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战

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之路走得并非一帆风顺。在与实用主义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进入实践阶段又遇阻碍。这次它面对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论战的实质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1920年9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行程遍及大半个中国。罗素给中国提出的社会改造方法是:发展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当时被称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张。罗素来华，在国内激起一股温和的改良思潮，《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首先从理论上响应罗素。

1920年11月，张东荪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他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提出了他关于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改良主义的主张。1920年12月至1921年2月，他又在《改造》、《时事新报》上先后发表了《现在与将来》、《社会改造与政治努力》、《一个申说》等文章，公开表明自己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立场。在此期间，梁启超、张君励、徐六几等人也纷纷撰文，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在张东荪等人抛出基尔特社会主义观点的同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达、陈独秀等人也纷纷撰写文章，予以批驳。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就此爆发。

此次论战历时将近两年，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中国的根本出路问题

中国的根本出路在哪里?要不要搞社会主义?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张东荪基于他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立场，认为这些问题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主要症结来回答。在他看来，“中国的惟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除了在通商口岸和都会的少数人外，大多数中国人“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之滋味”。因此，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开发实业，增加富力，“使广大未过过生活的人，都得过着人的生活”。在张东荪看来，照中国现在的情形，还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什么采取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处处都显得不够。⁽²⁾张东荪的这一番看法，是针对当时已获得初步传播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在他的意识中，在中国谈论社会主义是好高骛远，不合时宜。他反对别人谈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但他本人却对资本主义津津乐道，抱着极大的兴趣，他所谓开发实业，增加富力，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如他说:“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³⁾对于张东荪的这一看法，梁启超表示了由衷的赞同，他在一篇文章中附和道:欲拯救中国，必须首先发展实业，发展生产，而发展生产“什中八九，不能不委诸‘将本求利’之资本家”。⁽⁴⁾

如上所述，张东荪等人主张中国必须首先发展资本主义观点的另一方面，就是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们依据庸俗进化论认为:社会的发展只能是渐进的，中国必须跟随在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亦步亦趋，否则便是东施效颦，反现其丑。如他们声称:“原来社会的进步，是走的，不是跳的……无论什么制度，不是历史上发展而来的都没有基础，都靠不住。”“譬如共和政治，中国是学人家步的，其实一般人民，并不懂得，也并不曾要求，因此就弄得这么糟透了，今后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也是学人家的步，其结果也要和八九年来的共和政治一样的糟，或者还要厉害一点，亦未可知。”⁽⁵⁾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认为社会只能改良而不可实行革命的庸俗进化论观点，其实质是认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只有等待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才可能有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对此，张东荪本人还有一段补充，他说:“凡要实行一种主义，首先都要有一个阶级方面的基础。如民主主义的基础是市民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无产阶级。就中国目前而言，工人阶级不仅人数太少，而且阶级意识亦未产生。因此，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甚至认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才刚刚够格，资产阶级也未完全自觉，人们对社会主义是没有权利问津的。他说:“现代只能谈到改良活动者的生活状态，而不能发生社会主义的运动……而况现在中国市民阶级方在自觉而未觉之间，正想创造成一个阶级，则劳动阶级比较知能低下，当然自觉更要迟一步了。”⁽⁶⁾

张东荪等人的上述观点集中到一点，就是认为发展资本主义乃为中国的根本出路，中国现阶段还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简言之，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一观点刚一出笼，立即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驳。在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的当天，李达便写作了《张东荪现原形》一文，予以回击。随后不久，李达又发表了题为《社会革命底商榷》的文章，进一步从理论上批驳张东荪等人观点的荒谬，揭露其假社会主义的面貌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实质。

李达首先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阐述了社会革命的根源问题，指出: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从根本上讲，主要根源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而要求必须变革生产关系时，便必然发生社会革命。在现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因而它必然要被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针对张东荪等人的社会改良理论，李达指出，这实际上是用主观臆测来代替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的发生，决不是从理论中演绎出来的，而是从社会的客观运动中产生的。“社会构成的基础，成立在支持人类生活的物质生产和生产交换之上的。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简单地说，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⁷⁾这一观点，揭露张东荪等人社会改良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实质，揭示了社会革命发生的客观根据与历史必然性。

李达还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现状，说明了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基础与物质条件问题。为了证明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张东荪等人否认中国存在着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存在的事实。在他们看来，中国尚未“演成资本劳动之两大阶级”，“未发生阶级战争”。李达以唯物史观作为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社会阶级的构成，以事实驳斥了张东荪等人的谎言。他指出，对于中国社会阶级的状况，必须从世界范围的角度来考察。在当代，中国已成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竞争的焦点。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境内的资本家是国际性的，全国四万万人都是无产者，人数众多的流民实为实业后备军，他们深受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军阀的压榨，如果能得到相当的团体训练，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产业工人。“所以，就中国说，是国际资产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⁸⁾李达不仅依据唯物史观的原理，从国际环境和经济根源上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阶级对立的基本事实，断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中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说明无产阶级是推动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决定力量，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明确指出中国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实行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总之，在李达看来，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而中国也具备走向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和物质条件。

