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主题的转变轨迹

一、人学主题的转变轨迹

我们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是一个发展性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人学，而且也包括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在某些理论观点上、战略策略上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诸多不同，但其还是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时代特征，提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问题，把对人的研究引向深入。从此意义上说，经典的和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发展链条。

在马克思刚刚从事理论创作的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人学基本上是被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统治着。不管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虽然对人的认识不乏闪光之处，但在对人的基本理解上始终没有走出严重的误区。由于在历史领域一直是被唯心史观所把持，因而有关人的研究也不可能摆脱这一窠臼。唯心主义把人的本质看作是理性和自我意识，人类历史不过是理性和自我意识实现的历史；旧唯物主义则用纯粹自然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把人的本质仅仅归结为自然性和生物性，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理解为合群性和“类特性”。正因如此，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人学理论笼罩在浓厚的迷雾之下，不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马克思在其早期的理论探索过程中，经过科学实践观的创立，既实现了哲学上的一场革命，也实现了人学上的重大变革。马克思紧紧围绕人的实践活动所作的各种探讨，不仅是对唯物史观的深刻阐发，而且是对人的问题的科学解释，由此奠定了人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有关人性、人的本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基本问题的阐释，就是人学的基本观点，阐明这些基本观点就是当时人学的主题。正是借助实践观以至整个唯物史观，马克思一步步解开了人的奥秘，从而破天荒地廓清了以往人学理论上的迷雾，使人学变为科学。

在这种奠基性的工作初步完成之后，马克思在人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循着争取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这一指向，集中探索人的解放道路问题。从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马克思在长期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无产阶级的命运以及实现途径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入研究，认为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解放，这就是要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因此，对革命问题，即人的解放道路问题的探索，便成为马克思这一时期人学的主题。

19世纪70年代中期后，马克思一方面继续写《资本论》，关注对资本主义发展实际状况的研究，另一方面又用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研读人类学、历史学著作和资料，并写下了大量重要的笔记。这些笔记虽然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但其人学思想还是非常丰富的，不光深化了原来关于人的认识，而且通过对古代社会文化的研究，对人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见解，如关于人类文明的进化、亲属制度和家庭制度的演变、氏族的产生和发展、民族之间的交往等的概括和理解。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原有理论的深化与发展，其人学主题并未改变。

马克思之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片面性的理解和发挥，乃至把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变成了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到了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开始翻到新的一页。卢卡奇、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总结西方20年代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作了新的发挥，认为革命不再是人的解放的实际道路，而阶级意识的觉醒才是重要的途径。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人是社会的主体和中介，社会变革必然要依赖于主体的能动作用，依赖于意识结构的变化。20年代西方革命的客观条件并不是不具备，而失败的根源恰恰在于主观条件不成熟，缺乏相应的思想准备。这样一来，自然就把人学的主题由“革命”转到了“主体性”问题上。卢卡奇认为，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关键是要使无产阶级消除“物化意识”，增强“阶级意识”，因为只有这种“阶级意识”，才能使人从沉睡中觉醒过来，成为改造社会的能动力量。在当时经济决定论占据统治地位、工人阶级意识消沉的情况下，这种思想的提出和传播确实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卢卡奇片面地夸大了“主体意识”、“阶级意识”的作用，把解放主要寄托于主体性的意识，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偏颇的、不切合实际的。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人学的主题又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这就是从人的主体性深入到人的心理结构。这种转变的缘起，并非是一些人的心血来潮，而是由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引起的。赖希和弗罗姆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认为，法西斯主义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不仅仅是希特勒及其帮凶追求权力意志的派生物，而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倾向或性格结构在政治组织上的表现。尽管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机制分析方面的价值仍是不可取代的，但它还是缺少对人的心理机制和个性结构的分析，缺少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媒介的认识。而要真正建立一种完整的人性及其解放的学说，就必须把心理过程的认识和对社会过程的认识综合起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怎样进行这种综合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引进“性格结构”这一概念，因为“性格结构”的分析既注意到人的生物因素和心理因素，又顾及外部的经济政治因素，因而可以克服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各自的弊端，各取所长。他们自认为“权威性格”理论就是对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深刻分析。当然，这种分析最终并未获得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上的振兴代替了政治上的战乱。但在西方经济平稳发展的情况下，由于“消费控制”的影响，人性的发展又受到了严重的扭曲，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用消费把有效的控制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中，通过对个人需要及其满足的操纵，扼杀了个人发展的可能性以及人们在主观上超越现状的能力。按这种方式塑造出来的现代人，按马尔库塞的话说，纯粹是“单面人”，即只知物质享受而丧失精神追求的人，只是被动接受而没有主动创造的人，只能屈从现实而不能批判现实和改变现实的人。这样的人，显然不会得到彻底解放。列斐伏尔、马尔库塞等西方学者，对此深表忧虑，并为呼唤“新人”的出现而不懈努力。因此，“实现人性的全面复归”，造就一代“新人”，便是他们在人学研究上所确立的主题。马尔库塞的“单面人”和“大众文化”批判、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消费控制”批判等，中心就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可惜，他们所设计的文化革命战略只是停留在文化层面上，而对实际生活并无多大影响；同时，离开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片面地去强调“人性的复归”，这在理论上也是软弱无力的。

从人学主题的转变轨迹可以看到，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它们在人学的指向上，都提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但在具体实现解放的方法、道路上，却是大为不同的：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人的解放主要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改变外部条件来实现；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里，人的解放主要通过人的内心世界的变革来实现，其变革的基本图式是：“阶级意识”的觉醒→“心理结构”的改变→人性的整合或“人性的全面复归”。这种差别既反映了时代课题的差别，也反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认识上的差别。如何看待这种差别？我们认为，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基本观点带有很大局限性，其解放人的具体办法也有较多缺陷，但提出的向题、观察的视角、探求的思路则是值得注意的，它向我们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应当加强的环节。对人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无疑会有助于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