人之间一种全新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关系并不是以牺牲个人自由和生活多样性为代价的，相反，对社会的总体认识将有助于个人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促进关系。这种联系有机地结合了个人自由和社会历史的进步。在总体性原则中，个人的自由解放，既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又是社会发展的保障。梅洛-庞蒂用更为清晰的语言表达了卢卡奇、柯尔施关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总体联系的观点。他指出，对于个人来说，社会不是个人遇到的意外，而是人的存在的有机部分;人在社会中存在，不同于物在盒子中存在，人在其灵魂深处承受着社会;不仅个人把意义注入外部世界，而且世界也把意义注入个人;人选择世界，世界也选择人;“我们在一个不可解脱的三角中同世界和其他人纠缠在一起”⁽¹³⁾。所以，要真正知道如何去争取人的自由，就必须理解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中理解自由，那么，这样的自由才是现实的自由。总之，卢卡奇等人关于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论述渗透着总体性原则，了解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解决目前在现代化进程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题。某些西方学者早已看到了现代性的痼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方面面临非人化的极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经受否定一切权威的极端民主化倾向。毫无疑问，这一痼疾也在一定程度上困扰着我们中国人。如何在市场竞争中确立道德规范，如何在满足个人需求时兼顾他人利益，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只有像卢卡奇、柯尔施那样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总体关系，个人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才能保证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既是对社会发展的总体关注，又是对个人发展的人文关怀。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之间协调发展是当务之急。

第四，卢卡奇、柯尔施要求把人本身视为一个总体，实现人的全面的、整体的发展。他们强调必须把总体性原则贯穿到对人本身的认识中去，从而提出了“总体的人”概念，认为构成人的本真性的因素是全面的、综合性的，千万不能用某一特定的因素，如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来覆盖人的全面性，使人变成单向度的、畸型的人。总体性原则并不主要体现在外在于主体的客观事实中，而恰恰是对现实进行理解和把握的具体的人的根本特征。卢卡奇明确提出，人性趋向于总体的存在，人的存在的总体就是人性。这样就把人性与总体性联系在一起。他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许多论述，其要旨就是突出人性的总体特征。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作为目的本身的消遣性劳动。马克思把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直接表述为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人的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等。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既然人的本质是这三种属性的统一，那么，要实现人的本质则务必使这三种属性得以全面发展。就是说，不但要使作为人的自然属性的两大组成部分的体力和智力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而且要使另外两种属性也相互协调地展现和强化。后两种属性的全面发展是与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综合表现和最高指标。此外，马克思还把人的本质与人的需求联系在一起。无疑，人的需要是全方位的、综合的和多层次的，所以，为了实现人的本质，不仅要在广度上，而且应在深度上满足人的需要，即应全面地、综合性地、多层次地满足人的需要。柯尔施指出，不管从什么角度去规定人的本质，所看到的人都是具有无限丰富性的总体的人。从而不管从什么样的角度去探讨人的发展，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人的发展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全面性，也就是使人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得以协调发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对“总体的人”进行明确解释的是列斐伏尔。他指出，总体的人是对无限而言的一个极限;总体的人就是整个自然界;总体的人是生命和主体-客体。这就是说，人正是凭其对总体的渴望，才能与自然融为一体。在列斐伏尔看来，只有真正实现了总体性，才能克服异化。因而他明确提出，“总体的人是消除了异化的人”⁽¹⁴⁾。由此出发，他把实现人自身的总体性当作至关重要的事情。他强调，对于希望真正解决问题的人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努力把握自身的总体性。可以看出，列斐伏尔是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全面的人”的论述来阐述他的“总体的人”概念的。马克思这样说过，“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¹⁵⁾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全面的人”，也就是自己所说的“总体的人”。弗洛姆则愤怒地抨击某些人不仅把人歪曲为只是追求物质享受的人，而且把这种观点强加于马克思。他说，在形形色色的说教中间，也许没有什么观念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念传播得更为广泛了。在有些人看来，仿佛马克思认为人的最重要的心理动机是希望获得金钱和享受，这种为获得最大利润而作出的努力构成个人生活和人类生活的原动力。作为对这种观念的补充的，是下述这个同样广泛流传的看法:马克思没有看到人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对人的精神需要既不重视，也不了解;马克思的“理想人物”是那种吃得好，穿得好然而“没有灵魂的人”⁽¹⁶⁾。因此，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扫除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对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概念的曲解。有些人认为，唯物史观应该是这样一种哲学，这种哲学主张人的物质利益，人对不断增加自己的物质福利和使生活日益舒适的愿望是其主要动力。

