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贺陶德麟老师八秩华诞

庆贺陶德麟老师八秩华诞

王炯华

1962年9月，我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从此陶德麟先生成为我的老师。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得益于陶老师者难以尽言！陶老师八十华诞，我躬逢其盛，特追忆往事，以志庆贺。

初识陶老师

我们哲学系67111班是李达校长改革哲学专业的招生和培养方式而从当时中南五省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组成的班级，称为“李达试验班”。李校长给予我们班以特殊的关怀。年逾古稀的老校长，两次来到教室接见我们。他以自己近半个世纪的治学经验，勉励我们学习哲学专业，对我们寄予殷切的期望。在我们进校的头一年，他受毛主席的委托开始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为此他建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带领一班青年教师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他指定陶德麟老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主要执笔人。那时上册唯物辩证法部分正在写作中，陶老师已有了初稿。李达校长为了使这本书写得更适合学生的需要，就要陶老师用这个初稿作我们班辩证唯物主义课程的教材，由陶老师为我们讲授，听取学生的意见。他还派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的李少白、段启咸、司马志纯、曹仁杰、黄德华、陈祖华、尹良荣下班做辅导答疑的工作，其中黄德华、曹仁杰老师还先后担任过我们的班主任。当时我们班29位同学，清一色的男同胞，住新四区九栋四楼的六间寝室，平均每间寝室有一两个老师下来解答我们的疑问，这在当时的武大学生班级中，可谓绝无仅有。

陶老师和萧萐父、康宏逵三位老师是当时哲学系讲课最“叫座”的讲师，被誉为李达的“三面红旗”。萧老师讲课旗帜鲜明，慷慨激昂；康老师讲课旁征博引，妙趣横生；陶老师讲课严谨细致，娓娓动听，还特别善于联系实际，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还有，令我当时百思难解的是，他总是踏着上课铃声进教室开讲，他一讲完下课铃声就响，从无例外。后来我问康老师，陶老师为什么能那么准确地掌握讲课时间，康老师诙谐地说:那是他把手表放在讲台上对着表讲的吧。

1962年12月13日晚上，我们班团支部过组织生活会。我当时任团支部组织委员，请陶老师专门为我们谈谈专业学习的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所说的“一个人一生的时间有限，如果不把毕生的精力倾放在某个特殊领域里，就不会有所成就”。他强调做学问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永不停息。不务正业和浅尝辄止都不行。要培养对专业的感情，对自己的专业要热爱到“入迷”、“上瘾”的程度，要天天接触。他举了许多学有成就的学者为例，生动地说明这个道理。那时我们还只入学三个多月，对哲学专业连门都还没有摸到，陶老师以他自己的治学经验这样地谈专业学习问题，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和鼓舞。陶老师给我们讲辩证唯物主义是每周6节课，连续三个学期才讲完，理论的丰富和分析的细致可想而知。他还主持我们的课堂讨论，引导我们独立思考，畅所欲言，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这些都使我们受到极大的教益。但那时陶老师的其他任务很重，我们个人之间的接触并不多。

“文革”岁月

当时的学制是五年毕业。在我们四年级的时候“文革”突然到来了。因为政治需要，李达校长、何定华副校长和前武大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即被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三家村”。哲学系因为是李达校长在1956年重建的，便被打成“李达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窝”。系主任余志宏、副系主任李其驹以及萧萐父、陶德麟、康宏逵老师都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帮分子”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其他许多老师和干部也被打成“黑帮分子”。到珞珈山来声讨“李达黑帮”的群众一天十几万人，批斗会、控诉会一个接着一个，大字报铺天盖地。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也成了打倒“反革命黑帮”的“动力”，一窝蜂地起来“造反”。

陶老师当时年仅35岁，担任李达校长的学术助手已13年，被视为李达的“心腹”和“干将”，当然在劫难逃，成为“文革”工作队的重点控制和打击对象。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听到“上面”抛出的“材料”，不辨真假，也跟着与这些“阶级敌人”作“斗争”。我就亲身参加过对陶老师的“斗争”。我记得1966年7月4日下午，哲学系打“主攻李达的外围战”，就批斗了陶老师，群起而攻之，逼迫他“交待罪行”。我当日的日记记载:“陶德麟并没有老实，光给自己扣帽子，光交待小问题，光联系别人的问题，而关键性的问题，如他散布任何人都有错误，毛主席有没有错误呀?主席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还有问题等等，就是回避。很狡猾，很有反革命的政治经验。”我当时连李达老校长也打倒，对陶老师自然也使用了这些大为不恭的话语！那些日子里，陶老师和学校所有“黑帮”受到的迫害是今天很难想象的，他们还被押送到东升公社去劳改，陶老师的处境可想而知。

