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主题的社会历史向度

二、经济伦理主题的社会历史向度

在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即使是现代经济生活本身的伦理维度也必然地发生着某种历史变迁，它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很多变化。这些新的变化，我们还研究得很不够。举例来说，今天恐怕很难仅仅用“勤勉”或“节俭”等来讨论消费主义时代的经济伦理了，因为时代状况已经和早期资本主义精神所体现的方向相当不同了。这里的问题不仅是对传统的、前现代伦理的摧毁，更主要的是，随着现代经济学所预告的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经济生活的伦理维度本身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另一方面，是资本的原则在完全不同的非西方的民族或文化样式中如何贯彻、如何体现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涉另一种意义上的经济伦理的变迁，实际是牵涉另一种关系的具体化。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当今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西方，现代经济生活最终决定性地摧毁了传统的伦理纽带，但这只是在其文化——首先是并且特别是其宗教与哲学——的条件已经趋于成熟亦即在其充分准备好了的情况下才是如此。与此不同，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伦理的、半伦理的、宗法的、半宗法的关系纽带不仅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而且其依然活着的文化精神还强有力地供养和支持着这种关系纽带。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事情并不是资本的进入即刻便能够成功地瓦解先前的传统，而是这种传统本身开始与资本的原则保持一种张力，并在两者之间进行独特而紧张的调整。那种完全撇开现实的文化传统而来设想资本逻辑的观点，也许在纯经济学中是可行的，但在经济伦理学中一定是极其天真的。须知在西方，那种为现代经济生活提供精神文化准备的条件乃是通过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化来完成的;但即使仅就西方而言，有差别的文化传统依然是在经济生活的伦理后果中重要地起作用的因素。

这就使我们初步接触了所谓“社会现实”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乃是经济伦理学必须首先深入思考和认真把握的根本问题。在当下的许多经济伦理学(乃至于一般社会科学)的讨论中，真正的社会现实实际上根本没有积极地呈现出来，相反倒是严重地被遮蔽的。不久前有一个关于“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的研讨会，一位发言者开宗明义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公民，每个公民都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也是公民，所以企业家也要承担社会责任。这样一种表述，也许从道理上来说是不错的，但实际上却是非常抽象和空疏的，与真正的社会现实全然无涉。我们是否追问过，在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方始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而每一个个人方始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离开了社会现实，这样的问题就回答不了，甚至根本都不会被提出来;由此而得出的伦理结论，无论听起来多么美妙，多么崇高，实际上却是完全脱离现实内容的空洞口号和抽象教条。

因此，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方面，如何以社会现实的发现作为它的出发点，如何以绽露、揭示和把握这一现实作为它的根本任务，乃是我们首先必须予以考虑的。这种考虑的重要性，可以用如下的问题较为直观地提示出来:我们在这种伦理学的研究中，如何能够避免康德式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如何能够避免费尔巴哈式的、内容方面的“惊人的贫乏”?经济伦理学就其本身来说颇为独特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在特定的研究中或者更接近于经济学，或者更接近于伦理学。但无论是何种情形，只要它的开展与社会现实分离隔绝，就会在经济学方面导向一种完全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就像它也会在伦理学方面导向一种抽象空疏的道德命令一样。恩格斯在讲到黑格尔哲学的遗产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时，特别提到了康德道德哲学的软弱无力以及费尔巴哈伦理观点的极度贫乏。对于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来说，这是两种基本的危险。这样的危险纯全出自对社会现实的遮蔽，因而要避免这样的危险，就必须回到社会现实本身。也就是说，揭示和把握社会现实，并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去。