第二，关于社会改造的方式问题。张东荪等人不仅认为中国的出路只在发展资本主义，否定实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与可能性，而且认为中国的问题只能通过“温情”的改良而解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革命，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斗争。

在张东荪看来，中国的大厂主大商人根本算不上真正的资本家。他们在外国资本的重压之下，勉强得以生存。如果反对他们，便在实际上帮助了外国资本。据此，他提出要以一种“温情”主义的办法来处理今日中国的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通过重新制定分配制度来缓和它们之间的矛盾，进而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梁启超也声称，对于国际帝国主义而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受压迫的。不仅中国的工人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就是中国的资本家、商人也在帝国主义的竞争之下焦头烂额。因此，把他们称作资产阶级而视为革命的对象，对其实行总攻击，在良心上实在不忍。在他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实“相依而不可相离”，相互之间不应有任何的分歧和对立，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外国资本主义。他有时也会谴责资本家，但那无关痛痒，实质上还是要求无产阶级要“矫正”对资本家的态度，首先肯定资本家发展了生产，具有“使多数游民得有职业等功德”。然后，再恳请他们不要把工人剥削得一干二净，“对于劳动者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知识之给予，皆须十分注意。换言之，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间离不至大甚也。”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问题，阶级间的矛盾与冲突，皆应以“协调”方式来解决，绝不能通过激烈的革命手段来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对立。

与这种“温情”主义的改良论调相适应，张东荪等人极力反对中国人民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他们看来，“苏俄的社会主义是畸形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有化即是官僚化，其结果必然是使劳动者受尽一班官僚的压迫和掠夺。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对德国社会党的议会道路交口称赞，认为这乃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值得中国仿效。如张东荪就声称:德国的社会变革方式才是正常的，而俄国十月革命则是非正常的，畸形的方式，“德为常，俄为变”。两者虽有长短，但相较之下，仍属德国的道路更有普遍意义。

张东荪等人关于中国社会改造方式的这种种主张，实际上是以进化代替革命，以阶级调和来代替阶级斗争。他们关于通过矫正资本家来解决阶级斗争、阶级冲突的方案，不仅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而且是一剂麻痹无产阶级的迷药。因此，它遭到李达的重点批驳。李达指出，依靠这种温情主义的方法是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因为它试图通过资本家来“矫正”资本家本身。事实上，资本家都是唯利是图的，他们不可能发善心来帮助劳动者。同时，无产阶级也不会乞求资本家的仁慈。“贫人丐富人恩惠以谋生的运动，只可以说是乞丐的社会主义运动。”⁽⁹⁾真正的社会主义，绝不可能通过温情主义的方式来实现，只有依靠劳动群众采取最猛烈、最普遍和最有效的非妥协的阶级斗争，即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这不仅因为劳动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不可调和的，而且因为资本家阶级不可能自我矫正。“他们宽待劳动者，无非是免得受罢工的损失，而可以安稳的扩张资本势力，换句话说，那是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况且谁可以矫正资本家?国家是受资本家维持的，绅士式的知识阶级是受资本家豢养的……要想在温情主义之下使劳动者觉悟，是不明社会问题的真相。要想由资本主义而温情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不明欧洲社会进化的过程。”⁽¹⁰⁾

总之，在李达看来，张东荪等人的温情主义，不过是主张借资本家阶级的国家立法，施行几项“温情”的政策，略略地缓和社会矛盾，并不想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其实质乃为于现实根本行不通的社会改良主义。

基于上述认识，李达重申了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必要。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运动可以有多种形式，如“议会主义”、“劳动运动”和“真接行动”。其中第一种已在欧美国家实践过，并没有取得什么结果。这是因为议会主义“不过要求资本家阶级的政府行使社会政策倡办慈善事业罢了。社会根本改造事业，永远不能达到”。⁽¹¹⁾在议会中，无产阶级要贯彻自己一点点政治主张，都必须与资本家妥协。其结果，至多能够得到一个非驴非马的政策法案。第二种，即“劳动运动”，实际上就是组织工会进行一般的斗争。在一定的情况下，这种方式是必要的，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和最有效的手段，并且只适用于工业国家。第三种方式——“直接行动”，有两种，一种是工团主义的总罢工，一种是俄国式的革命运动。前者只适用于工业发达的国家，而后者则更适用于农业国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因此，“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¹²⁾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后结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应“根据现在的事实，定出‘到自由的路’底第一步……这‘到自由的路’底第一步，据我所知，就是赤俄同志所走的那一步。”“要救中国社会，应当实行社会主义;要实行社会主义，应当先实行生产社会化;要使生产社会化，必须借助政治权力;要借助政治权力，必须先干革命;要干革命，必须先大家努力宣传，准备实力。”

李达对张东荪等人假社会主义的批驳，揭露了他们所宣扬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实质，同时也揭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仅进一步传播了唯物史观，而且把科学社会主义也同时介绍给了中国人民。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李达的文章对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规律还缺乏认识，对中国资产阶级也没有做出更具体的分析。这种状况，在马克思主义初传时期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问题是在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得到纠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