1967年4月，我们同学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怀疑这场“对敌斗争”了。我们发现“上面”抛出的材料有很多是捏造的。包括我们“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在内的群众组织开始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我才重新接触陶老师。从此，我们不仅是师生，而且成了“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5月12日晚上，我们“主义队”几个人去萧萐父老师家里谈情况，陶老师，还有余志宏、李其驹、康宏逵老师也来了。这大概是“文革”中我与包括陶老师在内的这几位我心中最尊敬的老师的第一次相聚，也是我所在的“主义队”为哲学系“黑帮”翻案的开始。

不久，这五位老师组成“钟山风雨”战团，参加为“李达三家村”特别是为李达翻案的活动。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主义队”负责人和铁杆队员与“钟山风雨”五位老师在李其驹老师二区二号的家里几乎朝夕相处，而每到晚上的聚会，除了进行为李达翻案的种种具体活动，还常常漫无边际地神聊。“钟山风雨”五位“战将”，除余主任大概因为是资深高干而不太外露外，其他四位再加上李主任的夫人牟瑞雯老师，都是神聊高手！他们知识渊博，思想活跃，语言风趣，谈吐不凡，对于我们这几位学生，他们漫不经心的神聊，却无异是一场场生动有趣的课目，使我们受到了课堂上受不到的教育。通常是弄完翻案的事，就到了转钟。他们再来一番神聊，兴味未尽，但肚子却饿了。这时，李主任的二姐就去下一大锅面条，翻出牟老师做的上好泡菜，吃完以后，继续神聊，常常到拂晓。我们几位学生，是他们的忠实听众，从中感受到了难以估量的启发，受到了极好的人文素养熏陶。这至少是我在武大哲学系上学六年受教最集中、收获最丰的时段。

然而，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在校内校外都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后来尤其出现了激烈的“龙虎斗”。以数学系“农奴戟”兵团为代表包括“主义队”、“钟山风雨”在内的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一派称“龙派”，以行政大楼“虎山行”战斗队为代表的反对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一派称“虎派”。一时之间，派性分明，森严壁垒，“钟山风雨”被对立派打成“钟山庙”，五位老师被打成“黑和尚”，余志宏主任遭绑架，包括陶老师在内的其他四位也被逼得东躲西藏。1968年春，我也被哲学系对立派无端打成重伤住院，师母吴老师炖汤去当时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看我，在公车上还受了脚伤。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前后，武汉军政当局把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活动打成所谓“‘5·16’的阴谋活动”，把为李达翻案的“李达专案组”打成所谓“‘5·16’组织”，把哲学系打成所谓“‘5·16’窝子的窝子”，陶老师等“钟山庙”的“黑和尚”和包括我们“主义队”在内的为李达翻案的“龙派”又经受了骇人听闻的打击和迫害:监禁、车轮战、拷打、逼供、诱供、指供……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还公然扬言要把陶老师的“两条腿打断”，然后在武汉三镇“游街示众”，“就地枪决”，甚至连他的家属都不放过。那时我已毕业离校，在湖南邵阳县也被打成所谓“‘5·16’大头头”和“现行反革命”，由该县公安局第三办公室立案审查，被内定为枪毙对象。几十年后，陶老师仍然记忆犹新地说到1970年他被打成“‘5·16’分子”而被关押期间，当时管他的负责人王某对他说:“你知道你的同伙王炯华吗，他已经被枪毙了！你不是枪毙的问题，而是要先打断你的腿，然后把你游街示众，再用生锈的刀子慢慢地砍死你！”

1973年林彪事件后，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干预下，李达老校长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1974年1月，武大在九峰山为李达举行追悼会。此时，军工宣队虽然不得不让陶老师“回到教师队伍”，但却仍然警告他:“李达没有问题不等于你没有问题。”他仍然不能为工农兵学员讲课，只能给工人理论班讲课。他的讲课虽然获得了掌声，但仍然是不能被表扬的。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他去北京参加纪念毛主席的“两论”发表40周年的讨论，1978年中国社科院邀请他去参加真理标准讨论会，人民出版社请他修订《唯物辩证法大纲》，都受到当时学校领导的百般阻挠，都是经过艰苦的斗争才成功的。1978年提副教授也没有他的份。这种做法激起了全国学术界的义愤。1980年以后他才“彻底翻身”。