总之，卢卡奇、柯尔施等人在把人理解成“总体的人”的基础上，一方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将人扭曲为片面的人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对人必须全面发展进行论证。西方的一些左派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了用总体性原则理解人，把人视为“总体的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意义，这就是:用它来评判当代资本主义，提醒人们对所处境遇的认识;用它作为社会发展目标来赢得人民的支持。实际上，他们的观点对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民来说，同样具有现实意义:有助于纠正种种导致人日益走向片面化的不良行径，提高人们全面地发挥自觉性。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是创造性地运用总体性原则的生动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不是体现在更高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上，而是体现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这种性质与特点，决定了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离不开人的总体性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指导。

第五，卢卡奇、柯尔施要求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视为一个完整的现实的总体，并致力于把人的理论活动与人的实际行为真正统一起来。他们对总体性的追求，归根到底是对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追求。在他们看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构成一个最基本的活生生的总体。如果连这个总体也把握不了，那么，对上述所有总体性的把握，都将成为一句空话。在他们那里，理论与实践的总体性是同主体与客体的总体性、思想与现实的总体性一致的。他们竭力反对离开总体性观点把主体与客体、思想与现实截然分割开来的做法。卢卡奇指出，只要思维与存在还保持古老的固定不变的对立，只要它们在自己的结构中和在相互关系的结构中仍保持不变，那么，认为思维是头脑的产物并与经验对象相一致的观点，就同回忆说和理念世界一样，都是一种神话。柯尔施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决没有关于意识与现实关系的任何二元论的形而上学观点，相反，他们一直反对那种把思想、观察、感知和理解与现实对立起来的非辩证的方法。由于柯尔施断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主客二分，第三国际理论家攻击他是唯心主义的背叛，柯尔施对之进行了反驳。他说，在意识与对象之间划一条严格的界限是十足的常识，是最坏的形而上学。卢卡奇、柯尔施如此坚守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论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指南，本质上是与无产阶级实践分不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的本质是与无产阶级的‘实践的和批判的’活动分不开的:两者都是社会的同一发展过程的环节。因此，由辩证方法提供的对现实的认识同样也是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分不开的。”⁽¹⁷⁾显然，他们所说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不是指理论来源于实践，进而又为实践服务这样一种统一，而是指理论不仅仅反映了实践，而且本身就是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这种把理论与实践视为总体的观点是建立在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不少人尽管批评其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倾向，但同时又承认这是一种深刻的见解。我们也能从中获得某些启示。通常我们之所以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真正的统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总体性观点。如果坚持总体性原则，那就必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立场。我们要记住卢卡奇的这句话:“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社会历史地位的另一方面。”⁽¹⁸⁾我们一定要将现实理解为理论与实践的总体，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积极地参与社会运动，将理论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力量。这对于决心将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人民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49—750页。

(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51页。

(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7—48页。

(5)同上书，第71页。

(6)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1页。

(7)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8页。

(8)同上书，第86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10)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6页。

(11)同上书，第75页。

(1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6页。

(13)Maurice Merleau-Ponty，Th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London，1962，p．454．

(14)Henri Lefebvre，Le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Parise，1962，p．147．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页。

(16)Erich Fromm，Marx’Concept of Man，New York，1965，p．2．

(17)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2页。

(18)同上书，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