对我的两次报考的帮助

1974年4月，我调入衡阳某厂子弟中学任教，开始与陶老师建立通信联系。到1981年我调入华中工学院，我所保存他给我的信竟达30余封。

1977年10月7日，我给陶老师去信。17日他给我回信，说他9月中旬去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毛泽东“两论”发表40周年理论讨论会时去看望了李达老校长的夫人石曼华同志。石老从我的信中知道我做了胃切除手术，很关心。陶老师在信中说“她要我把一个单方抄寄给你，现寄上，不妨一试”。还说:“在你那一班同学中，我对你的印象是最深的。你朝气蓬勃，富于钻研精神，作风正派，是一个很有为的青年，这是我经常和一些同志谈到的。现在你虽不在高校或科研机关工作，但在工厂接触实际，又有一定时间阅读书，条件也不算差。锲而不舍，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3月21日，我看到报载关于进一步放宽研究生报考年龄的规定:“凡是1938年3月1日后出生的人均可报考。”1941年1月出生的我跃跃欲试。但是，此时已临近5月15日的考试时间，困难很大，特别是外语从1963年结业后就荒废了。我当即给陶老师写信，想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他回信说:“我完全支持你报考研究生，对拟选的专业(按:辩证唯物主义)也无意见。但希望你不要报武大，这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你可以报社会科学院、北大或其他学校。以你的素养，相信你能够如愿。”第二天，我即填写了报名表，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辩证唯物主义专业。

6月24日，我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复试通知。初试成绩是总分277，我最担心的外语也得了88分。厂里、学校、同事、朋友也都很高兴，我自己也向陶老师等师友写信“报喜”。

7月3日复试。6月27日我乘火车北上，我先在武汉下车去看一别十年的陶老师。当晚7时我来到陶老师家。陶老师和师母吴老师，还有师太，都很高兴。陶老师还陪我去看了李其驹老师和师母牟瑞雯老师，“共话十年离别，甚是有趣”。回到陶老师家已经很晚了。当时陶老师一家三代五口，住在狭窄的两室一厅里。师太说:今晚东辉(这是我在“文革”时用的名字)跟陶老师睡床上，吴老师睡沙发。我和陶老师一直聊到深夜2时20分。第二天上午，李其驹、萧萐父老师，还有师母卢文筠老师来到陶老师家，为我复试作指导。陶老师还给在哲学研究所工作的张琢系友写信，嘱他设法解决我复试期间的住宿问题。

复试后，在哲学研究所工作的师兄张浩告诉我:从初试、复试以及各方面情况综合考虑，录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陶老师、萧老师也给我所报专业的指导老师或写信或面谈，竭力推荐。但是，最后却因“政审不合格”未被录取。平心而论，我是新中国成立后才上学的贫下中农子弟，当时的工作表现也不错，为何竟政审“不合格”?后来才知道，问题正是因为“文革”我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立案审查过，当时的武大哲学系负责人听说我报考了研究生，且还到北京复试，便把整我的一大包“文革”期间的“材料”寄给了哲学研究所。

1979年12月上旬，陶老师等在长沙联系《李达传》与《李达文集》的有关事宜，同时与省委宣传部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商洽借调我参加《李达传》的编写工作，但未获成功。

1979年12月上旬，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省、市、区社会科学院将于1980年5月统一招考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那时，我虽然心动，却未敢妄动。因为所招考的资历最低的研究人员也是实习研究员，我连研究生也没有考取，能报考实习研究员吗?并且要求年龄是35岁以下，我也失去了年龄资格。要报，就只能报考助理研究员。这对我来说，特别需要勇气，并且报考时，还要求交专业论文和外语作文各一篇。

我先开始撰写《试论一多问题》的文章，准备报考助理研究员。我给陶老师写信，12月28日，陶老师回信不仅详细解答了我的“一多问题”，而且对我报考助理研究员极表赞成:“你报考助理研究员我极赞同。若非十年‘大革命’之赐，你本来早该是讲师了。现在不过‘东隅已逝，桑榆未晚’，何‘冒昧’之有?即使不成，也是锻炼。何况你的水平比我校这次新提的‘讲师’(至少是其中的许多)强多了，大可一试！在借调事未解决之前，我意你以全力准备应考为宜。”他还安慰我说:“借调事未成，并无什么了不得的原因，我们将再作努力。”

5月底在长沙考完后，7月下旬，我给《哲学研究》编辑部师兄章绍武写信打听考试成绩。他回信说“因为今年考试，概不公布分数”，他无法打听。“不过，据我们所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说，你的考试成绩还可以，取录可否，请稍等待。”8月25日，才从我大学同班同学也是这次参考的“同年”何畏来信中知道他将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录取的消息。我一方面对他表示祝贺，一方面感到自己“凉菜”了。28日，收到他的回信:“凉菜”纯属无稽之谈，根据成绩和考察的情况，“还是在录取之列”。9月14日，又收到他11日来信:“湖南分院的同志告诉我，你考试成绩很好，除外语外，其他各科都在80分以上，平均成绩超过了录取分数线。社会科学院决定录取你，现正进行调阅档案及体检工作。”这对我来说，自然是喜从天降！我立即给陶老师等师友写信。20日，收到陶老师16日回信说:“刚才收到你9月14日的来信，高兴的程度也许不下于你本人，故特地放下正在赶写的稿子，写几句话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有志者事竟成’，这次的成功也是对你百折不挠的努力的应有报偿。你方在盛年，前途是未可限量的。”这无疑是对我的鞭策和鼓舞！

9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潘声浩同志专程来厂审档，找我本人谈话。告诉我已被该院录取，将于10月中旬发录取通知。他还告诉我，此次社科院从500名考生中招了100人，其中哲学研究所招14人，在湖南只录取了我一人。我将此消息告诉陶老师，9月24日，他回信说:“喜闻佳讯，无任雀跃。”

政审和体检都顺利进行了，11月22日，陶老师给我的信还提到他已请哲学研究所的朋友对我“去后的工作安排多多照顾”。然而，我就是迟迟收不到录取通知。陶老师劝我“不必焦急”，“大概用什么‘政审’之类的东西把人卡掉的事是不大可能发生了，至少哲学所不会干这种事”。

最终还是因为当时家属户口和住房问题，我与哲学研究所又失之交臂！22日，石曼华老师给我回信说，她亲自去社科院找了哲学研究所人事处负责人。负责人说研究人员带家属问题今后不好安排，在三四年中都难以解决，外地户口进京也很困难。他们想办法把我安排到湖南或湖北的社会科学院，由他们接头。

其间，我已经联系好去正在筹备恢复的衡阳矿冶工程学院任教。这时华中工学院成立了哲学研究所，先师李其驹先生任所长。12月9日，他给我写信说:“我和陶老师商量，很希望您能来华工，似乎比去北京或留湖南为好。李少白同志早已去华工，现任华工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副主任。我已托他将您的情况转达华工的领导，同时解决您爱人的调动，现在主要看您个人的意见。”并说他11日去北京处理《李达文集》事宜，“如您同意去华工，可速写信至石曼华同志处转我，我在京找社会科学院商量，由该院证明您考试成绩符合录取助理研究员，因家属进京有困难，本人愿意去华中工学院，他们表示同意。这样，华工就可据此确定您的职称。给我来信时，您可附上一封给社会科学院有关单位(即负责招考单位)的信，表明您个人的上述要求，便于我前往交涉。”这对于我，真是天上掉馅饼！我分别给李老师和陶老师写信。18日，陶老师回信说当即把我给他的信“转给了少白同志，请他从速办理”。19日，李少白老师回信说他收到我的信后“立即向院领导做了汇报，院长朱九思同志对你愿来华工表示很欢迎，并要人事处进行具体联系”。

1981年4月，我终于在不惑之年举家调入华中工学院。这无疑是我人生事业最重要的转折。而陶老师为我的两次报考特别是改变我命运的第二次报考费心尽力，正是师恩如天，没齿难忘！

对我的研究与写作的帮助

1976年中国政局大变动后，我在工厂任教，开始重新读书，写些小评论，有时还写点不大像样的论文。远在千里之外的陶老师十分关心我的写作，向有关学术期刊和大报推荐我的文章。虽然那些报刊的编辑认为我的文笔还可以，甚至因为陶老师的关系，还曾考虑调我去工作，但毕竟我的那些文章跟不上形势，或者说，水平不高，只是业余小人物的习作，即使是陶老师推荐，也是“屡战屡败”，没有一篇被采用。

陶老师还不厌其烦地对我撰写文章提供帮助。1979年12月，我报考助理研究员，撰写论文《试论一多问题》，我写信向他求解“一”与“多”。28日，他回信专门就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相关部分作解说:“按柏氏(按:柏拉图)的意思，任何事物都是‘一’(如苏格拉底是一个人)；任何事物也都是‘多’(如苏格拉底有许多肢体、器官特质等等)。通常的人(即没有哲学素养的人)谁都知道这一点。可是，他们把对象看成‘一’的时候，就忘记了它是‘多’；反之亦然。他们以为‘一’和‘多’是两码事，是从不同的关系来考察同一事物的结果。所谈‘表象和语言就往返于这两种思想’(指‘一’与‘多’)，大概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柏氏认为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是不高明的，是‘空的辩证法’。他认为真正困难而有意义的工作是‘把这两种思想(指关于‘一’的思想和关于‘多’的思想)合在一起’，即看到‘一’和‘多’是对立的统一。‘一’与‘多’并不是各自处在不同的关系中、不同的意义上说来才成其为‘一’与‘多’；恰恰相反，‘一’正因为有‘多’才成其为‘一’(如果没有苏氏的肢体、器官、特质等等，苏氏就不成其为苏氏这一个人)，‘多’又正因为有‘一’才成其为‘多’(如果苏氏的肢体等等脱离了苏氏这一个人，它们就不是本来的肢体了等等)。‘一’与‘多’都因对方而存在，都因同对方的关系(这是同一个关系)才存在，它们构成了矛盾的统一体。这样看问题才是真正的辩证法。Hegel对Plato的这种讨论(以及整个Plato的哲学)显然是评价很高的。列宁不满于黑氏对柏氏的过分吹捧，但柏氏的这一思想——至少是如黑氏转述的——的合理成分，看来列宁认为是有价值的，否则为什么特地加以摘引并批上‘注意’呢?”他写了这么多，仍不放心:“为准确计，你可写信请教陈修斋老师和杨祖陶老师。”

陶老师收到我的论文后，1980年1月25日又回信说:“文章我仔细看了两遍。我认为有新见解，材料和观点的统一也处理得较好，逻辑性较强，有现实意义，可以拿出去。缺点是文字嫌啰嗦了些。按现在的内容，似可压到万字以内。这样不仅不会影响内容，反而会使人看了一目了然。但我目前确抽不出时间修改。有两个方案:(1)由我将此文立即送《江汉论坛》；(2)由你修改后(主要是压缩篇幅)再寄我转《论坛》。何者为好?请速函告。稿子暂留我处，如需寄还，亦望速示知。一切以有利于你的考试为原则。”信尾“又及”:“写完上面的话之后，我又改变了想法，决定立即将稿子寄《论坛》，并附上我的意见。如果他们觉得可用而又并不嫌长，更好；如觉得基本可用但需修改，会告诉你如何修改；如觉得不便刊用，也省得你白花气力去修改、誊抄。这样可以节约时间精力。”

仅就我的这一篇后来并未发表的文章，陶老师倾注了多么大的心力啊！陶老师对我这位学生之有求必应，可见一斑！

1981年调入华中工学院后，我深知自己的外文和古文都不足以支撑我的学业和研究，我决定把自己的研究定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并且将李达研究作为我研究定位的突破口，进而扩展到近现代中国哲学。陶老师，还有李其驹老师都支持我的这个研究定位。

1982年，我发表在《华中工学院学报》的第一篇论文《我国早期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优秀著作——读李达同志〈现代社会学〉》就是经陶老师修改的，连题目也是他定的。

1986年5月，陶老师知道我在撰写《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一书，他特别提出要注意增加侯外庐对李达的高度评价。他还主动和湖南出版社联系出版，11日，他给在该出版社工作的系友曾详虎写信说我“是李达同志亲自授课的试验班的优秀学生之一，对李达同志有直接的了解。在‘文革’中受到牵连，受到很严重的打击；后来又为李达同志的平反昭雪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他的这部书稿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很有特色。我想李达同志是湖南人，如能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将比别的出版社更为合适(作者王炯华同志也是湖南人)”。并说“湖南人民出版社数年前即约我和其他同志撰写《李达传》，一直未能完成，深感歉疚。这本书如能在贵社出版，也可算是一种弥补”⁽²⁾。

拙著后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受稿出版，陶老师又应出版社之请，于8月10日写出“审稿意见”:《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是有显著成绩的。本书稿材料翔实，分析周到，有不少新见解。目前还没有一部可以与本书稿相当的阐述李达哲学思想的专著。本书稿如能公开出版，必将在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作者的某些论点未必是学术界‘公认’的，但我认为，只要言之有据，就不必磨掉棱角。当然，由于研究的课题涉及的方面甚多，情况复杂，作者还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作出深刻的分析，所以书稿也还只能算是初步的成果；但毕竟是难能可贵的一部专著”。

2002年12月21日，陶老师又为我2001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李达研究”的最终成果《李达评传》书稿从两个方面作鉴定:

一、选题意义重大。李达同志是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毕生的活动都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和中共党史密切关联。科学地剖析这个人物，对全面深刻地把握中国现代思想史和中共党史都是不可缺少的。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对这个人物重视不够，误解甚多，甚至一些关键性的史实都未能弄清。这不仅使对李达个人的评价有失准确，而且影响到有关历史陈述的真实性。“文化大革命”中强加于李达的大量不实之词，更使他的真实面貌蒙上了烟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达同志得到了平反，四卷本《李达文集》得以编辑出版，许多研究文章和《李达传记》等专著相继发表，近年来的党史著作和文艺作品(如电视剧《开天辟地》等)也对李达的历史地位作了更接近真实的表述。应该说情况有了很大改变。然而，把李达毕生多方面的活动放在历史全局中加以系统考察并作出全面评价的专著，似乎还没有见到；有些重要史实也尚未披露，以讹传讹的说法也尚未澄清。因此，对李达的深入研究仍然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课题。《李达评传》在这方面确有新的进展，我以为是值得重视的。

二、书稿优点突出。(1)《评传》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力图全面论述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史上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法学、史学等诸多领域中的开拓奠基的作用，以及他在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和教育理论上的贡献。这是迄今已有的论著未能讲透的。(2)与此相联系，《评传》以确凿的材料澄清了在许多党史回忆材料中严重失实的问题，以及在其他至今还不甚清楚的问题。例如，李达在建党前后是否主张过“合法马克思主义”?李达在建党时的实际作用如何?李达1923年离开党组织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李达在离开党组织以后的政治态度和表现如何?李达在白区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做了哪些工作、作用如何?李达的理论工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关系如何?李达重新入党后的活动应如何评价?李达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如此等等，《评传》都给予了合理的说明。(3)《评传》对李达的评价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他的贡献和失误、优点和缺点能秉笔直书，给予较客观的论述。

因此，我认为《评传》是一本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尽管其中的某些论断不一定为学术界普遍认同，但作为持之有据的一家之言，不仅不影响其价值，而且对推动进一步的研究大有裨益。

陶老师的鉴定无疑直接促成了我的项目的结项。

2006年9月，我撰写《李达“三家村”案四十周年祭》一篇长文，发表在北美《华夏文摘增刊》第523期。我电邮给陶老师，9月4日午夜，他回信说:“《三家村》文刚才匆匆看了，觉得很好。现在能写出这篇文章的恐怕全世界也只有你一人了(你手头还存有《武大三家村案》吗?我们的都被没收了)。为了让世人了解历史真相，保存一份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你立了大功。”

我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陶老师不只是对我特别关心，对其他学生以及与他并无师生关系的后辈也总是关怀备至，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给予帮助支持，这种甘为人梯的精神使学术界的许多中青年非常感动。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对在“文革”中对不起他的人，包括批斗过他、抄过他的家、管制过他甚至殴打过他的人，他也毫不计较，还安慰他们，劝他们不必把过去的事放在心上。他在任系主任和校长期间与他们合作共事得非常融洽，有不少人还得到了提拔。其中，有的人为职称、子女上学等问题求助于他，他都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样的胸怀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的。

现在，陶老师八秩华诞，我亦七十初度。作为他的老学生，想到他对我近半个世纪的耳提面命，他对我的种种关爱，心情十分激动。正是:

珞珈四十七年前，试验班上师生缘。最使学生感佩处，道德文章是双全。“文革”患难共经历，还曾与师抵足眠。耳提面命师恩重，愿师健康越百年。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